嵇天雨 马文文 贺 佳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1430）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元明清戏剧、小说中也有很多对于美好爱情的描写。由于受到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元明清三朝文学在爱情描写方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将以各朝代的代表作为例加以阐述。

一、元代戏剧中的忠孝爱情

之所以把元代戏剧中的爱情冠以“忠孝”二字，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元代爱情剧中呈现出忠君爱国思想或是孝悌观念，而是整个元明清时代的爱情剧目都呈现出封建和反封建思想的冲突。元代是承接宋代以来的理学观念的首当其冲者，因此元代爱情剧体现出的忠孝思想较之后世更加浓厚。虽然明清戏剧小说也呈现出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而是由元代戏剧延续下来的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又在发展中逐渐被打破了。

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被合称为“元曲四大爱情剧”。下面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一）《拜月亭》中的“正统”巧合

在《拜月亭》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缘于两个巧合。首先是战事逼近中都，瑞兰途中母女失散，瑞兰因跟瑞莲名字相近而偶遇蒋世隆。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大户小姐是无法跟穷秀才有机会相识相爱的，因此剧本设置了一个非正常的情况，此第一巧合。其次是因为门第不当的原因，两人无法冲破家庭的阻碍而结合。最后世隆中状元，王宰相看中了新科状元，瑞莲认出哥哥，最后世隆与瑞兰结合。这一点中，强调的门第观念并没有被打破，而恰恰是强化了。世隆正是中了状元而与王尚书家门第合宜，因此才具有了主动权。而之前所写的瑞莲被认为王家义女，又正好补充了贫寒状元门第有所不足的一面。此第二巧合。

可见，《拜月亭》中巧合的设置，是为了圆满地维护正统观念，此种手法也在《西厢记》中得到运用。

（二）《西厢记》的圆满修改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中，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而到了《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中，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莺莺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仍然沿用了张生背弃莺莺的结尾。

王实甫的《西厢记》对崔张二人的结局进行了大修改。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作者点出《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作者毅然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记》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其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得以丰富与增强。

虽然《西厢记》使矛盾改变，显示出深刻的反封建意义，但崔张二人最终结合的关键点仍然是张生考取了功名，令门第观得到了满足。这样结合起来的爱情，也依旧逃不出“忠孝爱情”的窠臼。

（三）《墙头马上》大胆爱情背后的门第至上

女主人公李千金，一上场就毫不掩饰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为了爱情，李千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做。她甘愿牺牲，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李千金在裴家后院躲藏7年，生了一男一女，但终于被裴尚书发现。她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驳裴尚书对她的辱骂。当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被视为“淫奔”的李千金不得不饮恨回家，但她绝没有屈服。当裴少俊考中状元，裴尚书知道了她是官宦之女，前去向她赔礼道歉后，李千金与裴家重归于好。

李千金的形象虽然比以往女性形象有所突破，并且是在无婚无嫁的情况下自由地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显示出了一定的反抗意识，然而最终获得封建家长的认同，则并非是自己的真情亦或是为裴家诞下后代，而是因为她也是出自封建官宦家庭的这一身份。可见，身份仍然是考量爱情的第一要素。

（四）《倩女离魂》的“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倩女离魂》剧本主要讲王倩女与王文举从小指腹为婚，长大后王文举在应试途中去询问指婚一事，却被倩女的母亲以 “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回绝。倩女忧思成疾，魂魄随王文举而去，相伴多年。后王文举高中状元，两人才喜结连理。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然而，剧中的男主角王文举则是以礼教劝说，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对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礼记·内则》中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妻要经过正式而繁琐的程序聘娶，而娶妾无需正式的程序，可以是陪嫁、随嫁或是买来的女奴。在王文举心中，与倩女的结合应当遵从礼教，不经过三媒六聘的婚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才会对不顾艰险奔他而来的倩女板起面孔，冷冷质问。这是一个典型的迂腐虚伪的封建卫道士形象。而倩女之母，因为王文举没有功名而悔婚，成为女儿追求婚姻幸福的阻碍。可以说，在倩女之母心中，正统道德还是超越爱情的。

二、明代小说戏曲中的怪诞爱情及性解放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使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性丑恶的显现。明代戏剧小说中，对于“性”已不再避讳，反而以一种“卖点”的高傲姿态堂而皇之地写入其中。就文学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入女贞观记》，以及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书，多少也有性行为的描写。就是需要表演的戏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记》以及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还魂记》、陆采的《南西厢》等，也免不了淫秽的笔墨[1]。以下以戏剧《牡丹亭》和小说《金瓶梅》为例阐述。

（一）《牡丹亭》的奇幻与性意识萌芽

《牡丹亭》的主人公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思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合，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杜丽娘对爱情的向往是天生的，尽管她受到理的压制，但仍然免不了人类本性的原始冲动，在情与理的抗衡中，情占了上风，并最终与情郎结合[2]。

《牡丹亭》的故事本是带有怪诞性质的，与以往的戏剧不同。而其中所表现出来不同于元杂剧的特点则是，在肯定爱之前首先肯定了性。因为这一系列故事都是由于杜丽娘思春导致的。在两厢倾慕之前，就有了性意识的萌芽。如果没有这一点，也无从做春梦、因梦而死、因爱复生了。

（二）《金瓶梅》的“淫”和性解放

明朝，科技进步，经济繁荣，但政治败坏，思想钳制，百姓生活困苦。在这个被黄宗羲先生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有关“性”的活动和话语趋于频繁甚至泛滥。同时，明代中后期道教房中术的流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瓶梅》中大量出现的性描写与明代中后期心学思潮的兴起对程朱理学的冲击以及人欲解放洪流的到来有关。

《金瓶梅》以性呈现人们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可以看出明代的性解放思想。对于道德内的性，小说并没有着力描写批判，因为这是人本身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金瓶梅》是批判淫的。如，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因为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五条人命，最后得了骨蒸痨病而暴死。

三、清代小说戏剧中的爱情与女性独立

清代小说戏剧由晚明的侈靡之风转而慢慢回归到正统，而又不是元代那种为了正统而近伪，而是包含着情欲的爱情得到歌颂，描写人物则更加真实，人性中崇高的一面被更多表现出来。更出现了《红楼梦》这一旷世巨著，诞生了新才子佳人爱情的典范。此时的爱情剧体现出女性在爱情中更加独立的个性，如《桃花扇》中地位低微的歌妓李香君勇敢的选择和捍卫爱情；《长生殿》中杨玉环形象从过去的红颜祸水变成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痴情女子；《红楼梦》中黛玉宝钗等女子在爱情中表现出了不同个性。

（一）《桃花扇》——李香君的专情与立场

李香君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罕见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她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正直刚强，明大义有气节，有着鲜明的政治是非观，把爱情的关系和选择建立在政治的关系和选择的基础上。这是《桃花扇》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之所在。

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是两情相悦、互相选择的结果。为了捍卫爱情，李香君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决的态度。在《守楼》一出中，李香君在侯方域投奔史可法迟迟不归后，坚决不嫁田仰，为此不惜以头撞地，血流满地。她用侯方域送给自己的扇子不断激励自己坚持，坚守着对爱情的承诺。

在政治立场和民族大义方面，李香君的形象已经突破了才子佳人模式，说她是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也不为过。在《却奁》一出中，李香君正值婚前需要财物之时，毅然拒绝了奸党阮大铖所赠的财物。她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抱负，充满正义感。“她品格高尚、矜持稳定,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忠心爱国的高尚情操。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她的思想品格与行为举止却不亚于复社文人。 ”[3]

（二）《长生殿》——杨玉环的忠贞与牺牲

为了表现情缘虚幻的主题，作者在剧本结构方面颇具匠心，长达五十出的《长生殿》，场面壮观宏伟，情节曲折细密，组织排场相当严密周全。作者有意设计了爱情和政治两条线索。其中李杨二人爱情线索为主线，国家政治命运为副线。

为了从正面表达对李杨爱情的肯定，作者坚持把杨玉环写成一个忠贞专一的情痴。涉及李杨二人爱情的文学作品中，不论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是白朴的《梧桐雨》，杨贵妃的形象都是因美貌而获得帝王之爱——“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绝类嫦娥”（《梧桐雨》），是个十分被动接受爱情的女性。在《梧桐雨》的描述中，他们的爱情颇有杂质。剧中数次提及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让读者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减弱了不少。但是在《长生殿》中，杨贵妃变成了一个忠贞不渝、主动追求的爱情形象。她在生死关头是无私的，想的念的都是爱人唐玄宗。当她发现爱人处境危险、她若贪生将玉石俱焚时，她不是哀哀求生而是主动请死，“望赐自尽，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临死之前她嘱咐高力士的两件事件件不离深爱的人：一是要高力士小心侍奉，劝皇上再不要以她为念；一是要高力士将爱情信物——金钗钿盒殉葬，“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4]。杨贵妃的忠贞和牺牲表现出清代文学在爱情描写上的一个特点，即在爱情中男女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不再是男方选择而女性被动，或是女性主动但却受到家庭门第限制不能与爱人结合。

（三）《红楼梦》——一曲爱情的挽歌

《红楼梦》中的爱情，可以用贾氏四姐妹姓名谐音“原应叹息”来表达。它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及大观园中的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封建社会大家族在各种情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具体面貌，揭示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命运。而在政治上全面衰落的大背景下的爱情，则都只能以悲剧收场。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不管是金玉姻缘还是木石前盟，人的挣扎逃不过命运的注定悲哀。它用深刻的眼光看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大腐朽和大衰亡。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多以悲开始，以欢结束，由离开端，以合收束。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宋元明清时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大都是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富贵、冤屈得到昭雪、夫妻得以团圆作结尾，有一个读者期望的圆满结局。《红楼梦》则是由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聚会开始，以众芳凋零、人去楼空、花落人亡为结局，正所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总体看来，元明清文学中的爱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元代戏曲因为爱情剧本大多都与门第冲突、家国情怀相关，表达孝顺父母长辈、忠君爱国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维护封建正统道德的倾向，所以显现出一种忠孝爱情观。而明代文学，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陆王心学思想的影响，个性解放的趋势比较明显，呈现出奇幻、怪诞和性解放的特点。相对明代来说，清代爱情文学则带有更多的言情色彩——男女在感情方面不再仅仅是某一方执着追求，而是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除此之外，由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败，也使得清代爱情文学显示出悲剧色彩。

[1]雷勇.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演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J].甘肃社会科学， 1994（2）：88.

[2]周桂莲.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看元明清戏剧爱情观变化[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4（12）:122.

[3]刘秋萍.解读孔尚任戏曲作品《桃花扇》中的李香君[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4）:32.

[4]张利玲，陈亚军.文学世界中的杨玉环——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中心[J]现代语文， 2007（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