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娟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论徐干的《中论》思想
——以君子观为角度

丁 娟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徐干在《中论》一书中为君子正名，君子学以致道。针对当时一些文人的欺世盗名的行为，徐干认为君子应该名实相符。君子德才兼备，有权智的君子才能建功立业，有益于世。邦有道时，君子应该追求自己的德与位。徐干讨论的君子主要是指士阶层中的君子儒。

徐干；君子；道；德；智

徐干，字伟长，东汉末北海人，是文学史上“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干一生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有诗、赋等多种文学形式。“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1]395今本《中论》有二十篇。咸丰年间，钱培明又将《复三年丧》《复三年制役》两篇作为逸文附于文末，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论》一共有二十二篇。《中论》是徐干唯一的一部政论性的论著，也是“建安七子”今存专著。在徐干去世之后，魏文帝曹丕认为《中论》足以传世。《中论》是一部道地的儒家著作，尽管有学者认为徐干发挥了孔孟的思想，也有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他主要继承了荀子的儒学思想。《中论》一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君子修身，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治平之术。通过徐干的论述，一个既有道德修养，又知晓治平之术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目前学界对于徐干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从文献学以及思想史的方面进行研究。如梁荣茂《徐干中论校释》（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李文献《徐干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等。而对徐干儒家思想的研究也只是针对某一侧面加以论述，如徐湘霖的《“君子之辩，欲以明大道之中”——论徐干的“智行”中论观》（《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君子观”的角度来解读徐干的《中论》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君子学道

古人认为，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徐干认为君子只有通过学道，进而成德立行，才能实现身没而名不朽。不同于同时代的经学大师郑玄对《六经》的注释训诂，徐干认为：“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2]14-15经学发端于汉代，是汉代经学家对《六经》不断解读和训诂的过程。徐干认为以郑玄为代表的两汉经学的研究方法，难逃碎义，而君子为学的目的是学以致道。

徐干以珠、玉带斑来喻人有美质，以良工能去珠玉之斑来喻君子可以修仁义之道。徐干区分了道与德两个概念。道在徐干那里有两层基本的内涵：其一为人所由之路；其二为万事所当行之理，即事理。而君子明大道之中之后，就会“谓心统乎群理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2]312。《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662《中论》继承了《中庸》以“中和”为用的思想。修道的任务很重，路途也很遥远，只有一些有志之士，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而徐干所讲的道实际上是指儒家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徐干说：“德者，以道率身者也。”[2]112德是以道引导其身行。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引入我国之后，许多研究者都会从德性伦理的角度来研究儒家思想。但是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德性与德行。儒家的道德概念同时包含了德性与德行两个方面的意思。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就认为孔子的“仁”更强调了德行的一面。尤其是当儒学发展到汉代经学之后，经学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更加强调了儒学实践性的一面，德性伦理只是儒家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徐干的“德”也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

学道有哪些方法呢？首先，从《六经》中学。《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经学家把《六经》的意义提高到了重要的位置，认为孔子整理《六经》是为汉制法。徐干却认为《六经》是圣人相因之书，《六经》载道。君子可以从《六经》中学道。其次，君子还可以从老师处学习仁义之道。颜渊从老师孔子处学道，不但触类旁通，而且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就“不贰过”。君子要用从老师处学习到的道理来改正自身的缺点。而由于当时一些儒家学者所讲的学问在徐干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之学，君子在学道的过程中，应择师而学。再次，君子还可以鉴于他人。君子常虚其心，他人就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教诲君子。君子看到别人的善和恶，就要反思自己的善和恶。徐干举孔子制《春秋》的例子表明，君子最重要的是正己，正己而物自正。君子应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容。最后，君子还可学于贤友。“朋友之义务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2]88贤友的言行举止有利于君子修身，贤友的善言有利于君子的改过迁善。

君子学道就要知礼。“无敬无以行礼，无礼无以节敬，道不偏废，相须而行。”[2]35徐干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应是尽敬以从礼。首先，敬是礼之实。“敬”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4]。而由于儒家思想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德性和德行，“敬”不但表明了君子内心对道的敬畏，而且在日常的行为中，君子也要遵循“敬”的原则。“敬”是“仁”与“礼”的统一。君子不论是在独处，还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都应该以敬行礼。徐干认为君子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能够以敬从礼，就可谓是成人了。其次，礼是敬之节。君子内心的敬体现为外在行为中的依礼而行。徐干用“法象”一词来概括君子的外在形象。在平时的生活中，君子要重视自己的仪容以及威仪。君子的法象是自己内在德性的外在体现。虽然君子没有权势与施予，普通的民众也会因为君子的法象是其内在德性的体现而尊敬他。小人正是因为不注重自己外在的仪表而被人轻视。

除此之外，君子还要学习“六艺”。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156-157“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德是艺的根本，艺是德的枝叶。君子不学习“六艺”，就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君子应该文质彬彬。

君子学以致道之后，不但会是一个孝悌忠信之人，而且也是一位通晓治国致平之术的人。徐干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王权旁落，战火四起，民众生活困苦。徐干曾随从曹操四处征战，而当时的国家也是用人之际。儒生一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但是徐干本人却苦于得不到当权者的重用。《中论》是一本政论性的著作，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徐干也为当权者提出了一些针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治国之方。

二、君子名实相符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5]136东汉经学家马融注此句为，“君子为儒，将以明其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也。”[5]136而小人儒追名是为了逐利。汉末的儒者在徐干看来分为两类：一类是追求名利的欺世盗名之徒即小人儒，另一类是“鄙儒”。徐干不但对求名的小人儒进行了批判，而且对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所谓的“鄙儒”进行了批评。在学道的过程中，君子应明大道之本，而不应该只是执著于细枝末节。荀子讲，“善为《礼》者不相”[6]，礼乐并不是大道之本。

小人儒之所以充斥那个时代，徐干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当时政府选拔人才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吸取秦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汉代使用察举以及征辟等方法为朝廷选拔人才。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之上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在建立以后，也维护着豪强地主的利益，世家大族在东汉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世家大族世代高官厚禄，而且也垄断舆论，保证自己的子弟能通过察举、征辟等道路进入官场。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之风盛行。名士对士人品行的品评可以影响士人的仕途。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祖先没有给他一个“清白”的身世，他年青时也曾厕身于名士之中，期望得到名士的舆论支持。“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阀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2]231世家大族的子弟竞相结党权贵，交援求名。“乡里评议”的察举等制度已经逐渐不能为朝廷选拔出真正的有才能之士。一些文人为了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假托圣人之学以求名。而正是因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出现了问题，一些文人看到了伪名对自己的好处，于是背井离家，在交游中获得所谓的名。徐干对当时一些文人的欺世盗名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当权者应该辨伪名。

其二是儒学历史方面的原因。“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2]185孟子回顾了儒家的历史，认为五百年才会出一位圣人，期间或有贤人出。徐干认为因为当时离圣人所生活的年代久远，民离圣教日久，所以一些欺世盗名的读书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了生存空间。这些小人儒的说辞虽然听起来与圣人之教很像，但是去圣人之真远矣。这些学问假托圣人之训，足以惑众，但是并不能定人伦之中。而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盗名比盗货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世人在听信了小人儒的学说之后，就会“莫不离本趣末，事以伪成”[2]190。

与此同时，徐干也对汉代的经学进行了批判。汉代经学以解读孔子《六经》为主要任务，两汉经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为了官方哲学。经学在汉代成为了维护汉政府统治的经术。“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7]67汉代经学在东汉末郑玄时达到了顶峰。在郑玄的思想体系中，“礼”更多的是指具体的国家制度以及日常行为规范。马融、郑玄的学问贯通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被当世之人称为“通儒”。郑玄经学的出现，实现了经学的“小一统”的局面。但是在郑玄之后，经学的弊端也凸显在世人面前。首先，东汉末社会政治局面混乱，外戚与宦官在中央交替专权，军阀割据，地方武装势力抬头。执著于训诂的经学已经不能解决当时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其次，郑玄之后的许多儒家学者都对郑玄的经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郑玄并没有理解孔子的真正意思。郑玄强调了礼制的实践性，而孔子认为“仁”才是“礼”的内在本质。徐干认为《六经》是圣人相因之书，《六经》之文记载的应该是道。郑玄经学继承的并不是先圣的本意，道德才应该是礼乐的根本。

此外，君子的名不符实还体现在君子被人诽谤，有不好的名声。徐干认为诽谤是源于君子自身确有的一些瑕疵。在面对这些诽谤的时候，躲避是没有用的。君子要以人为鉴，闻过能改，只有贵验积行，才能名实相符。

孟子认为孔子赞叹水的原因是“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8]263君子的品格如有本源的水，应是实至名归。孔子虽然讲“正名”，但是孔子贵名实为贵实。

三、君子“智行”

徐干的“智行”论是其为儒学史作出的独特的贡献。徐干的“智行”观充分反映了其“中论”观。曾子是孔子的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生。曾子的作品传有《孝经》以及《大学》。但是，孔子的“四门十哲”的学生中，并没有曾子。徐干认为原因就在于曾子在“智”的方面不及这十哲。徐干所讲的“智”更多的是指才智。《论语》中的“知”包含了智的意思，但是它的内涵更加丰富。我们所说的知识、认识、知道、懂得、聪明、智慧等多种涵义都涵盖其中。“知”在孔子的思想中更多的是指德性之知。而德性之知只是徐干所讲的“才智”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聪明、智慧也应该是才智的重要内容。与徐干同时代的刘邵在《人物志》中说：“智者，德之帅也。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9]东汉末军阀混战，曹操曾几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只有有才智的人，才能改变当时社会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2]144而与曹操主张选用一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10]的人才不同，徐干认为真正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这样一种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人才观也是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人才选拔标准。徐干认为评判人才的标准不应该仅仅是考之以德，治国之术以及用兵之道也应该是人才的必备素质。而君子“智行”在徐干这里有以下几层内涵：

其一，智行是指达于权智。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8]431君子行仁义之道的过程中要懂得权变。君子在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要善于判断当时的形势，“禳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2]157，要能够认清时机，预见事情的发展趋势。坚持所谓的道德原则，有时会铸成更大的错误。为了坚持原则而坚持原则是没有权智的表现。而“经”与“权”的关系问题也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二，智行是指善抉择，明大义。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5]502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小人。匹夫匹妇无大德而守小信，君子在行道的过程中应该明大义，而不必一定要守小信。当小信与大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君子应该坚持大义，而不必守小信。徐干认为能够建功立业、有益于世才是大义。

其三，智行是指出仕。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认为，君子如果明白君臣之义不可废的话，就应该出仕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儒生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修、齐、治、平”是每个儒生的人生追求。一些有识之士隐居于世，无益于解倒悬，解脱民困。君子只有出仕，才能解决更多的现实问题。出仕是智行的表现。

其四，智行是指明哲保身。孔子讲过“殷有三仁”的故事，他认为明哲保身的微子为上，而剖心的比干为下。微子预见到了纣王不可谏，国之将亡，所以微子离纣王而去。微子的智与比干相比是上智。君子在国有道的时候，就应该出来做官，在国无道的时候，就应该归隐。微子的明哲保身正是君子具有“中庸”这一至德的表现。后来人对儒家的明哲保身进行了很多批判。孔子认为比干也是仁人，是“三仁”之一。比干的赴死是心甘情愿的，“且夫贤人之道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281-282。只是在“三仁”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孔子认为懂得权变的微子会更高明一些。

其五，君子要尽敬以从礼。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3]1614徐干强调了“敬”才是行“礼”的本质。而君子只是内心有敬，却行不依礼，也是不行的。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君子不能做到尽敬从礼、循规蹈矩，就容易生乱。过与不及都不是从容中道。礼以制中，敬与礼的相须而行也体现了徐干的智行思想。

徐干的智行观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徐干的中论思想更加有利于儒家中庸思想的世俗化传播。儒家中庸思想的这些世俗化表达，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也饱受诟病。徐干认为明哲穷理的君子才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君子只有智行，才能在当时的社会中建功立业。徐干对才智的赞颂表现了其内心希望改变当时社会局面的愿望。

四、君子的德与位

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所讲的君子有时候指的是有德者，有时候指的是有位者。在孔子之前，君子与小人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地位上来加以区分。孔子首先赋予了“君子”有德者的含义。通观《论语》一书，孔子更强调君子之德。而有德的君子应该追求君子之位，在世俗社会中得到富与贵。在国家的政治环境很不好的时候，君子可以隐居起来。在国家的政治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君子应通过行仁道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5]196。孔子在认识到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之后，又多次向当政者推荐自己的学生。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认为，君子只有通过从政才能改变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孟子提出了“大丈夫”人格，强调了“君子”是一种道德和精神追求。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8]173经学家赵岐把“劳心者”注为君，把“劳力者”注为“民”，以“君“与“民”相对。孟子还认为士与农工商从业者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功能上是不同的。士的社会分工是从政入仕。徐干讲的君子多指士阶层中的君子儒。徐干认为君子就是劳心者，君子的社会分工是治理普通百姓。而劳力者为农工商从业者。劳力者的社会功能是从事体力劳动，奉养君子。与此同时，徐干强调了君子与小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贵有常尊，贱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职”[2]383。针对当时一些富裕的农工商从业人员蓄奴婢的事情，徐干认为“农工商及给趋走使令者，皆劳力躬作，治于人者也，宜不得畜”[2]388。

徐干对东汉末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进行了批判。当时的社会，富与贵并不能归有德有才的人享用。“爵人不以德，禄人不以功，窃国而贵者有之，窃地而富者有之，奸邪得愿，仁贤失志，于是则以富贵相诟病矣。”[2]172有德者应该有其位，富贵可以彰显君子的道德和事功。有德之人只有位尊，才能行义立德，兼善天下。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3]1676。儒家对于孔子为什么没有得到王位有多种解释。孟子回顾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孔子没有得到王位是因为没有天子向天推荐孔子。而徐干进一步概括为孔子没有得其时。儒家讲时命。君子除了要修身养性之外，只有得其时，才能得到其位。有其位的君子才能建功立业，造福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结语

宋代曾巩说：“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1]396。近年来，很多学者多对徐干与荀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但是，一部《中论》可视作徐干作为“君子”的自白书。徐干在这部书中所讨论的“君子的人格和追求”“君子的学问与生存”等问题都可以说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君子的一生需要修身养性，需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3]1699。面对乱世，儒学成为了儒术，《六经》成为了底层文人实现阶层上升的敲门砖，徐干对当时风靡一时的郑玄经学以及求伪名的伪君子进行了批判。而君子想要实现儒家的人生理想需要得其时。在《中论》的最后，徐干把君子实现“修、齐、治、平”寄希望于明君对君子的发现和重用。而徐干本人也被曹丕称赞为“彬彬君子”。

[1]孙启治.中论解诂·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孙启治.中论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48.

[5]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507.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崇智.《人物志》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1：192.

[1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49.

责任编校 刘正花

K234.2

A

2095-0683（2017）01-0042-05

2016-11-30

丁娟(1984-)，女,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