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俊儒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林毅夫先生就始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他通过特殊的视角对中国的农业制度改革以及农业发展、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在文中从林毅夫先生的经济思想出发，对林毅夫先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并就产业选择方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林毅夫；经济思想；产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K825.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林毅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等职，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其在经济领域享有很高声誉，其观点对于我国政策导向有重要影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中央经济智囊之一。因此学习了解其经济思想对于理解我国的经济、产业政策有很大的帮助。林毅夫的经济理论总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其经济逻辑和方法论集中反映在《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两本著作中，值得仔细阅读，但两者的篇幅都较大，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本文力图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加以提炼，以尽可能短的篇幅和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将其总结出来，使读者能快速对其核心内容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概括起来说起来就是全球各个经济体由于其资源禀赋不同（资源禀赋：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比如中国的人口/资本比例远大于美国，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资源禀赋為劳动力丰富型，而美国为资本丰富型。一般而言我们只考虑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在不同要素密集的产业（要素密集：如重工业资金投入很大，人员投入较小，称为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而衬衫生产企业人力相对资本投入的比值较大，称为劳动力要素密集产业）或者同一产业的不同要素密集区段（如同样是生产衬衫，使用大量工人和使用机器人的企业相比，前者就是劳动力密集区段，后者就处于资本密集区段）中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某一经济体由于某种资源较为丰富，即使他对所有商品的绝对生产率都不如另一经济体，他也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与另一经济体贸易换取没有生产的产品，使得自身福利得到改善，贸易双方都从中受益。如中国在开放初期，不管是生产衬衫还是生产电脑的绝对生产率都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劳动力丰富，因此专业化生产劳动力密集的衬衫，并用衬衫换取电脑，最终使得中美都受益，因为可以证明中国最终得到的衬衫和电脑量比自己同时生产两种产品要多。因此我们说中国在生产两种商品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在生产衬衫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应该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这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球市场中获取利润，获得的利润不断积累，使得该国的要素禀赋不断改变（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利润在一国不断积累使得该国要素禀赋逐渐向资本丰富的方向渐变，也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方向发展）。

由于世界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也不同，因此横向来看，同一时点不同国家适于发展的产业或者产业区段不同（如当前汽车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但在美国底特律逐渐衰败，因为美国资本非常密集而劳动力稀缺，因此工人工资高，汽车在美国生产成本将越来越高，缺乏价格竞争力；又比如同样是IT产业，由于美国工资高印度工资低，因此资本密集的设计和创意部分集中在美国，而劳动密集的基础编程工作集中外包到了印度），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产业由高端到低端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雁阵”的结构。而同一国家在不同时间点的产业发展历程也由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渐变而呈现变化的态势（如中国在建国初期资本极度稀缺，要发展重工业等产业难度极大，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且建立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也缺乏竞争力；但改革开放几十年后我国资本丰富程度大幅提升，石化等产业蓬勃发展，甚至民营重工业企业都在不断出现，且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竞争力，印证了上述论点）。

因此林毅夫的核心理念就是“顺势而为”，让一个国家发展自身最适合的产业，得以以最快速度改善自身要素禀赋，反过来再不断更新自身产业，实现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着眼点应放在提升要素禀赋上，而不是强行要培植某一种产业，因为当禀赋合适的时候，对应的产业会显得有利可图，社会资源会自发流向该领域。鉴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例仅有20%左右，资本丰富程度还远不及美国，因此产业水平距离其还有一段距离，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后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已经帮助中国完成了一些产业“试错”的工作，中国只需跟随就可逐渐缩短差距，因为美国前面没有路每一步都得自己开路，甚至下一步可能的产业目前都还没有出现，这个过程肯定不及中国的许多产业循着现有成熟路径走来得快。当然，由于技术流动的壁垒，这种技术水平差异不见得能够完全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但这种不均衡带来的势能是存在的。

林毅夫的产业选择方法就是以上述内容作为逻辑框架提出的，称为“两轨六步法”，其详细内容见《繁荣的求索》。该方法着重回答两个问题：企业应该怎样识别符合经济体自身要素禀赋的产业（产业中的某一具体区段道理相同）从而减小在产业升级“试错”过程中造成的“损耗”；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在我国政府的能量巨大，对产业的引导作用尤其显著，很多情况下行政干预的权重甚至超过了经济判断，这对官员的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这套方法对决策者而言也就显得更加有意义了。对于企业家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方式一方面有助于识别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中适于发展的产业以及其中适应要素禀赋的具体区段，找准企业的定位，另一方面也给出了适应国际间产业梯度转移的企业技术迁移的具体路径，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徐叔华.林毅夫经济思想研究[D].海南大学，2011.

[2]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J]. 经济学（季刊），2013，（03）：1051-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