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乾元+谢文娟

摘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新发展理念源于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深切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新实践的总结升华，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发展理念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新发展理念分别着眼于发展的动力、方式、方向、环境、目的，着重解决发展的革命性问题、系统性问题、永续性问题、联动性问题、公平性问题，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彰显出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拓展深化。

关键词：治国理政；新发展理念；内在逻辑；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00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系统梳理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助推新发展理念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行动的“科学指南和指挥棒”。

一、新发展理念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和比较发达的整体是一种从属关系，在整体的范畴呈现出来以前，其组成部分和要素在历史上是已经存在过的，因此每一个简单范畴上升为复杂的抽象整体时，需要符合现实历史发展进程。①对于“新发展理念”，只有从先于整体存在的每一个“发展理念”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予以考察，厘清它们思想演进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加科学地把握其复杂整体范畴的内涵。

第一，关于创新发展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在发展问题上解放思想。他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②他视改革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动力论”，实现时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并借此提出“科学技術是第一生产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江泽民顺应时代潮流大势，提出“创新动力论”，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把创新提升到治党治国、民族振兴根本之道的高度。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化期，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首次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这意味着创新已被嵌入我国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实践出发，习近平倡导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要求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理念地位的凸显和提升是对发展动力的突破。从“改革动力论”到“创新动力论”，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到提出“创新发展理念”，反映出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第二，关于协调发展理念。改革开放初始，邓小平针对新情况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③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先富带动后富、区域发展坚持“两个大局”等重要思想，体现出党对经济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发展重要性的洞察。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重点论述了12个涉及全局性发展的重大关系，将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由“二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我国开始重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持续发展。21世纪之初，胡锦涛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宏观布局，更加注重整体性内在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继续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丰富了协调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从战略高度强调要着眼于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要突出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使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更为系统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战略布局从单一片面到综合全面，协调内容从经济单一目标到“五位一体”复合目标，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在不断增强，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关于绿色发展理念。早在改革开放实施初期，邓小平就正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认识到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制约作用。我国开始集中力量制定了一批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法律，比如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并在1984年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我国宪法，开启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伴随着环境状况日益恶化，江泽民尽管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明”的说法，但提出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战略位置，强调决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国从战略上将环境保护提升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首次阐释了绿色发展的内涵，提出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以破解资源和生态约束发展问题为导向，首次将“绿色发展”提升为新发展理念之一，要求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统一，发展理念由人定胜天走向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演变，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质量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第四，关于开放发展理念。开放发展理念雏形最早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系列重要论述。邓小平洞察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他针对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以“引进来”为特色，大胆提出主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开放发展理论体系。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江泽民强调必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拓展发展空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双向开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步入低谷，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审时度势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六个方面提出更高的开放发展要求，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赢取发展新优势，切实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与外部世界从单纯引进来的低层次开放到互利共赢的高层次发展，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策略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第五，关于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直接源于党始终在实践中坚持改善和发展人民生活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将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④。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卫生保健事业，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加强重大疾病防治，重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把“人人享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经济层面阐述共享思想，强调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面对改革开放20多年不均衡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胡锦涛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到2005年提出的“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再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的执政理念，共享的内涵日趋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赋予发展新内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民的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发展为什么人、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归宿问题，在共享发展理念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目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二、新发展理念的實践逻辑

新发展理念作为人的思维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源于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切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并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新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规律的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伊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以往从生产关系角度简单定义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将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初步形成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展保障等重要思想在内的较为系统的发展理论，实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认识的新突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突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仅强调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明确发展对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方法论意义，进一步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发展理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发生的诸多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广义发展。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进一步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植根新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以整体概念面世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党对新实践感性认识的凝练升华。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中国改革开放迈出的每一步，不仅在讲述一个经济实践发展的过程，更体现出一场发展理念的接续嬗变。正如习近平所言，新发展理念当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⑤。

第二，新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诸多矛盾问题风险隐患的现实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超大型经济体，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有人估算，中国的经济发展使1/5的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⑥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中国社会最紧要的头等要务。中国还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其中，某些新矛盾新挑战的形势相当紧迫。如收入分配制度不公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高位运行，群体收入、城乡收入、地区收入、行业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还有发展代价过高问题。在遭遇“成长烦恼”的时代，改革开放“问题倒逼”的进程也正是我国在“挑战—应战”模式中思路升级、理念更新的过程。新发展理念就是为解决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应运而生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

第三，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抉择。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形象描述，最早是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能唯GDP论英雄，不能唯速度论成败，否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放眼国际舞台，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很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一方面，我国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的社会建设后，面临着经济下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产业升级受阻、传统优势削弱、人民期望日盛等困境；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程风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⑦在面对“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新斗争的推动下，我国经济高度依赖粗放式发展的路径已被锁死，既往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增长速度必须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模式必须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必须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呼吁发展理念的变革，已成为时代刻不容缓的命题。新发展理念契合发展实际，对应发展难题，从发展方位的战略判断、发展理念的战略创新、发展路径的战略支撑、发展挑战的战略跨越等方面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进行了科学构建，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

第四，新发展理念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不懈追求。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明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宏伟蓝图，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不断有了新的目标要求和指标体系。“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全面”，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因此，我国“必须紧紧扭住实现全面小康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比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下。再比如，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⑧。补齐短板是确保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冲刺不摔跤、不掉速、不跑偏的唯一举措。党亟待以新理念破除新障碍，用新观念催生新状态，全力缩小差距，确保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新发展理念顺应了这一潮流趋势，切合“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任务，是保障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精神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根基。

第五，新发展理念是应对世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治本之策。从目前国际格局的变迁来看，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影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复苏迹象缓慢，增长势头乏力。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渐加剧，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困境”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些忌惮于中国发展壮大的国际势力，联手出台遏制、防范我国发展的政策，以美日为代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以美欧为主体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即是明证。这极大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大变革催生各国原有增长模式步入死胡同，科技创新孕育着发展方式新的突破。全球经济中心向新兴市场和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中国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创造了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面对世界经济亟待一种新的整体发展方案终结“亚健康”状态的诉求，习近平特别强调务必“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谋划”⑨，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決胜期、世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了中国厘定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新”的三大现实基点，我们必须以新理念、新战略赢得发展主动。

三、新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科学不科学，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败。只有充分把握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逻辑，才能立足当下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厚植发展优势，促进“双百目标”的实现。

第一，创新发展着眼发展的动力，解决发展的革命性问题。“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之首，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放眼寰宇，新一轮高层次产业博弈蓄势待发。习近平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⑩未来五年我国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过度依赖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为主导的发展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一要稳执科技创新“牛鼻子”，充分激活它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位势。时至今日，发展初期单纯依靠模仿、引进、“山寨”的路径，已严重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要大力倡导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元创新”，科技创新是“源创新”，文化创新是“根创新”，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二要力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激活人民“创业”“创新”的双创热情。要在高端要素培育、高端产业研发、创新高地抢占方面，运筹帷幄，统筹规划，紧握“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等重点抓手，拓展创新发展的新空间。三要架构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无限智慧。创新驱动说到底即为人才驱动。要坚持开放创新，瞄准国际科技前沿，解密重大核心技术，造就一批专业精、科研强、品质优、影响大的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实现重点领域弯道超车。抓协同创新、万众创新、人才创新就是促发展，谋划创新就是谋划未来。

第二，协调发展着眼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的系统性问题。“协调”位于新发展理念的第二位，要从决战制胜要诀的新高度来考量。协调发展关乎发展的平衡性、整体性、健康性，是我国经济社会蹄疾步稳、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仅强调“小康”，更为重点的是“全面”。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要以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石，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培育若干区域协同发展增长极，消弭地区间发展隐性壁垒。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一环。二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要着力改善老少边穷地区民生，加快人口自由化流动，支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三要促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都要硬”。这“两只手”没有哪只手多余，本质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问题。

第三，绿色发展着眼发展的方向，解决发展的永续性问题。“绿色”发展首次列入新发展理念，是保障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社会建设全面与否，生态环境至为关键。一要建设绿色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构建城市化、农业发展、生态安全、自然岸线“四大格局”。二要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资源配置高效节能。一手抓“开源”高效利用，一手抓“节流”全面节约。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绿色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是践行绿色经济的核心路径。三要推行绿色生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要建设新一代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绿色智慧城市，遏制城市能源低效浪费。创新绿色低碳建筑技术，降低建筑能源单位消耗。鼓励绿色交通出行，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抓绿色生态、绿色经济、绿色生活，就是推动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添加永续的“绿色动力”。

第四，开放发展着眼发展的环境，解决发展內外的联动性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昭示一个真理，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潮流，不仅和进步绝缘，更会导致落后挨打。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更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封闭只会限制自己的活力，开放才是“落一子而活全局”的联动关键。处于全球化洪流中的中国，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扩大开放的力度、广度、深度，是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要提高开放水平，扩大国际竞争新优势。要创新开放模式，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格局为基准，致力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强调双向开放，从依靠引资和出口低层次开放转变为强调资本和企业输出高层次开放；从“中国制造”产品走出去转变为“中国劳务”服务走出去；从“制造强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二要增强开放能力，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中的优势，将其优势转化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优势，主动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顶层设计。三要挖掘开放深度，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要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突破口，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深度开放格局，走出一条惠本国、利天下的合作共赢之路。抓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又以开放从全球经济联动中筹划发展，为创新注入新动力，为发展拓展新空间。

第五，共享发展着眼发展的目的，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共享”首次写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共享”的追求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都饱含着国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唯有中国共产党将“共享”从良好期许提升为治国理政的发展战略。发展“蛋糕”不仅要不断做大，更要合理分好，它关乎国民对小康社会全面与否的满意度，也事关国际对中国形象的认可度。一要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保障民生普惠性。“共享”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要下大力气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避免“寒门难出贵子”现象；推动就业充分，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助推创新；重视食品安全，实现从“田园”到“餐桌”监管的无缝对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兜牢群众生活底线。二要补齐“贫困”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力保因人、因地精准扶贫，推广“扶志”“扶智”两结合，强化贫困区域自身“造血”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三要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既是民生之源，又是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抓共享，即是在共享的覆盖面、内容、路径、进程方面下苦功，达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发展目的，让人民幸福更有质感，让发展更有温度。

四、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只有从整体上、从内在联系中把握新发展理念，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才能开拓发展新境界。在我们看来，其整体性和关联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问题指向一致性。问题是时代的先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新发展理念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国家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聚焦阻滞我国发展进程的突出问题、明显短板，就“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中国发展终极目标为了谁”等事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命运的问题予以深入解答，为本质上破解新常态发展难题做出了有益探索。坚持创新发展，破解动力缺乏难题，避免走低水平的“平庸之路”；坚持协调发展，破解不均衡“木桶”效应难题，避免走顾此失彼的“失衡之路”；坚持绿色发展，破解资源约束难题，避免走生态恶化的“透支之路”；坚持开放发展，破解闭门造车难题，避免走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坚持共享发展，破解贫富分化难题，避免走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五大发展理念共同为破解诸多发展问题划定质量底线、结构底线、生态底线、开放底线和公正底线，成为厚植中国发展优势的基本遵循。

第二，目的方向一致性。五大发展理念各自所处地位有别，但目标指向具有高度一致性，以人民为中心是它们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发展指明发展动力的转变方向，目的是通过创新提升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顺利转型，以创造新供给满足人民对更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协调发展指明发展矛盾的解决方向，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小康社会；绿色发展指明发展生态的保持方向，目的是为人民改善环境质量，建设一个生态良好的美丽中国；开放发展指明发展空间的拓展方向，目的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让人民享受改革成果，在开放发展中拥有更大发展空间；共享发展指明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向，目的是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建设参与者，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新发展理念以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待为中心导向，处处体现党的宗旨和价值。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为手段，服从服务于共享，“共享”是目的，共同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发展观，借此扩大执政根基，获取发展力量源泉。

第三，实施路径关联性。新发展理念在实施路径方面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同时又是一个具备内生关联的有机体。第一层次是创新发展，居于实施路径的主导核心地位。创新发展本身就具有较大驱动性，在实践中通过自身发展，整体驱动其他四方面向着更加均衡、环保、绿色、优化的高效益方向发展。第二层次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属于创新发展的内化要求和实现途径。协调发展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关注产业联动发展的方法，是推动发展创新的重要手段。绿色发展主要侧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路径上以创新为基本前提，以协调为重要途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是未来发展的“主脉”和新路径。开放发展主要解决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关系，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既对创新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又强调路径上协调、绿色、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开放发展的“敲门砖”。第三层次是共享发展，在路径上为其他四方面的实施提供归宿依据，建构以发展目标与发展途径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在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根本动力，提供发展路径的“源动力”；第二层次是“骨骼”和“肌肉”，提供发展路径的“毛细血管”网络；第三层次是目标根基，提供发展路径的方向。三个层次互为支撑，彰显新发展理念、路径、实施的关联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