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醉

最近，2016年全国各地学生校服产品专项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陆续公布。广东省抽检中小学生校服300批次中，检验不合格39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13%；山东省抽检的60批次产品中，有9家企业的9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浙江省抽检的90批次学生服装（夏装）产品，不合格13批次……

与2015年相比较，虽然各地学生校服不合格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纯标识不合格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发现率等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是，显而易见我国学生校服质量的监管工作距离“零问题”的最终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有担当，如何化被动为主动

国家4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质检总局颁布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校服产品的“双送检”等条款被人民群众形象地称之为“校服新政”。

过去，由于校服质量问题涉及到教育、工商、质检等诸多“有关方面”的监督管理，从而形成了实际上处于无人有效监管的尴尬局面，并由此导致了“毒校服”“问题校服”等质量事件频发，引起了广大学生、家长以及社会舆论的诟病。

然而，随着“校服新政”的深入推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以及诸多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那么，我们就来深入地探讨一下潜藏在校服质量背后的“大文章”。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来凤县和咸丰县，位于鄂、湘、黔、渝4省份结合部，都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对于这两个贫困人口占全县农村人口比例均在50%左右的县城里的贫困家庭来说，花百多元为学生购买一套校服意味着什么，自是不必多言。当质量差、价格高的“问题校服”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人民群众必然会是既敢怒、又敢言。

2015年10月，湖北省委第三巡视组进驻恩施州来凤县不久，便接到该县百福司镇某小学学生家长的举报说：“一套校服的成本只要38元，卖给学生却要98元，质量又差……”巡视组立即展开了实地走访调查之后认为：“黑心盘剥学生，必须得查。”

随后，来凤县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由省委巡视组交办的“问题校服”案件。反贪局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大量走访调查，在三天之内锁定了涉嫌为打开来凤校服市场多次行贿的来凤校服经销商。在辗转多个县市后，终于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下，在重庆市彭水县抓获了该名经销商，并由此打开突破口，顺藤摸瓜，一条涉及整个来凤县教育系统的“校服腐败”利益链浮出水面。

经查，近3年来该县42所学校和教学点共订购校服6.5万余套，从县教育局副局长、后勤办主任，到中小学校长、副校长、班主任共计580人，共收受贿赂36.26万元，形成“层层盘剥、雁过拔毛”的回扣模式。最终该县6人因为“问题校服”涉嫌行贿、受贿被移交司法。

咸丰县的“问题校服”更为复杂，时间跨度更长，牵涉人员也更多。据了解，该县43所学校或教學点存在校服腐败现象，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回扣金额达到42.65万元。咸丰县的家长说：“校服都是薄皮皮儿，还要几十百把块钱，我们一直在反映。”而咸丰县“问题校服”贪腐链条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班主任”们断然是不可否认的参与者。其中之一在案发后说：“对不住学生，对于当班主任也是一个污点，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实际上，每卖出一套“问题校服”班主任获得提成的标准不过区区5元人民币。但是，他们的向学生兜售“问题校服”的成绩，又直接关系到整个黑色利益链条上的其他环节。

如果道歉和内疚有用的话，那么法律的地位又何其尴尬？

据纪检监察部门通报，经查湖北恩施州教育系统166个单位，包括校长、后勤部门负责人、班主任等在内的3009人存在收取回扣问题，回扣金额223万余元，涉及问题校服28万余套。目前，州、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及部分学校负责人已经先后被移送司法。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2月，恩施州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对单位行贿罪，对该州校服生产垄断企业“恩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毅坤、林福明决定逮捕。

毋庸置疑，这是由一件“问题校服”引起的，涉及3000余人的贪腐窝案，并且恩施“问题校服”案的真相让人触目惊心，引起了各界的巨大震动，令闻者无不勃然大怒。

实际上，此案中家长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校服质量和价格不成正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校服性价比太低。广大家长们觉得花高价而买到了质量低劣的学生校服产品，进而才纷纷开始上访、举报。据当地群众反映，上述的“恩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已经垄断该州除利川市之外所有地区的校服生意10年以上。而利川市的校服业务又是被另外一家叫“湖北龙船调服饰有限公司”所垄断。恩施“问题校服”案，各方嫌疑人作案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作案手段如此之低劣，连普通家长都能发现校服质量存在“问题”。而我们本应该对于校服质量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相关部门，既没有监管好校服生产企业，又没有在家长们找到巡视组反映问题之前，能够有所察觉。

巡视组、纪委、反贪局查获“问题校服”及其贪腐窝案，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少都让学生校服质量监管部门感觉到尴尬。由此也就引出了在“校服新政”实施过程中，监管部门遭遇重重阻力现象。

以学校班主任帮订校服、收点回扣一“小事”来具体分析，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仅湖北恩施所独有，其在教育系统内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之一。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广大头戴光环的教育工作者们普遍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其错误的行为，而是认为理所应当收取的“劳务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班主任抽头5元，学校抽头2元……这一级一级层层盘剥下来一套校服最少就要被“贪”走十几元。同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为这些黑钱买单的是家长们，是校服的质量。校服质量监管到位了，没有空子可以钻了，教师和学校的“小利益”势必就拿不到了。

因此，“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们才会发出“为什么翻来覆去总在衣服这件事上较劲呢？”的荒唐、滑稽一问。来自学校和教师的阻力不容小觑，解决这些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唯“加强宣传”四个字足矣 。到学校去，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特别是还要“畏之以法”即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于地方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候瞻前顾后的心理状态。面对农村学校时还算好点，但遇到城市里的重点学校、热门学校时就开始要考虑子女读书、抬头不见低头见等等诸多的后顾之忧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执法者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能力，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是人情，有它的严肃性以及冷酷的一面。“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必须要贯穿每一个执法者整个职业生涯的准则。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学生校服之所以乱的根源仍然在于其直接使用地“学校”。教育系统的弊病自有巡视组、纪委、检察院“治病救人”，但学生校服产品则必须要我们广大监督管理机构深入到一線去。只有到校园里去，到学生中去，调查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掌握好第一手资料，监管到第一线的校服，才能把目前稍显被动的工作转变为主动。

有担当就要主动出击，一旦主动在我，则大事可成矣！

敢担当，建立“问题校服”反应机制

“问题校服”的成因复杂且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再加之地方监管力量尚显薄弱，因此给学生校服的质量管控工作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众所周知，一个行业及其产品的质量管理得好不好，并不在于这个行业内是否存在问题，而是在于我们的制度和机制能否及时有效处理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校服问题的根本矛盾点是在校服质量与学生身体安全的冲突。而服装产品质量本身涉及的面又很广，比如说吊牌不符合要求，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因此，从经验来看“问题校服”在过去饱受家长、学生以及社会舆论谴责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信息不透明”和“应急机制不完善”这两方面。

我们以2013年上海发生的那场轰动全国的“毒校服”事件来分析，实际上在事发三年前质检部门就曾经查出奉贤区多家中小学校服pH值超标，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三年后再次查出“有的校服使用了含有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这类染料含有偶氮基团，不仅对人有可致癌性，而且伤害具有不可逆性”才开始被各方重视。而直接造成社会轰动效应的主要原因则是当地电视台在一家小学门口采访一个小胖娃的时候，他气定神闲地说：“作为祖国的花朵，我认为，我学习一直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校服的问题！”随着此视频的播出，以及在网络上的传播“毒校服”事件才在群众中被无限放大。

纵观事件的经过，从表面看是相关部门三番五次地抽检校服以及通报质量问题的情况，都远不如小学生的一句“童言稚语”的实际效果更好。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信息的不透明造成的。比如说，pH值超标是什么，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是什么，偶氮基团又是什么，它们带给人体的危害究竟有几何？想来，绝大部分群众是不了解、不清楚的。同样，也正是由于搞不清状况“毒校服”事件才逐渐发酵、放大，甚至于当年四川省招考公务员的面试题目就和这个“毒校服”事件相关。

事发后，舆论的矛头毋庸置疑地首先指向了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涉事学校。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只负责核价，无法监管质量”，并且表示“校服征订工作都是由学校自行决定的”。教育系统内部相互的推诿、扯皮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这也给学生校服质量监管部门提出了具体应该怎样来“管”校服质量的问题。

早在2014年底，西南某省纤维检验部门在开展的“质量月，阳光纤检进校园”活动中，就联合了当地媒体广泛征集校服，免费进行三大指标检测，并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对于广大家长反映的“校服质量差得不行，尺寸也严重不准，面料更谈不上好”以及“纤维成分和含量标识模糊，褪色、异味”等等有关校服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群众无不赞赏有加，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但遗憾的是，接下来几年开展这项工作时就没有形成必要的宣称态势，群众知道的不多，参与者也少。不过，监管部门类似的行动也可以为建立“问题校服”反应机制获取不少的经验。

2016年12月8日上午，在浙江某地实验小学的家长微信群里开始有家长反映2016年的冬装校服“全都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并且还反映说“洗过，晒过，这个味道就更加重了”。同时有家长利用自己手里简单的测试家居环境甲醛的机器测试了一下，并且将数值照片发到了家长的微信群里面。

12月8日下午，当地教育局便对“问题校服”展开了调查，随即通知新购买冬装校服的学生家长，若发现有异味的可要求无条件调换或退还。12月9日，当地教育局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组成调查组，对该批次冬装校服供应商的生产现场和采购人学校进行调查，对该批次库存校服进行封存，并抽样送质量检测权威部门进行检测。与此同时，将上述情况通过家长群、短信、网站等媒介进行了公布。

教育局此次反应之迅速，信息公开之及时，确实让人刮目相看。由此不难发现，当地教育系统已经吸取了当年上海“毒校服”事件的教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问题校服”反应机制，以及危机公关处理机制等。

各级相关部门对“问题校服”的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做到足够透明、足够及时，就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不明真相”的群众无端地猜疑和误解。从而，也就封闭了各种谣言滋生的土壤。同时，再配合以高效的查处机制，则能够进一步减少“问题校服”带来的负面影响。

必担当，校服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

2016年6月12日，西安市某实验小学的同学穿上新校服上学，然而陆续有家长发现孩子的脖子、后背生出红疹，又疼又痒。学校立马答复曰“最近天气炎热，学生活动量大，衣领与脖子摩擦疑似皮肤过敏”。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当地媒体介入之后西安市教育局在《关于长安区实验小学问题校服检测结果和处理意见的函复》里又称“虽然留样校服的检测结果达标，但因为衣领包边选料不合适，已责令校服制作企业对本批次校服全部收回修复”。

毋庸置疑的是“问题校服”的背后，不论是不法厂家挣“黑心钱”，参与其中者“拿回扣”，还是相关部门一次次的重拳出击，以前基本上都是就“眼前事”而“论事”，这才导致了监管有漏洞、打击有死角，死灰复燃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抬头。

以上述西安校服问题最后的所谓教育局结论来说，显然没有做到信息的足够透明，也难以让家长们彻底放心。据了解，获悉校服复检结果之后，仍然有家长忧心忡忡地说：“厂家送去检测的也许是合格产品，可发给孩子们的就不知道合不合格了。”

由此可见，国家规定的学生校服需要“雙送检”的要求是多么的重要。当某些部门由于内部问题而导致诚信度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做出的结论老百姓根本不信。所以，这就要求学生校服质量的监管部门，能够拿得出翔实、科学、严谨的检测报告，方能取信于民。假设，这一批校服在送达学校之后，发给学生之前，要么学校主动，要么校服质量监管部门主动对它们进行一次抽检，既可以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出现校服质量事件，又可以让小孩子们免受一次红疹、瘙痒的“皮肉之苦”。

目前来看，学校主动送校服到监管部门进行检验的情况还不多。而同时受到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基层监管部门主动到学校去抽检校服也很难做到全面覆盖。究其原因，首先是生产企业将校服送到学校后，由于仓储、运输等现实问题，一般都是立即发放到了学生手中。其次，对校服进行质量检测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再者，检测费用等诸多问题……

不过，办法总比问题和困难多。现在广大家长和学生都对校服质量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可以利用现在各种媒介平台，比如说新媒体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收集、获取关于校服质量问题的信息、线索。尽快转变观念，把过去那种“露头就打”就是等校服质量问题出现了，产生了不良反应之后，再进行监管、查处的老办法与提前介入、提前监管、提前查处等新办法相结合。尽可能地把学生校服质量安全问题扼杀在其“萌芽”状态，也就是还没有交到学生手中进行使用之前来完成。

校服质量监管工作做得细致一点，深入一点，孩子们可能受到的伤害就会少一点。“让孩子们的眼中充满童真，让孩子们的内心充满信任和温暖。”作为学生校服质量的守护者和校服质量最后一道防线的战士，广大一线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首先应该树立起来这样的观念。

“问题校服”并不仅仅给学生们的身体带来问题，更可能给他们幼小而纯洁的心灵带来问题。当他们知道自己身穿的曾引以为豪的校服可能成为“假冒伪劣”的傀儡，“贪腐回扣”的载体时，或许会对整个社会的诚信产生怀疑，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从“问题校服”到“问题跑道”再到“问题文具”，近些年来，与少年儿童有关的“问题”产品层出不穷。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问题”背后是利欲熏心，是粗心大意，是尸位素餐……有识之士难免疑惑：校园这片土壤还能否让祖国的花朵健康成长？就校服而言，政府也好，监管部门也罢，都应真正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严守质量底线，从源头上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