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宇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民族意识、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悖论
——金庸经典武侠小说的一种哲学阐释

张高宇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悖论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题。民族意识是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对立的意识，正邪表现为是非善恶的二元价值设定，它们都是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设计的道德伦理中的一部分。通过对小说中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契合与背离的诸多形态的展开和分析，得出金庸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要么是文本中人物自身走向灭亡，要么是人物自身进入道德伦理之中又从道德伦理中隐身而去，要么是本来就超然于道德伦理之外，不在其规定的尺度内行动与言说。这意味着作为事物自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形态的悖论仍然存在，并没有被消除，因为唯一能够消除悖论的是消除事物本身。没有了道德伦理本身，就没有了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没有完成和实现超越悖论。

金庸；武侠；民族意识；正邪对立；伦理道德；悖论

一、引言

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经典，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悖论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道德伦理主要是儒家为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而设计的一套理想蓝图，其中道德是解决个人为何要向善、有无向善的可能以及如何向善的问题；伦理是解决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规范，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行为的准绳和尺度的问题。金庸小说中的道德与伦理主要是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观念的交织，表现在侠客的侠义观念及其实践行为中。由于历史和人物的阶级立场和利益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它们之间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悖论：一方面，侠是社会正义的化身，这形成了侠文化的正向价值；另一方面，侠是权门显贵的私剑，侠是豪强武断的江湖，这就形成了侠文化的反向价值，江湖恩怨和侠义行为就在其中展开和完成[1]。作为事物自身蕴涵的两种对立现象的悖论，从金庸小说文本出发，分析他是如何展开和解决这种悖论，对于认识这种经典有重要意义。

二、民族意识与道德伦理的悖论

民族意识是以古时中原为中心，以大汉民族主义为界线，其他的少数民族不享有或者不配享有与中原汉民族同等的待遇。边远少数民族没有建立类似于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他们生存环境恶劣，生活贫困，经常越出中原朝廷划定的可容忍少数民族活动的范围，骚扰侵入边境，掠夺粮食、牲畜和人口，被中原朝廷视之为野蛮的、未教化的民族。这种建立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基础上的高贵身份意识与对野蛮落后民族的贬低形成了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意识。

（一）民族意识与道德伦理的契合

道德伦理中的民族意识是中原朝廷以大汉民族为中心、为维护大汉民族利益的秩序设计。统治者希望在王朝建立之初，蓄积民众力量登上王位；在其统治过程中号召民众抵御少数民族的滋扰；在统治末期受到少数民族侵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口号，希望老百姓能尽保卫国家的义务；甚至在其统治被其他权力集团灭亡后，还告诫子孙不忘复兴王朝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王朝从建立之初到灭亡以后如此，各个王朝亦都如此，把这种维护自己民族生存的意识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塑造成一种有导向性的价值观念。

《鹿鼎记》里，在明王朝覆灭、满清执掌天下的背景下，一群明末未亡人与江湖侠客结成的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旗号，实施了一系列计划，如杀大汉奸吴三桂、抢夺《四十二章经》寻找藏宝地图并挖满清王朝的龙脉、积极招兵买马准备起义、刺杀鳌拜和满清皇帝康熙等。而这一切正义凛然的行为却是由一个妓女所生的满口妓院人生哲学的韦小宝来实施的。韦小宝在自己卑下的身份和低劣的武功以及满肚子坏水的计谋中，无赖般地完成了一件件既惊险又复杂的任务，如本着内心的一点良知和正义，韦小宝听从于天地会，杀了不少奸人，又出于忠心和尊于君命，为康熙勤勤恳恳地办了许多大事。然而，当天地会要韦小宝杀康熙时，他却又帮康熙出头和遮掩；同时康熙要韦小宝剿灭天地会时，他又帮天地会逃脱灭顶之灾，这一切所作所为据韦小宝自己所说都是出于义气。最后，陈近南身死，天地会云散，韦小宝隐居，康熙朝盛世，再也没有人起反叛之心。这不仅因为再没有了能够反叛的力量，而且老百姓都明白一个道理，即与在明末腐败统治下生不如死的生活状况相比，满清政治下人民能安居乐业，也是莫大的幸事。何况康熙忧国忧民，勤政节俭，仁厚大度，尽量减轻老百姓负担，在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这样的贤能明君又岂是昏庸无能、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所能比的？这些事件透露出道德伦理中的民族意识与道德伦理相契合的一面。

（二）民族意识与道德伦理的背离

但与上述不一样的是，民族意识也有与道德伦理相背离的一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愈是不能不给它所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这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伪善。当民族意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干坏事，蓄意挑起民族纷争，这时民族意识与道德伦理的背离就发生了，而且是在文明的合法外衣掩盖下产生的。

如《天龙八部》中慕容博不惜找借口挑起辽宋开战，以便乘混乱之机复兴大燕帝国，而乔峰父子是慕容博这一阴谋下的受害者。乔峰当年接受前任帮主汪剑通设下的重重考核，才取得丐帮帮主的资格。他豪气干云，天赋禀异，武功卓绝，智谋超群。副帮主马大元之妻康敏自负貌美如花，能用美貌获得自己欲求的一切，包括男人，偏偏乔峰从来不正眼瞧她，红颜大怒之下，无意间窥得汪剑通遗留下的关于乔峰身世的密函，给了她报复乔峰的机会。一夜间乔峰的身份地位全变了，加上他父亲为报仇而做下的无数血案都套在他头上，犯了“民族大义”这个中原武林人士最敏感、最具冲杀力的禁忌。武林人士把这个“杀师杀父母”的异族胡人视为头号公敌，欲快杀之而甘心。他后与辽帝结为兄弟成为南院大王，并阻止辽帝南下侵宋被关押，又挟持辽帝定和约畏罪自杀。对此，严家炎认为：金庸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惨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夏夷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正与邪、善与恶、敌与友了么？不问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2]83小说文本中，中原武林人士给契丹人安的罪名是无恶不作，杀大宋百姓，侵大宋河山。当时大辽国富兵强，大宋腐朽没落；大辽固然骚扰大宋边境，杀人放火，抢夺牛羊财宝及妇女儿童；但大宋士兵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欺软怕硬，又何尝没有烧杀抢夺契丹老百姓？难道这不是同样地违背了伦理道德？自居为文明礼仪之帮却同样地干坏事，岂不是跟他们自己所指责的契丹人一样？

这一切追问，可以认为是昏君无道。昏君放纵包庇下属胡作非为，自己不理朝政或者不会理朝政，整天只知吃喝玩乐，致使小人乱政误国，搞得天怒人怨，叛乱四起；他们借镇压叛军之机，又利用权利之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皇帝听信奸臣佞言，残害忠臣良将，自毁国家栋梁和根基。那么，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昏君和奸佞，还留着做什么呢？于是《碧血剑》中金庸借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替崇祯帝在辽东打败满清、使清人闻名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被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袁崇焕的旧部竭力保护和培养他的儿子袁承志报仇。他后来学成武艺，有种种仁义的事迹，很得父亲的遗传，任南北直隶、鲁、豫、浙、闽、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率领队伍加入李自成义军编为“金蛇营”，为推翻明朝统治贡献颇多。只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因自身的局限，其起义也不过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为了抢回贪官污吏聚敛的财物。他们依据江湖规矩按功行赏，包括抢女人。李自成和刘宗敏就是为了争夺吴三桂心爱的女人陈圆圆闹内讧，以致吴三桂大怒降清，助清灭了李自成。

这又怎么理解呢？金庸在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旁述：“众军本来都是流氓、饥民、驿卒，跟着李自成造反，起初只是为了活命，后来连得大胜，军纪败坏，跟着上官奸淫掳掠，原是出于人人求财得利，饱以逞色欲的天性，长官非但不禁，而且带头作恶，眼见伙伴皆然，财物妇便在眼前，常人又怎能忍耐得住？这些兵将本来都不是坏人，只是事势使然，千百年来便皆如此。有时胡作非为之后，自知不该,但下次遇上，又不禁抹杀良心再干。”[3]640这样一群有勇无谋的人，就算有谋也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他们破坏力极大，但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又有很强的凝聚力。他们目的达到后便没有了目标，但这种破坏力仍然保持着惯性。

三、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悖论

与大汉民族中心论相一致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非善恶标准，中原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为优等的高贵民族，其他的为劣等的低贱异族，凡是与自己相对的思想和行为都为非，如果这种“非”大到结成社团，结成帮派、教派时，正邪对立的态势就形成了。而这种正邪对立和民族偏见往往交叉错综，不仅涉及个人和家庭恩怨，还牵涉到门户、帮会、教派纷争和民族大义，使武林人士无法区分出真正的正邪、是非和善恶。

（一）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契合

在一定条件下，道德伦理针对混乱的社会局面而制定礼仪规范来约束群体的行为，确实起到了稳定秩序的作用。但随着礼仪的固定和观念的深入，人们动辄拿礼仪来教导或压制他人，使之成为教条，最终束缚自由，成为个性发展的阻碍。于是要求破除礼仪规范教条的呼声高涨，“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日益增多，而这不合正统的人和行为就被称为“邪”。如黄药师愤世嫉俗，行为乖僻，被人称为“东邪”，但他却是个至性至情之人，并非邪恶之徒。鲁迅曾谈到，“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的”[4]，这一评论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黄药师式人物的精神世界具有魏晋人物的遗风遗韵。

正与邪又当如何区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借张三丰之口指出：“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5]所以，正邪善恶之分的判断标准是很微妙的，只在一念之间，在人所做之事的初始动机和行为后果上表现出来，你用意是善的，用于仗义助人挽救老百姓性命于水火，就是正义的和善的；反之，就是邪恶的。张三丰这种说法具有普遍性，与儒家和心学有关联，并接通了与它们的命脉，它们正好是道德伦理的典型形态。

（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背离

从上可知，正邪善恶只在一念之间。由此推断，正派人士如果贪财好利，不择手段，残害同道，虽名为正实则为邪；反之，被正派人士称为邪派人士也有道义，为了义气而肝胆相照，也有豪气干云的壮举，为好朋友两肋插刀，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虽名为邪实则为正。邪魔外道往往比很多正派人士更忠于“道”，更合于“道”，而有些正派人士往往只是用“道”来装点门面而已，他们其实是非道甚至无道的。这意味着“道”具有两重性，即它既可以用来维护正义传统和朝廷统治，也可以用来掩盖 “非道”。在这个意义上，在“道”名义下的“非道”，已然不是“道”。

《笑傲江湖》里衡山派刘正风与魔教曲洋“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两人甘愿为了知己退隐江湖[6]。刘正风金盆洗手受阻，他请岳不群说句公道话，岳不群以“不分正邪，不问是非”的大论来搪塞刘正风误解了“义气”两字。刘曲两人不愿再涉足恩怨是非，却被正派武林逼迫致死。而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武林人士却在仁义道德的外衣掩盖下抢夺别人的武功秘籍，如余沧海率领门人明目张胆进攻福威镖局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华山派岳不群和嵩山派左冷禅也各斗心机和智谋，抢秘籍，图谋并派，欲称霸武林。岳不群为了贪“辟邪剑谱”，“什么亲情、友情、师徒情全都抛在脑后；什么道义、正气、规则全然不顾。为我所用者，尽其所能。高徒令狐冲得为他背黑锅；爱妻宁则中得为他守空房；爱女岳灵珊得为他献出生命；女婿林平之得为他改变做人标准。拥有了绝世武功又如何，只落得个孤家寡人一场空。”[7]26作为正义化身的五大剑派数百年来共同抵抗魔教，却因几个人的一己野心和虚名闹得四分五裂，还没有正式跟魔教大战一场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野心勃勃的左冷禅“处心积虑地派卧底、搞分裂、拉帮派、扮魔教、杀同门……”，连大魔头任我行对他的评价都是“你鬼鬼祟祟，安排下种种阴谋诡计，不是英雄行经”，而号称“君子剑”的伪君子岳不群，任我行压根儿就看不起[7]48。任我行、左冷禅和岳不群都是争权夺利的典型代表。追逐名与利使他们性格扭曲、心智失常，变得比邪魔还要邪魔。

除了名和权力，财宝也能使人性格扭曲、心智失常。《连城诀》借江湖群豪争夺一座价值连城的神秘宝库的故事，集中展示贪欲造成的人性扭曲。为了夺“连城剑谱”，同门师兄弟万震山、言达平和戚长发竟然相互勾结，杀害师父梅念笙，三人内部又相互暗算，残杀不止。戚长发因剑谱得而复失，迁怒于女儿戚芳，眼看她落入仇家虎口竟不施救，完全置亲情于不顾。而为宝藏着迷、必欲取之的凌知府，不仅拆散女儿凌霜华与丁典的婚姻，还残忍地活埋了女儿[2]221。最后找到宝藏的那一刻，戚长发偷袭狄云不成，又见狄云武功高强，生怕他要跟自己抢财富而自己终将一无所有，绝望中“高声大叫，声音中充满了贪婪、气恼、痛惜，那声音不像是人声，便如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在旷野中嗥叫”，同时那么多官兵和江湖豪客，无一例外地“个个都发了疯，红了眼乱打、乱咬、乱撕”[3]349。他们将珠宝塞在嘴里，咬得格格作响，有的把珠宝吞入了肚里。贪欲使人们失去人性，变成了兽类，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奸邪小人，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求都惊人的一致。

四、悖论的解决

由上述可知，民族意识、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产生种种契合和背离的复杂现象，金庸试着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做了多种可能性探讨，即安排和设置他们可能的出路在何处，以期解决和消除悖论。沿着文本中故事情节展开的顺序作线性梳理，会使这一解决途径显得清晰。

在《天龙八部》中，在忠君忠国、仁义为先等伦理道德下长大的契丹人乔峰，为避免辽宋两国交战生灵涂炭，挟持要挟辽帝答应在其有生之年不许侵宋，换来辽宋两国十多年的和平。乔峰既不容于辽国，而宋国也非他的故乡，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碰撞中，在民族意识和正邪是非的对立中，乔峰选择以死来解脱。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中“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自小在蒙古长大，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对蒙古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当蒙古灭掉金国又想吞并大宋时，他毅然协助抵抗蒙古南侵，甚至大义灭亲，意图行刺拖雷，还想杀死投靠金国认贼作父的义弟杨康。他与妻子一生镇守襄阳，鞠躬尽瘁。最后襄阳城失守，他夫妇力战殉国，为天下苍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和左冷禅等人在侠义的外衣下争名夺利，最后都没有得到好下场，死于自己的欲望中。《连城诀》中无论正派邪派为夺宝藏都一样扭曲了灵魂，失去了人性，早已不能算是人。《碧血剑》中明末农民军起义虽推翻了明朝，却烧杀抢掠窝里斗，终为满清所败而覆灭，袁承志作为这一全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心灰意冷，兴味索然，最后选择退隐海外孤岛[8]。

《鹿鼎记》里，薛松华认为：“惟有一批地痞、流氓、街头巷尾的恶棍在争权夺利，剑胆琴心式的浪漫爱情不复存在，壮士红颜千古佳话也演变成了群粉争艳图。书中再没有了毒蛇缠腕、壮士断臂的豪情，有的是市井小丑的杂耍和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屁的下三滥的手段等等世俗的人生。”[9]这是个英雄没落却让小丑成名的时代，甚至最后连小丑也找不到立足之地，只能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回到自己以前的出生地，重复着以前的生活。

五、结论

综合上述，通过对金庸小说中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观念与道德伦理的契合与背离诸多形态的展开，金庸解决悖论的途径要么是让文本中的人物自身走向灭亡，要么是让他们进入道德伦理之中又从道德伦理中隐身而去，要么是使其本来就超然于道德伦理之外，从不在其规定的尺度内行动与言说。这意味着文本中的悖论仍然存在，并没有解除。悖论作为道德伦理的固有形态，不可能消除，要想消除悖论，只有消除道德伦理本身。因为没有了道德伦理本身，就没有了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笔下的人物都在传统和历史中存在、行动与言说，他们不可能否定传统和历史，即不可能超越传统和历史，金庸也就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悖论。

参考文献：

[1]韩云波.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54.

[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金庸.连城诀[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4]钱理群，叶彤.鲁迅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230.

[5]金庸.倚天屠龙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360.

[6]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207.

[7]元琛探惜.笑书神侠倚碧鸳[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8]金庸.碧血剑[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640.

[9]薛松华.试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哲学思想[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1）：1-4.

（责任编辑：卢圣泉）

On the Paradox Betwe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pposites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 Morality——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Jin Yong's Classic Chivalrous Novels

ZHANG Gao-yu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paradox betwe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pposites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 moral ethics is the theme of Jin Yong's chivalrous novels.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he conscious of ethnic opposites of Han and minority,good and evil appear to be posited by two-fold value such as true and false,kind and vice,and so forth,both of which are a part of the social orders and political ethics designed by rulers.According to the promo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pposites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 morality which are performed in many morphologies in terms of deviation and accordance,we can come into conclusion that Jin Yong's solution to the paradoxes is either let the characters be taken away their lives,or let the characters go into the moral ethics and away from it again and hidden themselves somewhere that nobody can find,or let them never go into the morality,and never take their activities and speech in this measure.This implies that the paradox,as the inherent unity of opposites of the thing itself,still exists and has not been eliminated.Because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eliminate the paradox is the elimination of ethics.Without ethics,there is no paradox.In this sense,Jin Yong does not complete and make the paradox beyond successfully.

Jin Yong;chivalrous novels;national consciousness;the opposites of good and evil;ethics;paradox

B02

A

1672-626X（2017）03-0114-05

2017-03-04

张高宇（1983- ），男，四川攀枝花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

10.3969/j.issn.1672-626x.2017.0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