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性主义的暗流涌动——基于“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引发的对于批判理论的探讨

2017-03-07邓保群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海默理性主义马尔库塞

邓保群，涂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哲学理性主义的暗流涌动——基于“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引发的对于批判理论的探讨

邓保群，涂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理查德·沃林在论文“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中指出，早期批判理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一直未得到重视和澄清。沿着这条线索，我们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努力把早期批判理论的另一个面相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哲学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被理论家们彻底抛弃，相反，它作为一个新的规范基础对主观理性、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然而，对后者的激烈批判又有解构理性本身的危险。虽然理论摇摆于两个立场之间，但是这种张力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有价值的批判视角。

理性；客观理性；主观理性；批判理论；形而上学

一、问题域的界定

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是国际著名左翼思想家，早年曾师从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他就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欧美学界关于批判理论的论争当中，他的很多论著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且几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探讨。作为新近的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沃林教授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旨趣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实际上，在1998年，周宪先生就撰文《通向文化批判之路——美国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引介了沃林，[1]但是，国内学界对沃林思想的接触和接受，是由于后者与后现代思想的据理力争，可以让我们反观自己对待后现代文化问题的姿态和立场。这可以从相关论文集中讨论的是沃林的专著《文化批评的观念》和《本雅明：救赎的美学》中反映出来。

然而，我们的兴趣点倒不是沃林的文化批判问题，而是他早在1987年就发表的“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收录了此文)中所引发的问题意识，对此，学界并未针对其进行详细讨论。沃林正确地指出，我们不能太囿于哈贝马斯对早期批判理论家的批评——指责他们拘泥于笛卡尔开创的意识哲学范式，没有为批判理论提供一个规范基础——而忽视了后者的理论论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般说来，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早期的理论工作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他们方法的准则：旨在戳穿神学、哲学、道德和法律等等的虚假独立性，以及它们粉饰统治秩序的功能，并揭示其在物质生活领域中的根基。但是，沃林立即提醒我们，不能高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理论家那里占据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对批判理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需要做出重要重估，才能切当地体察“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理性主义遗产的举棋不定”。[2]42

沃林在《文化批评的观念》的序言中表示，隐藏在书中的意图是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对抗。作为哈贝马斯的学生，他承继了老师关于现代性的启蒙事业依然需要推进的基本假设，坚决捍卫一种实质性的理性概念，就像沃林表明的那样，“启蒙的弊端不应该，像今天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归因于理性的过度，而应该归因于理性的缺乏”。[2]4-5。但是沃林在“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中披露，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谈及早期批判理论的传统的时候，采取的姿态主要是抽象地抛弃而非积极地辩证扬弃。所以沃林试图更为精准和公允地去评价早期批判理论留给我们的遗产，那就是复活哲学理性以其充当规范基础或者说批判武器，对主观理性、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我们基于“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所提供的线索并且不断拓进，争取挖掘出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我们的判断：早期的批判理论家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使用一种哲学理性主义概念。我们知道，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启蒙辩证法》之前的著作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准则，之后的论著则发生了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向。但是经由沃林的观点的启发，促使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哲学理性主义最开始只是一条暗线，随着时代政治环境和理论本身的交互影响，逐渐浮出水面。即便是《启蒙辩证法》，在对启蒙理性进行猛烈批判以至于理性本身遭到质疑的时候，批判思想的后盾也来自于没有被明言的客观理性，哪怕这种理论策略使得两种哲学立场存在冲突——批判的观点和被批判观点之间的关系从未在理论上得到有力的解释。

二、哲学理性主义的暗流涌动

(一)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研究：哲学作为总体性认识与规范性角色

沃林在“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一文中并没有讨论批判理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计划，而是在《文化批评的观念》另一篇文章“从跨学科唯物主义到历史哲学”中做了讨论。沃林认为，霍克海默于1931年在社会研究所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目前状况和社会研究所的使命”上提出跨学科唯物主义计划，力图消除德国思想界长期以来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敌视的困扰，以及重建或恢复马克思实践哲学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通过将社会哲学和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熔铸于一炉，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和文化领域变迁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霍克海默自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批判的、以政治实践为目标的社会理论只能在无产阶级中去寻找受众，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否还真正拥有变革潜力，霍克海默并不自信，所以他意图探究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隐而不发的心理机制。这是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纲领在实践层面的目标。此番呼吁也是对当时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执着于从经济基础为决定因素，所有其他社会现象都必须从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的僵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反驳。社会研究所前后开展了权威与家庭、女大学生对权威的态度、失业对家庭内部权威结构、德国工人阶级、反犹主义以及偏见等研究。

我们大致赞同沃林对此的评判，然而需要强调，虽然霍克海默拒绝将哲学作为先验判断的角色，但是，他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批判形而上学，他依然赞同哲学对总体性的认识(继承了卢卡奇的观点)与规范性角色。跨学科研究计划的主要指向，就是针对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从而失去了对社会整体的认识而提出的。同时，还要检讨在社会调查中忽略社会根源和社会意义的危害。所以，在霍克海默的倡导下，社会研究所致力于将关于真理、道德和正义的规范性主张的哲学，与经验的和解释性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展开整体性的研究，而不是以自然主义的、相对化的、怀疑主义的知识论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片断。

(二)《启蒙辩证法》：启蒙的自我毁灭抑或真正的启蒙之序曲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信奉的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启蒙辩证法》代表着批判理论的第一次重要理论转型，它从早期的实践哲学的立场转向了对启蒙理性的内在批判：理性已经沦为工具理性，服务于对自然、对人的支配。启蒙自以为以征服自然、把理性从神话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合理的逻辑分析超越了神话时代的混乱，人们终于从压迫和控制他们的神秘物那里解脱了出来。然而，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解释，启蒙的真正本质在于将知识视为权力，以便更好地统治自然和人类，启蒙的精神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它使自己再一次成为新神话的牺牲品，控制自然和操纵个体的工具理性成为神控世界的世俗版本。

沃林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也是我们惯常看到的将启蒙的“进步”视为支配的进步，将文明的历史视为倒退的历史，将启蒙视为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我们在此对《启蒙辩证法》的简要讨论，显然不是对该书的“悲观主义”老调重弹。依据罗尔夫·魏格豪斯的见解，《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通过两个启蒙概念来展开的，就第一种概念而言，启蒙的目标要确立人类的统治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它使得这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另一种概念意义下的启蒙，其目标是通过消解权力，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启蒙辩证法》隐含的主张其实是“错误的启蒙阻止真正的启蒙的胜利，而只有真正的启蒙才能消除错误启蒙造成的种种致命后果。”[3]439我们确实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发现两位作者说道，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4](xviii)在《启蒙辩证法》中我们看不到作者们明确地对客观理性的哲学体系表示赞美，然而，在霍克海默的《理性之蚀》——《启蒙辩证法》的姊妹篇——中，这两个启蒙概念被表述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所以，我们不赞同只是把《启蒙辩证法》的主旨视为启蒙的自我毁灭，而是将其视为为真正的启蒙做准备的序曲，以此来抵制错误的启蒙的力量。除此之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以一种比较含糊的态度提到“模仿”(mimesis)和“对自然的回忆”(remembrance of nature)来冲破思想的工具理性形态。这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在此不赘述。*对此的讨论，可参见笔者《论“自然”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批判的作用》，《社会理论学报》(香港)，2016年春季，第十九卷第一期。

(三)马尔库塞：对理性主义的顽强坚持

在沃林看来，批判理论将哲学视为虚假意识的态度转变为正当性看法，早在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就已经“明显显露”，[2]26而马尔库塞在同年的“哲学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则“更加系统的尝试去定义”这种关系。[2]28虽然马尔库塞反复地澄清两者的差异，可是也不断地铺陈双方的共同点。差异在于批判理论根本上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的，它从人的历史存在出发去解释人及其世界的整体；而两者都共同指向了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对不合理的超越。我们可以从马尔库塞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见解中看得很清楚：“世界被看作依附于理性、依赖于理性、并且被理性所控制。在此形式中，哲学就是唯心论；它让存在附属于思维。但是，由这种把哲学变为理性论和唯心论的第一论题出发，哲学同时也就变为批判的哲学。”[5]175-176

依据马尔库塞的见解，哲学概念中的真理性来自于对人的具体状况的抽象。理性，道德，幸福等范畴乃全人类关注之所在，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它必须得到保留。当批判理论与哲学打交道时，它所感兴趣的是哲学概念及其问题的真理性内容。[5]190-191而所谓真理性的东西，它立于社会现实之外，正因为它不是社会现实、正因为它超越了这个现实，所以它才可能根据某些潜在的可能性和趋势来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它才可能成为批判理论的课题。[5]196马尔库塞并没有回避真理的这种乌托邦性质，而是宣称它的超越性并不相悖于真理而是对其真理的推动。因此，这些真理作为过程的一部分表现在批判理论中。批判理论仍然与它们息息相关。

沃林并没有详细考察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在我们看来，马尔库塞通过研究黑格尔的主要哲学著作(尤其是《精神现象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批判的、革命的、辩证的理性概念。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黑格尔哲学在现代的真正继承者，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继承的正是其理性主义。理性与革命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否定，理性按自身的要求不断的否定不合理的现实，以达到现实和理性的一致性，“黑格尔的批判的和理性的原则，尤其是他的辩证法，必然与普遍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6]15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哲学这一纽带使自己的社会理论与传统的理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而通过对理性概念的这种深入考察，马尔库塞得以以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将理性与革命搭建了起来。

沃林认为，即便是在1955年大量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还是称赞了黑格尔哲学对“解放的逻各斯的忠诚”。[2]40第五章“哲学的插曲”中，《精神现象学》又被马尔库塞做了集中的讨论。黑格尔所认为的理性的最高形式是一种主体与客体、普遍与个别的动态的统一，所有的变化都是各种潜能的自我外化、解放和享受；而在马尔库塞看来，这是对理性的解放信念的确信：“西方哲学以理念始，也以理念终。无论在其开端(亚里士多德)还是在其终端(黑格尔)那里，最高形式的存在、最高形式的理性和自由，都表现为奴斯，表现为精神。……被压抑的解放在理念和理想中得到了提倡。”[7]104-105

我们把目光放到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可以看到，马尔库塞依然相信“哲学的历史承诺”，他为了反对分析哲学的中立化倾向——通过对思想和现实的裁剪切割，试图将形而上学融化到可以操作化的陈述之中——而对哲学的普遍性做了细致的讨论。马尔库塞认为，普遍概念具有强有力的实在性，它是在既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发挥功用的客观的基础，具有不可转译性。它能反映分裂世界的不幸意识，因为在分裂世界中，现存的东西缺少甚至是拒斥可能存在的东西。它从观念上把握着种种既在现实中实现，又在现实中受到阻碍的可能性。哲学的普遍性，这个形而上学幽灵，挥之不去。[8]161-177

(四)霍克海默：哲学的社会功能以及客观理性的浮现

依据沃林的见解，在《批判理论》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的格调和马尔库塞的“哲学与批判理论”颇为相似，即“哲学的社会功能”(1942)，两位作者都将哲学的重要功能定义为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只不过前者侧重于德国唯心主义体系，而后者则将古希腊哲学搬到了前台。霍克海默推崇苏格拉底哲学，是因为其学说中，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同道德—政治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著名的箴言“美德即知识”将真理问题与“好的生活”勾连在了一起。[2]34也就是说，这与旨在为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组织而奋斗的批判理论内在契合。

我们回归霍克海默的文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赋予了哲学和现实之间一种基本的紧张：不信神、不会无条件的顺应传统生活方式，“他的上帝寓于他自身中，那就是说，存在于他自己的理性和意志中。”[9]246这种紧张可以防止人们迷失于现存社会秩序灌输给他们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之中。在霍克海默看来，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是为了表达现实需要哲学的引导才能走到正确合理的道路上，“哲学是一种试图把理性引入世界的有组织的、坚定的企图”。[9]253

我们需要重点考察出版于1947年的《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很意外的是，沃林竟然没有对这本书进行深入的讨论。《理性之蚀》的主体部分源于1944年春季霍克海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题为“社会与理性”的5次讲座，霍克海默将之视为《启蒙辩证法》的大众口味的版本，这次，霍克海默明确地使用了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的概念。

客观理性一方面表示的是内在于现实的结构，这种结构为每一特定情况规定了一个具体的行为方式，它是一种实践的或理论的态度；另一方面它还被认为是“反思一种客观秩序的非常努力或能力”[10]8依照霍克海默的见解，伟大的哲学体系诸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的哲学体系、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是建立在客观理性基础上的。“这些哲学体系旨在建立一个关于所有存在者，包括人及其目的在内的囊括一切的等级秩序。一个人的生活的合理性程度将由他与这个总体性体系的和谐程度所决定。”[10]4

霍克海默指出，在原初意义上，客观理性并不排除主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后者仅仅是客观理性的一种部分的、有限的表达。理性过渡到主观理性开始于文艺复兴，在启蒙时代高歌猛进，完成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转变同时往两个层面发生，一是理性与宗教的论争对峙，前者试图以主体的洞见取代宗教的彼岸意义；二是资产阶级自我利益原则日益成为主导观念，价值的和以人为目标的理性让位于物质利益和效应为取向的理性。最后，客观理性瓦解，沉沦为主观理性，这种主观理性就是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对主观理性的界定同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基本相同。

霍克海默不仅赞同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的主题，而且接受了后者得出客观理性难免崩溃的时代诊断。但是《理性之蚀》显示了霍克海默想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客观理性”与近代以来科学推崇的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主观理性”对立起来的愿望和踌躇。如果说《启蒙辩证法》整本书的格调更多的体现的是阿多诺的思想风格——受本雅明影响颇深的他对理性主义长期抱有怀疑，那么，《理性之蚀》则更好地折射了霍克海默的个人色彩。

(五)阿多诺：有点迟到的诉诸形而上学原则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的阿多诺，被沃林排除在探求形而上学作为批判根基的队伍之外，沃林认为，“只有他(阿多诺)没有赞同其他成员对哲学理性主义的乌托邦核心的热情。”[2]41我们撇开沃林的意见再仔细考量，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阿多诺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揪住理性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进行鞭挞，但是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中，他却重新拾起了形而上学的武器！

阿多诺对6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状态，在他看来，在革命政治行动风行的年代，轻易地将理论付诸实践，理论往往沦落为一种为暴力实践服务的工具理性，所以阿多诺把哲学安放到比实践更高的位置，来存留哲学的可能性：“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由于错过了它的实现时刻而继续活着”。[11]3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想法在当时得到霍克海默的苟同，1968年4月，霍克海默为《批判理论》一书所做的序言里就提到：“想从批判理论中得出一些结论，以便采取革命政治行动。然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去促成这一点。……不加思索地和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只能有助于批判理论旨在谴责的那个过程。这是那些严肃对待批判理论的人，包括同我一道发展它的阿多尔诺在内，都同意的。”[9]序言1

所以，在阿多诺看来，哲学、形而上学对于超验观念本身的探究的正当性在于：“如果不许诺某种超越生活的东西，任何东西也不能被体验为真正有生命的，任何概念的努力也不能超出此外。”[12]376我们只有凭借放弃了同一性原则的形而上学，才能表达不可表达之物、意识到自然中的事物具有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体察个人肉体的苦难和内在的深度、留意现实历史中边缘的、暂时的东西等等。

三、澄清理论内部哲学理性主义的疑难

批判理论对别人的论证和思想体系食肉啃骨，自己却从未明确界定理性和真理到底是什么，难怪杰伊说：“辩证法在批评各种冒充为真理的体系时是壮观的，但要清楚地指出自己的假设和价值时，它就不怎么雄辩了”。[13]76早期批判理论与黑格尔左派的联结，使得批判理论能借助理性的概念去中介理论与历史，来批判资本主义生活条件下的病态现象。但是，批判理论并不是像黑格尔左派那样，仅仅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用理性来批判现实世界。它同时认为，仅仅诉诸观念论或思辨的形而上学并不能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必须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其他哲学思想。比如霍克海默对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思想家的重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对阿多诺的启发(虽然两人的观点经常存在冲突)，即便是马尔库塞，除了黑格尔对他的理论内核有强大的支持作用，马克思的劳动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峙着理性主义。众多哲学思想传统的融合，不仅分散了他们理论的主干力量，也给我们的分析和界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沃林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他们试图以哲学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新的规范理想，另一方面，却又把理性主义视为现代专制的罪魁祸首。所以，在根本意义上，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向形而上学的理性求助，来为批判理论提供规范基础并不成功，但是保留了一个有价值的批判视角。我们大致同意沃林的判断，此外，我们会更加设身处地地考量批判理论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思想背景：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欧洲工人运动的轮番失败、纳粹的兴起、二战的爆发、流亡期间对美国工业社会新变化的观察感受等等，这使得社会研究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丧失信心，在他们看来，革命力量、革命主体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整合，以前被视为蕴含着解放能量的劳动，已经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服务于对自然和对人的支配。另一方面，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理性概念同样遭遇了20世纪现实历史的冲击，在本雅明叹息文明的历史就是野蛮的历史，阿多诺亦感触从弹弓到百万吨级炸弹的恐怖年代，理性即使没有成为残暴行为的同谋，也难以成为批判思想的伙伴。

在劳动的解放潜能失效后，批判理论家们一方面诉诸哲学理性主义(客观理性)来批判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又苦于客观理性难以抵挡主观理性、工具理性的侵袭，从而对后者进行激烈批判以至于解构了理性本身。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在沃林的启发下把批判理论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条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暗线给清理出来。

总而言之，理查德·沃林的“批判理论与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批判理论的一个新的面向。沃林提醒我们，不能因为哈贝马斯批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没有为批判理论的批判活动本身提供一个规范基础，尤其是不能因为批判理论受到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重大影响，就只是把西方哲学传统当作一种虚假意识，从而忽视了批判理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我们基于“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引发的对于批判理论的探讨，是为了今天回过头来打量早期批判理论家理论上的努力的时候，能更加公允地看待他们的成败得失，以及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后辈的转向所带来的业绩与付出的代价。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批判理论若要突出重围，新一代的理论家就不得不好好致思前辈们用过的招数，哪怕是判定之前的路数彻底的不可行性，也是一种积极的证明。

[1] 周宪.通向文化批判之路——美国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J].国外社会科学，1998，(2).

[2] Richard 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2.

[3]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 法兰克福学派[M]. 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5]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李小兵，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

[6]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M].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0]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

[11]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M].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3.

[12] (德)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