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杰

试论黄金时代的荷兰制度创新

◆俞 杰

荷兰在近代早期的崛起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在荷兰崛起的各种因素中，制度创新最为引人瞩目，其中以自由工商业的准入、资本市场的建立、经济情报的兴起与财税体系的构建为著。在荷兰崛起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制度创新的效能被国际贸易转运、海外殖民等资本获取方式内化吸收，变为一股推动荷兰社会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力量，成为荷兰崛起的内在源动力之一。

荷兰；经济制度；制度创新

荷兰人所居的地理位置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了颇多不便，“农业产品（除牛奶外）产量甚少，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难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但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17世纪的到来标志着荷兰进入到黄金时代。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欧兴起的原因所在。先进而富有效率的制度能够极为有效地促使荷兰经济获得持续增长，从而使其能够成功地回避“马尔萨斯陷阱”。国内学界对于黄金时代荷兰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多着眼于当时荷兰在东西欧乃至美洲、亚洲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海上马车夫”角色，以及此后一段时期内利用转运贸易所取得的金融资本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经济制度是组织社会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它受到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执行者的共同遵守。作为被确认、创设的各种涉及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国家也运用其来维护政治统治。荷兰在迈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时，各项堪称先进的经济制度裨益颇多，特别是它们的存在激活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本文拟从荷兰在黄金时代的制度创新——工商业自由准入、资本市场建立、经济情报体系兴起与共和国政府财税体系构建这四个方面对荷兰崛起的推动进行探讨。

一、自由工商业的制度

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尼德兰地区的手工业在乡村发展的较在城镇更好，因为乡村是行会所不能企及的范围——行会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同时也严苛地限制了手工业的资本化发展，思想家德·拉·库特。

以“行会降低了消费需求”为论据批判了行会体制。尼德兰地区的乡村手工业顺应了新型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雇佣劳动力和发展再生产都有所体现。之后，这一发展模式也进入了联省的城市，在莱顿，纺织业的繁荣昌盛是其明证，在纺织业衰退期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极致，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持续活跃向上发展提供了舒适的温床。发生在17世纪的郁金香狂热，就是荷兰市场经济发达且不乏资本主义色彩的标志性事件。当时的郁金香市场鲜明地演绎着自由市场经济，买卖方自由地进行着每一项交易活动，即便投机行为催生了经济泡沫，但终究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在粮食贸易上，荷兰人也尽显自己的商业才能——进口别国的粮食同时出售工业品、奢侈品等以弥补货币外流。丹麦海峡扼守东欧与西北欧的交汇处，据当时留存下来的通行费征收记录表明“当时通过那个海峡的船只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荷兰”，很多船只将波罗的海国家的粮食运往荷兰。而在荷兰一些省份，农业的高度商业化耐人寻味，例如泽兰省生产的小麦早早达到了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产量，自给自足后更将大部分粮食出口到邻省；畜牧业是德伦特省的特色产业，牲畜卖往荷兰省被屠宰，羊毛则被运往莱顿这类纺织业发达的城市供深加工。大量空闲劳动力在荷兰省的捕鱼业中重现生机，至17世纪中叶，他们在欧洲鲱鱼市场上稳坐头把交椅，并且带动了粮食-鲱鱼贸易，甚至“一度将鲱鱼卖向了南欧，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于是以荷兰为地理中心的市场导向性贸易网建立了起来。1651年，格拉斯温克在其著作中所鼓吹的自由放任主义于此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17世纪的荷兰经济实力达至顶峰，自由贸易功不可没。自由贸易不单带来利益最大化，它更为商人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们无需寻求建议，而是由直觉引导”。八十年战争期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孰先孰后的争论便已展开，尽管有法律禁止同敌方进行贸易，但格老秀斯依旧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人们应服从最高理性与利益”。16世纪90年代，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交战，阿姆斯特丹的头面人物仍从事着与西班牙的贸易，正彰显了前述的观点。从此，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思想正式奠基，即个体的逐利意识和活动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利益。

二、资本市场制度

英国外交官威廉·坦普尔曾评价荷兰共和国繁荣的贸易：“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人们来说，很明显，不论是哪个时代，不会有哪一国的贸易如此大，而这并不是一个岛国。”荷兰人贩售国内外货物，贸易的繁盛与资本买进卖出息息相关。在尼德兰，贸易活动的中心经历了几番变换，从南部的布鲁日到安特卫普，又在独立战争时期转移到了北部的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的陷落加快了商人们的离开，他们前往西北欧的许多商业中心，其中包括鲁昂、汉堡、科隆、法兰克福、伦敦、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在几年之内，安特卫普的大多数商人都集中到了阿姆斯特丹，他们出色的协作不仅使阿姆斯特丹继承了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而且还把这种贸易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阿姆斯特丹从默默无闻到商贾云集，直至日后成为国都。逃亡商人们在此建立了贸易关系网，并自如地运用资本进行贸易。

“而资本市场的建立则尤其是荷兰经济史上这个时代的特征”，资本市场的组织化就催生了现代交易规则的出现，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这类商业交易成本进而降低。搜寻费用的降低得益于集中统一的资本市场缩短了商人们寻找出售、买入机会的时间，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可以迅速完成砍价这样的活动；商人们齐聚一堂使谈判费用得以缩减，透明且统一的交易环境让商人们更容易达成一致。较之前期已出现的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尼德兰的较为完备的股份公司、代理行为给中小资本持有者参与到大规模贸易带来了可能性，仅投入一些货币当作股份或者佣金就获取收益，小股东与大股东共同分担了当时远程贸易中蛰伏着的风险。这些动作不仅有意无意地促进了商业的专业化，也成为了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本。荷属东印度公司就是依此旨趣建立起的商业实体。在特许状的支持下，其在殖民历史上的“功绩”亦令人惊叹，在全盛期，它从东方得到的货物远销欧洲，还在东印度的管理甚至具有政府色彩：有权与土著外交，更拥有小型的军队——这一切都是为了贸易。“因此，尼德兰的贸易成功可谓前所未有，今后也无法得到复制……”。

三、经济情报制度

17世纪的联省共和国，有为服务于商业而创建的两个组织：规律性营业的邮局和传递信息的报纸，它们出色地诠释了经济情报的力量。它们更充分展现了一种制度的创新。邮政服务发端于16世纪中叶的阿姆斯特丹，进入黄金时代，它同众多国内外城市间建立起了政府督导下的邮政业务，使其成为了欧洲的信息中心之一：它拥有4个邮局，分别处理不同方向的邮政业务——分别为安特卫普邮局、科隆邮局、汉堡邮局和国内邮局。世界各地的信息汇聚于此。发达的邮政业务惠及了联省商人，他们可以在最早的时间得知各类情报，甚至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一种依赖兜售信件而谋生的乞讨行为，“一有商船抵达港口，码头上就挤满了乞丐，向船员乞求把一些商业信件交给他们转送，也有人花钱去买回这些信，然后找到收信人，寻求更高的利润”，足见当时情报场已成为商人们竞逐的另一片战场。16世纪后半段出现了联省政府派遣的情报人员，很多大商人也自己雇佣探子，活跃在市场、政坛。

在报纸出现之前，联省已有供公众阅读的小册子，刊载时事、轶闻；到17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出现，并受到了中下层人士的欢迎，却被统治阶级冷落。尽管报纸上的消息不一定可靠，甚至会挑拨是非，“1660年报刊中甚至对路易十四的政策恶意攻击，法国大使曾多次表示不满，但无济于事”，却无法阻止报纸的发展。总之，报纸作为一种较普及的信息媒介，其出现和发展对当时联省趋向成熟的经济、开放宽容的政治生态大有裨益。

四、共和国政府财税制度

“与他们的勤劳和灵巧一样，尼德兰的财富建立在对收入的极度克制与管理基础之上”——荷兰政府建立了在当时算得上规范的会计系统。

法王路易十四在给其子的训诫中便强调了财政大臣科尔贝尔为王国财税体系做出的贡献，而科尔贝尔又大力借鉴了当时荷兰的体系。至1665年，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尔都将过往着力国家理性和经典劝谕式教学体系摒弃而大力推崇荷兰式政府财税体系——重视会计与政治经济学知识的学习。路易十四甚为重视科尔贝尔的意见，可见荷兰的财税制度体系对于邻国的影响。

联省实行包税制，且税目繁多，导致了下层人民比上层精英有着更重的负担。但关税较低，以刺激出口，并养肥了大进出口商。各省的部分岁入会上交中央，又以荷兰省的份额最大，在荷兰省内又是阿姆斯特丹的份额首当其冲。这笔岁入被用来雇佣职业军队，从而有效弥补了人口不足。繁荣的贸易需要军队的保驾护航，税收即用作维持军队，“他们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有着一支常备军，不论是海军还是陆军，资金来源就是政府收取的习惯税与特别税”。三级会议全权掌控税金，这包括城市和乡村税收。海军则依赖关税，维持海军是为了防止海盗行径。

三十年战争后，因为大量行政事务亟待富有现代财税头脑的人士管理，以国家理性为基础的治国观俨然过时。受新政治经济学指导的荷兰人在政府治理方面成绩斐然——“在17世纪，政府的显著改变体现在由有效的会计与财税体系取代了封建时代的那种只为战争服务的目光短浅的税制”。

五、结语

荷兰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达到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在自由贸易的影响下，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受此经济思想熏陶的商人阶级也主宰着共和国的政权，独立的经济体制与政治秩序相互依存，纵使政治尚不够民主，依旧能够使主流的经济利益集团获取足够的决断力。诚然，荷兰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商业繁盛远超工业，从而使得后来的荷兰发展“已在颇大程度上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资本非职能化后大量外流，显然严重阻碍商品经济深入发展”，这在黄金时代的联省上层出身上可见一斑。以英国为首的后发国家压制荷兰的国际贸易空间，从此掐住了荷兰经济的命脉之一。工业此时随着贸易尤其是转运贸易的失势也走向了衰落。简言之，合理、有效的制度对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政治运作效用极大。好的制度与繁荣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经济制度角度看荷兰黄金时代的发展轨迹能较清晰地了解到长时间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性支撑，以及对其弊端的分析亦能够使我们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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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