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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份额改革:规模与结构视角

2017-03-0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7年6期
关键词:投票权改革方案份额

(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IMF份额改革:规模与结构视角

刘兴华胡芳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份额是IMF进行资源分配的基础,对所有成员获取的投票权起着决定性作用。2010年“改革方案”实现总额倍增,增强了IMF对外行动能力。份额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表性不足”问题,如基本功能弱化、份额计算公式仍存弊端、美国单边否决权让IMF决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等。未来份额增资的可能性较小,结构调整需经多方角力和动态博弈才能实现,中国应采取灵活、务实策略推动IMF份额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投票权;经济治理;特别提款权

在全球治理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迎来适应这种变化趋势的变革。在IMF现行决策机制中,份额是进行资源分配的基础,影响着成员的投票权大小;份额改革通过改变规模总量,或者调整成员持有比例,对IMF决策结构和决策效果形成强烈冲击。笔者以新近“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为背景,阐释IMF份额改革中的数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分析现行决策机制对份额改革成效的影响,并就IMF未来份额改革前景进行展望,探讨中国稳妥推进份额改革的应对之策。

一、举步维艰的份额数量扩张

布雷顿森林体系降生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以美国“怀特计划”(White Plan)为蓝本建构的国际货币体系,创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的基金强调存款原则,由所有成员认缴的份额组建而成,每位成员认缴份额的25%用可自由兑换货币缴纳,余下的75%用本国货币缴纳。根据缴纳的份额,采用一定的计算规则,测算出每位成员在基金中的投票权。创立之初,IMF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汇率,为成员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问题。因此,份额无论对于IMF还是麾下成员来说,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份额概念的理解,可从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基于规模维度的份额属于总量范畴,它是指IMF掌控的来源于全体成员的基金的数量总和,基金汇聚后形成巨大“资金池”。池中资金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IMF对成员监督和救助的阈面,也深刻影响着IMF对外行动的能力。基于结构维度的份额属于比例范畴,它是指IMF成员所缴纳份额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并内生出不同成员的投票权关系,凸显成员在IMF话语能力的对比。份额在结构上的静态变动,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及迥然有别的决策效果。准确界定份额这一概念,应当是从规模、结构两个维度进行有机考察和全面把握。

当下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究竟什么规模的基金份额是合适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莫衷一是。金融危机也许是检验IMF份额是否充足、救援是否有效的试金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经济严重衰退,经过多方求援,IMF向泰国、印尼、菲律宾提供了583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1],同时为受援国开出提高贷款利率、削减政府支出的“紧缩”药方,这并没有让受援国走出危机阴霾,相反,一直拒绝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却迎来了更快的经济复苏。较之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IMF共计583亿美元的援助规模如此之小,肯定有“囊中羞涩”的原因,份额总量的相对不足限制了IMF对外的贷款强度,而在救助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和明显的政治利益倾向更是受人诟病。

为了改变这一窘境,增强自身对外行动能力,IMF开始谋划对份额“扩容”。2007年,IMF执董会通过《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New Decision on Bilateral Surveillance over Members’ Policies),从表层看,该决定是IMF修改汇率监督规则,实质是借此机会强化监督职能,寻求新的管辖权,不再将IMF监督范围仅限于成员的汇率政策,而是扩大到所有的宏微观政策和经济结构改革[2]。管辖领域的延展客观上要求IMF增大基金规模,由此内生IMF 对份额总量改革的需求。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曾对是否向危机国救援及如何救援分歧甚大,在IMF这一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介入下,欧盟于2010年5月建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金融稳定机制,其中的2500亿欧元是IMF以贷款形式提供,此项贷款也秉承IMF一贯的“条件性原则”,即受援方需在IMF开出增税、私有化、减少干预、开放市场和提升出口等“政策菜单”中做出选择。尽管人们对IMF救援方案的有效性存疑,但不应忽略IMF提供250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为什么IMF驰援力度总是低于市场预期?究其原因,既有IMF对债务危机局势判断不清及欧元区财经纪律的担忧,更有因基金规模有限导致对外救援“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份额“扩容”必然成为IMF在反思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选择。

虑及份额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分配失衡这一事实,IMF于2009年呼吁,代表性过高的发达国家向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5%的份额,该倡议在匹兹堡峰会上得到G20成员的大力支持。果不其然,2010年,IMF出台“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简称“改革方案”),这是IMF成立70余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和投票权转移方案。此项改革方案将份额转移比例由最初的5%提高到6%,同时实现份额规模“倍增”,将份额总量从2385亿SDR(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扩至4777亿SDR(约合6680亿美元)[3]。根据相关规定,作为IMF决策重要事项的份额改革,其生效必须获得全体成员的五分之三多数和占IMF投票权85%多数的支持,IMF理事会在通过此项改革时,各国也同意不迟于2012年10月批准该方案,也就是说,IMF为这项改革方案的推出制定了清晰的“时间表”。

可是,份额“扩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其焦点在于,美国作为IMF最大投票权的拥有者,迟迟未将改革方案纳入联邦政府综合拨款法案,扩容方案在美国遭遇“寒冬”。美国这样做有太多的理由,近年来,美国财政收支一直处于赤字状态,2011-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率分别高达8.22%、6.38%,参众两院总是无法在焦头烂额的财政悬崖问题上达成一致;2013-2014年,赤字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4.32%、3.87%的水平,亟待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仍未进入联邦拨款法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给出的理由是“确保政府合理使用纳税人的钱”[4]。财政赤字已自顾不暇,遑论份额改革。况且,如果改革方案获得通过,美国则因份额比例最高之故,需要对外大掏腰包,向IMF追缴大约580亿美元资金,这是身处财政困境之中的美国不太情愿出钱的主要原因。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意味着这项久拖未决的改革正式实施,经历五年拉锯战的份额增资终于画上了句号。

二、命运多舛的份额结构调整

如果规模范畴的份额反映IMF整体的救援能力,那么结构范畴的份额比例体现了不同成员在IMF中的权利分配及由此衍化的话语能力。按照IMF规定,成员从基金组织获得贷款虽有“门槛准入”,可获最大贷款量因贷款种类而异,但主要取决于成员所认缴的份额,IMF对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也是依据份额这一指标。因此,份额是成员从IMF获取各类金融资源的基础,份额结构的调整历来都成为IMF敏感和引人关注的话题,它常常需要付诸艰苦的讨价还价才能实现。

“改革方案”生效后,美国、日本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维持17.46%、6.48%的比例,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份额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总体上有所提高,中国可谓“最大赢家”,份额增加了2.5个百分点,达到6.41%,中国成为位列美、日之后的第三大份额持有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也表现抢眼,份额比例提升后全部进入前十行列。一言以蔽之,超过6%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改革方案”被评价为IMF历史上最大的份额转移改革。

如何看待这份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鼓与呼的“改革方案”?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失衡、欧债危机蔓延、英国脱欧事件等不确定因素的交互影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前行受阻。2016年,美国尚处周期调整之中,仅有1.6%的增长率,欧盟一直徘徊在零增长或微弱正增长之间,日本在第二个“失去的十年”中收获难能可贵的0.5%的增长,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却增速强劲,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分别取得6.6%、7.6%不俗的增长率[5],让世界经济在增速为3.1%的轨道上砥砺前行。“改革方案”做出向新兴市场转移份额的结构性调整,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公平性、包容性和合理性。应当清楚地看到,中国份额比例提高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结果,虽贵为第二大经济体,持有比例仍低于日本,与其所处国际经济地位还不匹配。美国份额在“改革方案”实施后几无改变,依然一枝独秀高居“榜首”,美国在基金中仍拥有强大的话语权,IMF重要事项必须美国“点头”后方能通过。如此份额结构决定IMF决策机制还是以美国主导为特征,即便“改革方案”生效后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大可不必为“改革方案”欢呼雀跃,与中国最初设定的转移10%的份额,达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份额平等这一目标相比,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6]。

与份额结构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IMF的投票权。布雷顿森林大厦的构建者在创设出可用于成员国政府间偿付国际收支赤字的账面资产——SDR时,也为在所有成员之间分配投票权制定好“游戏规则”。IMF成员的投票权由基本票和加权票共同组成:基本票体现主权国家平等原则,成员无论大小,基本票均相同;加权票取决于成员拥有的SDR,每增加10万SDR便增加一个加权票。实际上,IMF对于虚拟资产SDR的分配,从来都是“份额至上”,即根据成员持有份额比例,实现对普通提款权之外一种特别使用资金权利——SDR的分配。由于份额结构直接影响成员所分配到SDR的数量,进而对成员的投票权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SDR数量的不断扩张,基本票在投票权的比重过低,IMF曾于2008年对投票权进行过一次改革,将每位成员基本票从250提高到750,基本票占比才由2.1%升至5.5%[7]。这样的改进只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方案,伴随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IMF再度向成员分配SDR,基本票终将“再稀释”而使其功能弱化;如果稀释到一定程度,基本票也许徒留象征意义,沦为IMF决策框架的一种“摆设”。

IMF决策机制包括“协商一致”(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与“投票表决”(Decision by Votes)两种形式。“协商一致”并非一致同意的表现,常常为发达国家所把控,在非正式会议上使用居多。“投票表决”则以多数票原则为基础,分为50%的简单多数、70%和85%的特别多数两类,对于IMF认定的重要事项,往往采用特别多数的“投票表决”。有什么样的份额结构,自然决定与之相适应的投票权结构。美国主导的决策机制必然体现其投票偏好,为了扩大在IMF的自由裁量权,巩固投票权的垄断地位,IMF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进行修改,增加特别多数通过的事项,时至今日,这一事项数已经超过50项[7],IMF投票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份额结构关乎IMF成员的投票权,因而份额的计算显得尤为重要。IMF采用的是2008年修订的计算公式,该公式涵括GDP、开放性、波动性和外汇储备指标,分别赋以50%、30%、15%、5%的权重;其中GDP指标的60%按市场汇率折算,40%按购买力平价折算[8]。此计算公式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进,但距发展中国家的期望仍有不小差距:第一,作为实体范畴的GDP指标,在不同国家间比较时不宜采用市场汇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常常使本币低估,如果使用市场汇率加权计算,并对市场汇率权重赋值过高,折算的结果必然使发展中国家GDP低估、发达国家GDP高估,难以准确反映不同成员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第二,将开放性指标纳入份额计算公式,有可能造成部分国家开放度“虚增”,一些国家为了获得较高的基金份额,给予出口补贴支持,提高进口关税以降低贸易对手的出口,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份额计算公式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第三,份额计算公式不够简单明了,成员可以依据本国数据测算本国份额,却无法知晓本国份额在总量中的占比,而真正有意义的恰恰是成员的份额比例关系。

三、掣肘牵制的份额改革之争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2010年“改革方案”的受益者,其持有份额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低于预期,此项方案取得的成果极其有限。在未来,份额改革仍将继续,它将沿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的方向变革,尽管双方还未形成共识,或者需经历艰苦的谈判后才能达成一致。然而,对于份额改革,无论总量扩张还是比例调整,都被IMF认为是重要的决策事项,按照相关规定,需获得85%的特别多数才能获得通过。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份额结构决定了成员间的投票权,投票权亦反作用于未来的份额改革——“改什么”和“如何改”。此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那么, IMF当前的投票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由于基本票不断被“稀释”,加权票功能得以强化,决定加权票多少的依据是每位成员所持份额分配的SDR,因而,取决于份额的投票权必然与份额结构契合,具有与份额结构相似的特征。美国是IMF最大的投票权持有者,把持了16.53%的投票权;日本、中国两国稳中有升,分列二、三位,握有6.16%、6.09%的投票权;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稍有下降,掌控5.32%、4.04%、4.04%、3.02%的投票权;其他成员的投票权则因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各异而不同。此外,IMF的治理改革也迈出重要步伐,继续保留24位董事组成的执董会的规模不变,减少两名欧洲国家的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的产生由原先的任命改为选举产生。

在现有投票权结构下,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超过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过量投票权,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则相形见绌。例如,美国高达16.53%的投票权,使其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的决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对于需要得到85%的特别多数认可的重要事项,美国更是拥有绝对的单边否决权,换言之,上述重要事项的通过,没有美国的“点头”肯定无法成行,当前IMF决策机制具有浓厚的大国主导色彩。对于有着独立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的IMF而言,决策中的“对美依赖”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怀疑,提高基金组织的国际代表性成为攸关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政治问题[9]。

2010年“改革方案”生效步履蹒跚,累计向新兴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比例,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诉求,也是对国际社会有关IMF诸多疑虑的积极回应,有利于IMF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虽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此项“改革方案”的最终面世必定得到掌有否决权的美国的首肯。一个逻辑的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会“欣然”同意减持发达国家份额的改革?转移给新兴国家的那些份额,又究竟是动了谁的奶酪?

笔者认为,近年来,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其在IMF份额不足、投票权过少的地位不相匹配,当前份额结构不能反映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颇受关注的“代表性不足”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IMF着手份额改革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动力。从本质上看,份额改革就是改变不同成员的份额占比,实现份额的“再平衡”。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将份额从代表性过多的国家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是未来份额改革的必然取向。那么,谁会充当“倒霉鬼”——成为份额转移的出让者?不管抉择如何,由于牵扯各方利益,份额转移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2010年,代表性过度的欧洲成为份额转移最好的目标,欧盟经济总量与美相差无几,可近40%的投票权远超美国,如果欧盟以一个声音说话,将大大冲击美国在IMF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了达到挤压欧洲的目的,美国坚决做出“动欧盟奶酪”的选择[10]。实际上,欧盟成员在经济结构、发展形势和政党利益层面存在差异,协调起来殊非易事,以一个声音共同对外几乎毫无可能。“英国脱欧”就是例子,欧盟也许不会忘记,2016年夏天英国公投脱欧让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遭遇重大挫折,虽不会引发欧盟“分家潮”,但发展不平衡而给彼此留下的道道罅隙已使欧盟抱团取暖成为理论上探讨的事情。

握有最大投票权的美国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对IMF“份额方案”的支持既可制衡其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盟,又能赢得份额改革的受让者——新兴市场国家的好感和拥戴,还为IMF揭去饱受指责的政治化、西方化面纱,兼达一石三鸟之目标。当然,所有的改革以不会减少美国份额、更不能危及美国否决权为前提,只有在此边界内,才是一贯秉承实用主义的美国所接受和允许的改革限度。对于这一点,Kelkar曾说:“任何关于份额改革的提案都不得改变基金组织最大债权国的否决权地位,这是基金组织改革的底线。”[11]美国一再推迟“改革方案”的通过,并不表明美国对改革内容持反对态度,恰恰相反,美国借份额改革削弱欧洲,意在增强自身话语能力,并通过“代言人”——IMF,在货币金融领域施以影响,进而达到拓展国际政活动空间的目的。

美国与欧洲已经学会在竞争与合作中弥合分歧,相互妥协。份额“再平衡”关系到美国在IMF这样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主导权,美国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崛起之后的欧盟与其抗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美国知道,在欧盟众多成员中摊销区区6%的份额,不会让欧盟伤筋动骨,也不会招致欧盟对份额改革的集体抵制。在IMF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欧盟需要美国的支持,甚至还要与美协调立场,确保欧盟主张在IMF决策框架中得以实施。是否继续由欧洲人执掌总裁职位,欧盟希望美国态度坚决,美国在本着“美国人利益”的理念下行使投票权,不忘向欧洲抛出橄榄枝,一如既往地支持欧洲人出任总裁,使这一有着70年历史的欧洲传统得以延续下去。

四、绝非坦途的份额改革之路

份额改革生效后改变了IMF成员的份额结构,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持的份额比例有了提高,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代表性不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国持有份额和投票权双双位居世界第三,这并不意味着份额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了“第三”的影响力[10]。非但如此,IMF还有很多有关份额改革的工作要做,未来的份额改革将走向何处?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如何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最大限度地推进IMF的份额改革?

简单地说,未来的改革依然围绕份额的规模、结构维度展开。在规模层面,未来的份额总量是否还会继续“扩容”?笔者认为,2010年“改革方案”生效后,IMF份额数量实现成倍扩张,短期内,应当不会有对份额“扩容”的新需求,份额倍增本身考量了彼时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世界经济总量的可能变动,基于因应各类金融危机、强化对外行动能力所做出的谨慎的决策,如果世界经济在预期中前行,没有增资扩容的必要。退一步讲,实行份额扩张,意味着成员根据所持份额比例将兜中钱对外掏缴,这是绝大多数成员并不情愿去做的事情,而且,份额增资需获85%的特别多数才能通过,美国曾对2010年的“改革方案”采取拖延战术,不排除会对未来的份额扩容设置障碍,所以,未来份额在规模上扩张的可能性不大。

若此,未来份额改革的方向主要集中于份额结构的调整。2010年“改革方案”生效后,发达国家持有的份额比例为57.7%,发展中国家的持有比例为42.3%[8]。显然,这不是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份额改革终极目标,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是未来份额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坦率地说,就改革难度而言,结构调整较之于数量扩张面临更大的挑战。份额结构的变动意味着成员在IMF的份额比例发生改变,涉及从IMF取得贷款、分配SDR和投票权等利益的获取,一方权益的增加是以另一方权益的减少为条件。因而,在结构调整达成共识可能是一个艰难历程,它往往需要经过多方角力和动态博弈才能完成。如果不能取得一致,份额结构改革只能诉诸IMF的投票表决,美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的态度可能对结构调整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未来的份额改革并无坦途可言。

中国份额从4%到6.41%的提高,需向IMF追缴290亿美元左右的基金,对于外汇储备达3万亿美元的中国来说,并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理论上,份额比例的提升本应增加中国从IMF获取的贷款,但这常常是一厢情愿,按照IMF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基金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其他成员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份额的增加似乎昭示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蒂姆·亚当斯毫不隐讳地指出:“中国既然在IMF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在遵守IMF的规则、惯例和传统上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10]。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也很难要求其他国家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投票权的增多不会对美国的单边否决权构成威胁,IMF的决策机制没有因新兴国家份额提高而产生任何实质性改变。中国在已有份额改革中获取的利益是有限的,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已有的份额改革没有取得中国期待的结果,未来的份额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长期考验基金组织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结构调整的现实性出发,中国应实行灵活而又务实的改革策略。近年来,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在未来的份额改革中要对自己清晰定位;务实的选择是不把自己放到一个过高位置,避免因扮演“挑战者”角色而成为他国的“眼中钉”。对份额最高持有者美国而言,维持单边否决权和美元霸权地位是其容忍份额改革的底线,欧元崛起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所带来无形的挑战压力,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压缩欧洲话语空间的重要原因。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多极世界里,只要美国否决权尚未退出舞台,还成为IMF重大决策的约束条件,中国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寻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份额大国的利益聚合点,在坚守自身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联合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革投票权的合理诉求,通过渐进的方式,稳妥有序地推进IMF份额改革。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SDR篮子,在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人民币超越英镑、日元,成为SDR篮子中的第三大权重货币。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成为区域贸易报价、支付、结算的货币,进而与多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将人民币发展为亚太地区外汇市场重要的干预货币,最后通过资本账户开放和币值稳定,将人民币过渡为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币种选项,为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增添新的活力。若此,当下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之势将向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四分天下的格局嬗变,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代就要到来。人民币入篮影响着IMF对SDR的分配,改变成员间的投票权结构,进而对份额改革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除了继续与份额大国保持合作,中国还要联合像西班牙这样的“代表性不足”国家,对于在债务危机中苦苦挣扎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有着从IMF获取资金的强烈渴求,它们是份额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如果能获得上述经济体的广泛参与和鼎力支持,绝非坦途的IMF份额改革也许能迎来峰回路转。

五、结语

份额是衡量IMF对外救助能力的指标,是规模和结构的有机统一。IMF对金融危机的救助乏力,产生对份额扩容的内在动力。2010年“改革方案”是最大的份额转移改革,实现份额倍增,却因美国财政悬崖问题而推迟生效。超过6%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仍未完全适应国际经济的变动,“代表性不足”问题依然突出。份额计算公式存在不能反映经济实力、开放度虚增的缺陷。基本票随SDR分配的增长“被稀释”,出现功能弱化的趋势,IMF现行决策体现大国主导特征,美国对重要事项具有单边否决权,决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欧盟是份额结构调整的出让者,美国容忍份额改革的最大边界是维持单边否决权,确保美元霸权地位。未来份额增资的可能性较小,结构调整需经历多方角力和动态博弈,中国应利用人民币入篮契机,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策略,稳妥有序地推进IMF份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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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ReforminIMF:PerspectiveonScaleandStructure

LIU Xing-hua HU Fang

(FinancialSchoolof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Jiangxi330013)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for a member is based on its quota, which determines its vote rights in IMF. According to “Reform Program on Quota and Governance in 2010”, the quantity of quota double, that result in strengthening the foreign acting power of IMF. The quota transfer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he emerging economies, relieve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contradi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leg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in IMF is doubtful because of function reducing for basic votes, disadvantage of computational formula and unilateral veto that US owns. The probability on quota scale in future quota reform is very low, what’s more, the reform on quota structure will experience multi wrestling after dynamic game, flexible and practical policy should be put to use in order to push reform on quota forward in China.

IMF; quota; vote right; economic governance;special drawing right

10.16546/j.cnki.cn43-1510/f.2017.06.001

F831.2

A

2095-1361(2017)06-0005-08

2017-07-10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研究”(项目编号:GJW1501)

刘兴华(1972- ),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理论

(编辑:周亮;校对: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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