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玲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问题意识的思考

王玉玲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危机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发展而存在的现象。总结考茨基、列宁、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认识，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存在问题、表现问题和克服问题，也就是思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困境；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所谓问题意识，是指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在人的认知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现象，并且通常会产生疑问、探求的心理状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问题应有的态度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因此，基于问题意识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直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发展而存在的现象

19世纪，在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经历过高潮也克服着危机。它领导着国际工人运动走向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时刻面临着巴枯宁主义、修正主义等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发展而存在的现象。若对马克思主义“危机”认识进行文本考察，有3位著名人物及其专著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一）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

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领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理论家。在马克思逝世20周年之时，他写下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继各次高潮时期之后，也曾经历过各次危机时期。”[2]238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19世纪40年代，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独立得到迅速发展，可是1848年革命的失败却结束了这一发展。“正如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一样，革命的失败也给予马克思主义特别沉重的打击”[2]238，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机关报都无一幸免。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反动岁月里，他（马克思）也一刻没有怀疑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涨”，“1864—1870年，马克思主义重新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且愈来愈得到工人阶级的兴高采烈的信任”。[2]238可是，巴黎公社的出现及失败激起了统治阶级的全部仇恨，加之巴枯宁的破坏活动，“国际”演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分子的责难和敌视”。[2]238于是，在1870年后马克思主义遇到了第二次危机，此时各地的独立工人运动普遍衰落。但是德国却没有受到影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在选举中赢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因此而转危为机，“从此以后我们党得到了几乎是不断的发展”[2]238，在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英国等地都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这种高涨和觉醒“打破了教授们用沉默来加以封锁的冰块”，“随着它（马克思主义）遭到驳斥，它的影响日益增长了”，“不仅实践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这样的统治地位，而且理论马克思主义也赢得了同样的统治地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消失了，现在只有一种学说——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有着重大意义”。[2]63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强有力的传播太迅速，太急剧，以致于它不可能持久”，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面临第三次危机。1903年，考茨基写作此文时正处于这次危机的结尾。

考茨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三次危机，也坚定着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伴随，“战斗着和探索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能够经受住考验，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成为引导我们前进的北极星”，“在克服危机之后，它（马克思主义）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向我们指明了实现伟大的最终目标”。[2]前言

（二）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他不仅是俄国共产党的创立者，还是苏联的建立者和第一位领导人，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在马克思逝世30周年之际，列宁写作文章《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回顾和总结了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的历程。他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即至列宁写作该文章时）。列宁依次考察了马克思学说在三个时期的命运：在第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由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逐渐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最终诞生了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时期，马克思学说“带着‘和平’的性质，没有发生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各地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3]308在第三时期，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民主革命，紧接着欧洲也加入进来，“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解体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的过程正在持续地进行”。[3]308最后，列宁总结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3]308

列宁通过对1848年以来世界历史的分段研究，用全世界的发展事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地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虽然在这期间马克思学说遭到质疑和攻击，但最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4]。

（三）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伊格尔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年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宿命论、唯物论、斗争论曾经甚嚣尘上。但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却纷纷显露出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这使得伊格尔顿产生了新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5]前言他通过申辩式的方法批驳了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厘清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最终回答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伊格尔顿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而存在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马克思曾经预测到的，他也非常清楚资本主义一定会不断发展，所以，“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信度呢”。[5]7伊格尔顿有理有据地辩驳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更大胆设想“或许过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就这样，《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逐一辩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合理之处，让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又一次“危机”。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内涵及体现

既然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又是什么，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存在的表现是什么以及怎样克服？这是基于问题意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有两个层面的解释：一是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地位和理论发展上有危险又有机会；二是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危险又有机会。

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时代是对某一时期世界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揭示和反映，时代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全球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6]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就是在当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面临的危险与可能的机会。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主要表现

1．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了威胁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特质迅速占领主导地位。然而，在当下，伴随社会飞速发展、世界全球化加剧和经济过快增长，思想领域的多元化趋势已是势不可挡。形形色色的思想涌入中国，其中虽不乏有益社会建设的思想如生态思想，但糟粕也越来越多，以致有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危险。今天的中国不时泛起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杂音和噪声，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动摇。马克思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17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即使像生态思想这类有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理论，我们也只可借鉴、吸收，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决不能把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136，这是马克思强调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强调实践，因为它的理论来源于实践，更要落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理论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更是实践探索和验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历史。然而，当下各种复杂局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危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面临的“危机”。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青年中认识的弱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指用马克思主义观教育人民，使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危机”的主要发生群体。

回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管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中，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青年都是骨干力量，在传播和发展中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青年处于人生的最好时期，接受新知识的速度快，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强；青年也是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正确“三观”的确立，使人受益终身。但当今青年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最多的，拜金、攀比、懒惰、心理承受能力差等等，更有甚者，部分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质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认识不足。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存在的原因

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就是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的时代背景问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最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也是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照样不能脱离世界发展大趋势，而是必须顺应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而正是经济文化日益走向全球化，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此外，数字科技的发展也给思想、理论的传播和落实带来了全新的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全媒体、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在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提供强大平台的同时，也拓展了其他社会思潮、民族文化的传播途径和方式。

（一）文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提出挑战

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全球化浪潮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同时也使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共处于同一个舞台上，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对于选择哪一种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处于困惑之中，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加之，普世主义、生态主义等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不同程度地扰乱着人们的思想，从不同方面削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在以前，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有着其他思想无法企及的地位；但今天，互联网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空间界限，现代大众传媒使得各种思想的传播便捷、高效，大众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加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被网络中错综复杂的思想所削弱。此外，马克思主义还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全球化浪潮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同时也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变得困难重重。

（二）经济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指导提出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高度发达而处于主导地位，于是全球化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也必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全球扩张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遇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严峻挑战。其次，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不仅劳动创造价值，生产要素、知识资本也参与社会收入分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多方面不能解释当今社会所出现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新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如何阻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这是中国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首先予以回答的问题。

（三）信息网络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教育提出挑战

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教育平台，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宣传工作的新要求。信息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其迅速、便捷、高效等优点受到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也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传播、宣传方式，尝试运用数字新媒体、自媒体，并希望由此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全新发展局面。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容和中国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信息网络的普及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容与形式。内涵丰富的理论内容是进行宣传教育的基础。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电脑，促进了数字内容消费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电子图书、数字报纸、互联网期刊、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等，成为实现思想、文化宣传的新载体、新渠道。这就给领导人、专家学者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宣传时提出了新要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广泛传播、深入教育的目标，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形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宣传教育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其次，信息网络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能否借助网络新技术推动本国文化发展的前提。近些年来，我国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生产技术、传播技术都有了相对成熟的形态，特别是一些文化网站的建立和APP的广泛使用，大大扩展了我国理论宣传的途径和平台；但是，中国无论是在数字网络总体技术水平上，还是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文化产品制作包装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教育面临挑战。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机也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转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正是在危机中孕育壮大的。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

首先，党中央已高度重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多次会议和学习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被多次提及。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8]不动摇。

其次，党中央已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突出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9]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再次，党中央已高度重视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去年，习近平在五四讲话时，号召“广大青年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也强调“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8]2。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强调马克思主义进课堂，实质就是要加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着力培养马克思主义接班人。

（二）专家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宣传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看，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主阵地，已经建设起了一批有示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以来，我们就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学院建设相统一的原则，二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基地。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哪里就有学科的根。接下来，将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好学科的“领航”作用，构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话语权体系。顾海良教授在纪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10周年论坛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求发挥“领航”作用，“领航”于高校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学科自身发展、学科群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色的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平台效应

网络传播媒介具有便捷迅速、成本低、跨时空、即时性、绿色无污染等优点，信息网络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带来了全新的媒介平台。我们应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

第一，信息网络可以降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原始成本。在信息网络兴起之前，理论传播主要通过纸质媒介如图书、报纸等，这些纸质媒介在生产、制作、传播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员、交通、保存费用。而网络媒介的兴起与应用，大大降低了理论传播的原始成本，让有限的文化资金可以发挥更多的功用，让更多的文化产品能够便捷地传到想要去到的地方。

第二，信息网络可以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速度，扩大覆盖范围。在应用数字网络之前，理论传播需要图书、杂志、电视、广播等，众所周知，这些媒介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相对于信息网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信息网络的兴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率：一本书只需要我们简单按几个键，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传播开来；各种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也可以随时随地在线观看收听；同时，信息网络扩大了理论传播的覆盖范围。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破除了时空、地域等对理论传播的限制，迎来了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崭新时代。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状况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我们不能仅仅沉浸在昨天革命、改革成功的喜悦中，更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中国共产党的危机，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危机。认识危机、剖析危机、进而克服危机，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继续前行，指导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

[2][德]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G]//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

[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8.

[9]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5：4.

责任编辑：曹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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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605（2017）02-0022-06

2016-11-15

王玉玲，女，山东日照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