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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消费社会的价值救赎

2017-03-07盛邦跃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理性马克思主义消费

乔 欢,盛邦跃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消费社会的价值救赎

乔 欢1,盛邦跃2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虚假性是现代消费社会最大的症结,在这样的虚假景观中,现代人正面临着难以摆脱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危机为主线对西方的社会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其启发下,要解除现代消费社会下人与社会的发展困境必须做到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将生存价值嵌入消费价值中,建立生态消费模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价值救赎

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的提升,现代社会由以生产为中心进入到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即消费社会。所谓的消费社会就是将消费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最初源于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消费活动是人维持个体生命力的内在要求,与传统的物质匮乏年代相比当今社会的人们有了相当富足的物质生活,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消费品和消费方式。但是当人们沉溺于消费社会的巨大丰裕的景观中时却遭遇了现代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等的“拷问”。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支流,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本文试图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现代消费社会提出价值方面的救赎之道。

一、虚假性:现代消费社会的症结

虚假性,首先体现在需求的虚假性。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需要是由人的内在心理与社会各外在因素双向互动产生的,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将人的需要分为“真实的”与“虚假的”,而“虚假需求”就是“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1]因此,“虚假需求”就是社会外在力量对内在力量控制的结果,就其本质来说,是资本为了获得利润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断向人们灌输消费意识,引导人们走向物质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诉这种由社会外在力量牵引而导致的“主观欲望”,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人们实行严密的操控。

其次在于幸福感的虚幻性。消费的本意应该是在消费中由获得的满足感而来的幸福感知,“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感情和判断力的,进行着有意义、有人情味和创造性的消费。”[2]现实中的消费境况却完全与之相反,人们的消费似乎总是不自觉地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向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不断向人们灌输消费的幸福与自由的意义,然而所谓的幸福与自由不过是资本家为了更好地压榨劳动者编造出来的“美丽童话”,是对劳动异化欺骗性的补偿。资本家编造的“美梦”制造了一种虚伪的向导不断牵引着人,人逐渐失去自我意识,沦为只会不断消费的纯粹肉体,正如莱斯指出的,“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体制妨碍人们发展那种直接参与可提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建造房屋、种植粮食、缝制衣服)手段的活动能力和才能,相反却使得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力来进行。”[3]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满足感只能在生产活动中才能真实地获得,只有让人亲自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才能发挥自由意识和创造才能,才能最终释放内在的潜能,现行的消费不过是对劳动异化的补偿,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压抑。因此现代社会中,人们习惯在消费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及幸福感,注定只是泡影。

二、精神危机与生态危机:消费主义的社会后果

(一)精神危机

精神危机主要体现在现代消费社会给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方面却出现了匮乏,“过多的物质追求会使人形成感性化、表面化、庸俗化的生活习惯,忽略或丧失对精神价值的追求,造成很大的精神真空,使人感到精神失落和生活无聊”[4]。

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5]在现代消费主义社会,“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needs)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合理地满足实际生存需要的消费与无度地占有符号价值的消费,是两种基于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6]这种“符号”占有式的消费使人们陷入“荣誉消费”不能自拔,疯狂追逐各种所谓的奢侈品,用各种外在的奢侈符号标榜自己,导致整个社会中的人陷入享乐主义的物质价值追求中,逐渐变得麻木、放纵和贪婪,失去社会道德感,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连接也为纯粹的物质利益交换所取代,变得淡漠。然而由于商品总是在不断地更新,人们永远不可能跟上其更新的步伐,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消费中获得满足感,反而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紧张与焦虑感,最终陷入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中。

(二)生态危机

消费社会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极大膨胀,另一方面也是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一直以来人们惯性地标榜消费,消费能力甚至被用来评价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准之一,然而消费同时也就是生产,巨大的消费能力靠的是更大的生产力的支撑。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一就是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造成严峻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表现为大气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等。据统计,全球每年大概有320万人因为室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大概有7600万人的健康生命年受到折损。根据国家环境状况公报,近年来,中国多地出现雾霾天数增加的情况,全国300多个城市大气环境中的总悬浮颗粒物(TSP)和二氧化硫(SO2)污染虽有所好转,但依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准则值和三个过渡期的目标值,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频繁出现光化学烟雾污染和高浓度臭氧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7]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数据,目前全球每年能开采出近620亿吨的资源,也就是大约人均每年能消耗掉10吨的自然资源,但是却有近1/5因不当使用而浪费掉。[8]以这样的消耗速度,未来的地球总资源量将很难再满足人们的需求,最终走向枯竭。就中国的生态环境而言,“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9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90%以上的天然草场存在不同程度退化,野生动植物种类受威胁比例达15%-20%”[9]。2014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显示,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分别是:2294.6万吨和238.5万吨;废气中主要的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分别是:1974.4万吨和207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量达到325620.0万吨,其中废气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10]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基本都是来源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三、现代消费社会的价值救赎

(一)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的经济理性就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化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11]598。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秉持着效率至上和越多越好的原则,在高兹看来,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出于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一切就开始变了”[12]109。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受商品交换原则支配,以利润为尺度,那么这样的生产必定是越多越好,然而,这种追寻所谓的“越多越好”的观念一旦嵌入人们的日常,摧毁的就是传统的多维价值规范与准则,一切以金钱获得的多寡和效率为衡量标准。生活的品质被限定于纯粹财富的多少,一个人能力的强弱也是建立于赚钱的多寡上,这样的思维模式使得人们的思考陷于一种数学的形式化和技术的程序化,缺乏主体性的反思,导致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切关系被技术化和货币化,“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而这一异化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们的产品,与其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的则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12]124高兹指出,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异化消费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手段,而这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大量损耗、枯竭以及严重的生态危机。

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是截然对立的两种理性范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济理性是生产力的经济规则,而生态理性是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在动机上,经济理性以利润追求为根本,而生态理性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的肆意开发,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生态理性力图尽量少动用劳动、资本和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11]605。生态理性具有多重内涵,从主体哲学来看,生态理性具有双重主体的内涵,即不仅重视人的价值,而且也关注人类以外所有生命形式的价值;从价值哲学来讲,生态理性是注重物品的使用价值,以终极价值目标为根本的价值合理性,它不以利益的得失为考量标准。高兹指出,生态理性的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生活得更好但是劳动和消费却更少的社会;从实践哲学来讲,生态理性要求人类活动必须具有生态边界意识,要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为旨归。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理想的消费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的社会,是一个追求价值意义而不是量化意义的社会。这样的消费社会以“少而精”为特征,物质财富的“多”不是唯一的价值追求,奢侈品的占有也不是幸福与自由的定义,对物品的“质”(耐用性、资源节约性)的追求是根本,“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是生活的准则。这样的消费社会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的自由不以自然的牺牲为代价,它能够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与自然被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互为主体,彼此不仅仅是手段,还是目的,目的才是根本。自然不是作为量化的对象而存在,它在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的同时也能够保存自身的永续存在。

(二)生存价值嵌入消费价值

1.关照主体生存。消费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一种追求外在(吃、穿、住、行等)与内在生存意义的需要,换言之,消费的本质就是人为了保存自身但又追寻超越外在生存的存在意义上的需要。人的内在生存意义是人的一种主体性与精神意义,内在的生存意义构成了人最本质的存在意义,使得人类由纯粹的肉体存在升华为“有灵”的存在。但是消费主义社会“物”的功能化与使用价值的没落致使消费的意义越来越偏离主体的内在生存意义,造成人的需求脱离真实性,出现“精神真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呈现的虚假特征使得人们在消费中越来越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性。异化劳动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压抑与痛苦,被动的主体地位使得人们无法获得应有的自由与幸福,而消费所体现出的积极主动性刚好弥补了劳动中的被动性,于是人们将消费当成了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唯一途径与目的,然而,这样的消费只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利润通过广告引诱对人们实施的一种变相操控,消费被引入了一种脱离人们真实需求的境地,正如阿格尔指出,“需求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人们关注于消费当做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13]人们将消费当成了获得人生幸福的标准和唯一目标,然而由于隐藏在消费背后的操纵特质,一旦人们将消费本身当成了目的也就意味着人们的主体性的丧失。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将需要的满足引向消费领域,他指出,这种将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悖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以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在这种消费过程中的人们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应有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增多的反而是痛苦和疑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认为当代人们的消费是一种强制性、单向度的异化消费,人们陷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操控,沦落为商品的“奴隶”,在消费中失去了主体性。因此,在消费中获得主体感和存在感才是人们消费的真正意义所在。

2.关照自然生存。在消费主义社会,自然总是被看做僵死的物任凭人类摆置,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在这种“征服自然”的消费观念下,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法则往往被忽视。

自然与社会(人)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争论的话题,关于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一般被归结为社会引起或控制自然、自然制约社会或人类活动,前者以技术中心论者为代表,而后者以生态中心论者为典型代表,对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与社会(人)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彼此互为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实现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彼此互相依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改变自然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即改变自然不是为了单纯的人类生存,而主要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自然往往以商品的形式被客体化。自然的去魅化及人类理性的扩张使得自然完全沦为人类的控制对象。在这样的自然观念及生产方式下,人们被简化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然被看成经济利益的储藏地,然而,“我们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损害”[14]。当自然被看成资源储藏地被人类大肆掠夺时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及生态系统的失调。自然作为人类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们生存的必备条件,它于人的生存而言,首先表现为一种“物”的价值,其次表现为一种审美价值等,自然本身也有着自己的生存价值与活力,然而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异化,自然本身的价值往往被忽略,它被迫卷入人类的“生存之道”,造成自然界的失序。人们在打造奢靡的消费生活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自然本身的生存之道,一切依照自己的主体本性对自然进行控制与摆置,一切适合人类更好的生存的东西就是合理的。因此,关照自然的生存之道也是理想消费社会应该具有的价值理念,要将自然看成有生命与活力的存在物,做到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三)生态消费:消费社会价值救赎的必然选择

生态消费就是一种基于对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承受力以及人类本性真实需求的考量而建立的理性消费。于消费个体而言,首先,生态消费要求人们在进行消费活动时要自觉考虑自身的消费行为是否会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要对产品的选择予以生态价值的考量,趋向于对生态产品的消费,生态产品是基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并经过一系列的生态考量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其次,消费的选择是基于自身的真实需求,是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正确反思之后确立的需要。这样的真实需求不为外界虚假信息所干扰,以能否彰显自身的存在意义为根据。于生产者而言,生态消费要求消费品生产者能够权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做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生产者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即追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奉行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为根本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人自身的价值被淹没,沦落为只会服从于纯粹经济利益运转的机器,而自然更是被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免费资源库,沦落为“刀俎鱼肉”,任人宰割,毫无尊严可言。生态效益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秉持着一种责任意识,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以较少的物质与资源牺牲来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物质与精神满足,合理经济效益的获得让物质财富之上有更高尚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人类的生存境界也因此不断提升。”[15]因此,生产者要避免生产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代之以低能耗、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同时也要大力改造现有的生产技术,开发、引入生态技术,建立起一套生态生产模式,为人们提供既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又符合生态逻辑的消费选择。

人的发展困境与生态困境是消费社会虚假性的必然逻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境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有着明显的后发优势,但是社会发展多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作为参照目标,必然会受到西方发展模式及文化价值等的影响。因此,为了趋利避害,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必须做到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将生存价值嵌入消费价值中,建立生态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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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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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605(2017)02-0017-05

2016-11-10

南京农业大学思·正学术基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研究”(项目编号:SZJJ201506)。

1.乔欢,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盛邦跃,男,江苏靖江人,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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