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核心范畴及其整体结构

2017-03-07张国顺

湖北社会科学 2017年9期

关键词：联合体恩格斯本质

张国顺

（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1166）

论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核心范畴及其整体结构

张国顺

（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1166）

在马克思的幸福叙事中，劳动、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是三大核心范畴，三者层层递进，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具体而言，劳动是人的幸福的核心载体，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完整是其实质内涵，而“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其制度安排。三者的整体结构表现为，如果劳动是自由幸福的，那么人的社会关系就是丰富和完整的，进而共同体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人就处于一种幸福的生存状态之中。反之，如果劳动是异化的，那么人的社会关系就会是贫乏的、片面的，进而共同体就是“虚幻的共同体”，人就处于不幸的生存状态之中。正是在这种“否定性”和“肯定性”幸福叙事的内在张力结构中，马克思完成了幸福论谱系的批判性重构。

幸福叙事；劳动；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整体结构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经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在对宗教幸福观的批判中明确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p2)但是，在其思想的后续发展逻辑进程中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后，“幸福”范畴似乎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缺乏“大写字母”的“幸福”逻辑。然而，结合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解放规划以及自由理想，我们可以确证，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诉求就是要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在幸福论的历史叙事谱系中，与感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观等抽象幸福论体系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论叙事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质，它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一个实质性“改造世界”的实践问题，而劳动、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论叙事的核心范畴结构。

一、劳动：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核心载体

劳动获得重大的社会意义并和人的幸福生活联结起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古希腊时代，属于人的幸福生活方式只存在于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活动，而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则是必然性的动物式生存需要强加于人的，它只能由奴隶来承担。中世纪的基督教把劳动看作是“罪的报应和惩罚”，“作为一种生硬的、讨厌的强制，劳动在本质上是必须、劳累和苦难。”[2](p356)

只有在代表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新教那里，劳动才获得“富兰克林”式的尊重，即“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富有意义地充实人类生活的成就……成为一切尘世技能、德性和愉悦的源泉。”[2](p356-357)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对于劳动的创造性意义作了抽象的概括，把“一般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并以此为基础在其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对于公众幸福来讲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幸福革命”。劳动的创造性意义的哲学提升则是由黑格尔完成的，在《精神现象学》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劳动陶冶事物。”[3](p147-148)

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劳动创造性意义的阐释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肯定，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4](p101)然而，马克思笔锋一转，批判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黑格尔虽然把劳动看成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4](p101)无论是国民经济学还是黑格尔对于现实中劳动的异化对人之自由幸福的背离都视而不见，①事实上，他们已经看到了劳动的某些消极方面。如黑格尔指出，机器的运用使得劳动愈益没有价值，个人技能越来越受到限制，从而使得“工人的意识则降低为最后的迟钝”。但是黑格尔认为这些消极方面可以通过意识、精神所扬弃，因而最终没有提升到对资本主义反幸福本质的批判理论高度。而马克思却认为，劳动的消极方面不能这样被消解，他关涉人的本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从而将其提升为资本（私有财产权）批判理论。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其消极的方面。而劳动消极方面的揭示和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重要环节。

作为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核心范畴的劳动概念“只有放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这一总的思想背景之下，才能得到真正存在论和伦理学的理解。”[5](p337)在此语境下，劳动范畴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事实问题，而且是有关人的生存状况的价值问题，或者是合乎人性、幸福的，或者是违反人性、不幸的。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劳动是一种强制的被迫的劳动，是人的“自我牺牲”、“自我折磨”，显然违背了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的劳动本质。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p54)马克思对于劳动这种消极方面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在“劳动过度”和“劳动不足”两个方面。科技的进步和机器化程度的提高不但没有降低劳动的强度，反而出现了“劳动过度”现象，从而给工人和家人造成不幸。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工人则会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难于为继，毫无幸福可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反幸福的本质昭然若揭。

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私有财产。换言之，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异化了的劳动，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这种关系进一步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既然私有财产或者说资本逻辑导致劳动成为异化的雇佣劳动，从而遮蔽人之幸福的本质，那么劳动的解放，幸福的获得就是要打破私有财产或者说资本逻辑的控制，让本真意义上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重新确立。这样的劳动范畴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最初把这种劳动称作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它是劳动者的“个人乐趣”和“自我享受”，因而是幸福的。在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被表述为“自主活动”，它仍然用来表示非强制的、自由的、与人的生命表现相一致的内涵。《资本论》及其手稿将其表述为“真正自由的劳动”，并以此来批判斯密把幸福的获得与劳动的牺牲对立起来的观点。斯密认为，劳动者如果精力如常，熟练程度技巧程度如常，那要提供等量劳动，就非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不可。马克思则认为只有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以及雇佣劳动中斯密的观点才有合理之处，因为在这些劳动中，“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6](p615)而“真正自由的劳动”则与之相反，它是吸引人的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思想后来得到更为直接的表述：“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需要。”[7](p12)因此，此时的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是人获得幸福的核心载体形式。自由的、合乎人性的劳动是人之幸福存在方式的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独特旨趣。由此可见，马克思视野中的以劳动为载体的幸福是对人的生活目标的全新的把握，它摆脱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抽象对立的传统伦理学窠臼。循此逻辑，幸福不是“为义务而义务”的善良动机，也不是某种行为的功利性后果，而是劳动实践行为过程自身的一种内在性规定，生活世界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对象只有在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劳动中获取其本质性的幸福。

总之，劳动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规划中幸福叙事的核心载体形式，通过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中介，对于劳动消极方面的揭示并将其同私有财产或者说资本逻辑辩证地联结起来，马克思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幸福本质的突破口，进而在劳动的解放中探寻普遍人的解放路径。

二、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实质内涵

劳动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8](p532)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与其他幸福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其以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来描绘人的幸福图景。

在本质层面上，“幸福”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呈现，它表征现实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结构之间的联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在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制度中本质力量的实现状况，因而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幸福”不是外在的抽象概念规范，而是现实的压迫性、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的消解，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10)让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真正的展现。循此逻辑，我们可以看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五阶段”论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形态三阶段”论，事实上就是从社会关系视角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进而对人的幸福内涵所做出的实质性规定。概括而言，“人的依赖关系”是原始朴素的幸福状态，“以物的依赖性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幸福的进步与异化相矛盾的状态，“自由个性”语境下人的自由联合交往关系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前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性在于“人的依赖关系”，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个阶段的幸福只是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衣食无忧”的原始朴素的幸福。然而，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社会联系，因而个人显现出原始的丰富全面性，但这种丰富全面是以“贫乏”为代价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考量，这种幸福是简单的、低级的。因此，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9](p109)这种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与韦伯、舍勒等保守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区别。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个阶段给人的幸福所带来的提升给予了高度肯定，打破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的现代社会关系为人的幸福注入了未来性和发展性。但是，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现代社会人的独立性是在物的依赖基础上获得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物化”生存方式语境下的幸福是虚假的人的解放，马克思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早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就对现代社会“交往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众所周知，异化劳动理论的第四个规定是“人同人相异化”，然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这一问题在《穆勒评注》中才得以真正阐明。由于分工以及私有财产权，通过交换关系来满足自身需要成为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作为私有财产相互外化的社会关系不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联系，而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物即私有财产。因此，“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4](p181)在此语境下，人成了自身物品的奴隶。

如果说《穆勒评注》对于社会关系物化形式的分析还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现代人社会关系物化本质及其后果。通过对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即商品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发现商品形式的奥秘只在于“把人们本身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反映成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0](p89)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表现为前现代社会那种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的形式，马克思将其比喻为“拜物教”。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变成商品后变得更为严重。对此，卢卡奇深刻地指出：“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11](p157)由此可见，物化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的幸福沦为幻影。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对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逻辑的揭示，即资本主义反幸福的本质源于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正是由于私有制才使得幸福的本真意义被遮蔽。既然私有制导致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和幸福的异化，那么实现幸福的途径就在于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让展现人的幸福实质内涵的社会关系得以呈现。马克思设想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共同劳动，“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0](p96-9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这种否定后来明确表述为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只有在此语境下，人才能克服一切自发性的、物化的交往方式，建立真正自由联合的普遍交往关系，一幅生动的、真正体现人的幸福生活的图景才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马克思把幸福的实质内涵定位于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从而与其他抽象幸福观区别开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物化社会关系及其根源的批判，马克思对未来自由联合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了科学的预测，为人类幸福的图景指明了方向。

三、“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制度安排

古典时代的幸福观强调个体幸福寓于共同体的幸福之中，如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域视野中，幸福不仅在于至善的德性，而且在于符合德性的活动即参与城邦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古典时代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原子式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分裂，个体的幸福与共同体的幸福处于矛盾分裂之中。在此语境下，古典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希冀通过“经济人”的假设来实现个体幸福与公共幸福的“自然和谐”。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认为市民社会的这种“自然和谐”并不是伦理精神的最高体现，企图通过代表最高伦理精神的国家来弥合这种分裂。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实现个人幸福与共同体幸福高度统一的新的制度安排形式——“自由人”联合体。

作为解放政治规划下的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其核心问题是将人类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背离人的幸福本质的生存方式下拯救出来，而一种本真意义上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幸福生存方式就是一种由“自由人”自愿联合所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53)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幸福叙事并未局限于个体的感性的或理性的抽象本质，进而把幸福看成是人的感性欲望的限制或释放，而是从符合人性的生存方式的制度安排高度把握人类幸福的历史走向。当然，“自由人”联合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制度安排形式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详细的操作规程，毋宁说是一种原则性的构想。

“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制度安排的中介或者说必要手段。在《自然法权基础》中，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就曾明确强调过“联合”在保障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协调发展中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仅仅在于他们的联合。”[13](p111)面对人与人之间追求自由幸福欲望的冲突，费希特不得不诉诸法权来约束每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欲望，而且法权就是实现共同体中每个人自由幸福的保证，“强制法在实际上把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其他人的幸福的保障都结合了起来”。[13](p154)由此可见，费希特式的“联合”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哲学反映。马克思同样强调“联合”进而形成共同体对于个人自由幸福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p571)但是，马克思视野中的“共同体”不是费希特式的“法权”共同体，而是“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个体自由幸福与他人自由幸福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关系。

然而，共同体有“真实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之分，后者不但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幸福，而且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反而是一种障碍。由于分工、私有制等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况下，普遍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采取与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相脱离的独立的形式如国家等等，马克思将之称为“虚幻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在“冒充的共同体”或“虚幻的共同体”中，只有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人才有个人的自由幸福，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人，而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个人的自由幸福只是空中楼阁。

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不是个人作为阶级的成员而是作为个人处于共同的关系之中，并且这是一种“自愿”联合，而这样的“联合”才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保障。这是一种崭新的“联合”形式。由于私有制、分工以及劳动的异化等原因，个人的力量转化成了物的力量，从而造成了幸福的异化，因此通过这种联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个人将重新驾驭和控制物的力量，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偶然性”。那时，私有制将被废除，“全部财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并“重建个人所有制”，衡量财富的标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未来“自由王国”的幸福图景：“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4](p927-928)在这个“自由王国”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旧式分工的消灭，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了“全部生产力的总和”，劳动成为自主性劳动，它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日益增多的“自由时间”里，个人通过“从事科学和艺术这些高级劳动”，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身和他人的“自由个性”，从而达成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他人自我实现的双重肯定和相互承认，进而成为“完整的人”，这是一种至高境界的幸福状态。恰如恩格斯评价未来社会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5](p179)，“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中的这种以充分发展其“自由个性”为目的的幸福生活是古代那种“以人为目的”的原始丰富性的“更高级形式的复活”。

四、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整体结构

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但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马克思缺少“大写字母”的幸福理论，即马克思对于幸福问题很少作正面的论述。面对马克思浩瀚的文本群，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追问，马克思幸福叙事的整体结构是什么。

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曾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不是作为对幸福的意义或构成幸福的那些主观成分的抽象反映，而是作为一种通过排除阻碍幸福生活的社会障碍，进而使得为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成为可能的革命思想”。[16](p128)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着重阐释的是幸福所需的社会条件，凡是阻碍人的幸福的社会因素必须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因为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其现实的任务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精神实质是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

当面对现实生活世界时，马克思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体和公众幸福的“自然和谐”的意识形态本质，发现了劳动的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工人不幸的社会根源，它阻碍了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得不到或者说以歪曲的形式显现。从总体上讲，这是一种异化的、片面的、贫乏的生存状态。随着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和资本之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

对劳动不幸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第一层次，是基于“经济事实”的现象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从性质上不同于宗教神学虚幻的幸福观和旧唯物主义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幸福观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尤其是作为经济关系的核心——生产关系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所呈现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表面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掩盖，其深层次的关系是生产关系，这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人人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才被揭穿。

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两大核心范畴劳动和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进而构想了未来新社会的特征：“自由人”联合体。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都能够得到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叙事的理想层次的结构，换言之，属于马克思“幸福美学”的范畴，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幸福论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一理想境界不同于柏拉图、康德等人形而上学幸福思想的纯理性构造，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建构起来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幸福叙事的整体结构体现为，以劳动、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为核心范畴，在“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内在张力结构叙事中把握人类幸福实现的社会障碍，通过对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进而展望了“自由人”联合体中未来幸福图景。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