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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研究
——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

2017-03-07裴小革

湖北社会科学 2017年9期
关键词:资本论手稿异化

刘 谦,裴小革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研究
——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

刘 谦1,裴小革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的创立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认识是逐渐演变的,这些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及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在《资本论》出版15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演变过程,不论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阶级性,还是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剩余价值;《资本论》

2017年是《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在这15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其中所揭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等提供了理论指导。系统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演变过程,不论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阶级性,还是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初步总结。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1](p155)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深刻剖析之后,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包含剩余价值思想的新概念。相比于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著作,这部手稿虽然在理论体系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且明显带有黑格尔哲学思辨的痕迹,但却包含着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

(一)异化劳动的主要内容。

概括地讲,异化劳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生产主体的工人并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反被劳动产品所控制,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工人生产的越多,工人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大”。[1](p156)因此,工人在创造财富世界的同时,也创造出自身的贫困。第二,工人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这是物的异化,而物的异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物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异化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1](p159)对于工人来说,劳动成了一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从而这种异化的劳动过程就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经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p159)第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是一种类存在物,而且“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p162)在这种劳动的异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意识的存在物对于工人来讲成了异己的手段,成了维持自我生存而非自我实现的手段。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都不属于劳动者自身,它们最终属于资本所有者,因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1](p165)只是在这种过程中,工人与其自身相异化。与此同时,资本家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异化。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但是马克思已然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并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相反,在追逐剩余价值赚钱发财的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代表而存在。

(二)《手稿》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体现。

在《手稿》的写作时期,马克思正处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始阶段,同时《手稿》在体系上受批判古典经济学这一目的的限制,因此马克思并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即便如此,《手稿》中体现的剩余价值思想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过程及劳动结果的异化体现为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占有,而在这种占有的背后,则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占有。在这种占有中,劳动产品及劳动过程本身都表现为资本家的东西,而资本家所支付的,仅仅是工人作为工人而不是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工人在生产中所创造的比他在生产结束时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同时超过他所得到的部分,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成了进一步异化的条件。与《资本论》中所构建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相比,《手稿》无疑是粗糙的。但正是这种粗糙的体系中,闪烁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光辉。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手稿》的缺陷集中在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相对于剩余价值概念来说,价值概念是更为抽象的概念,而价值概念的缺失使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的思考更多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同样由于价值概念的缺失,马克思虽然明确了异化的现实表现,但对于异化的过程,异化的量的考虑,不同阶级对于异化劳动的分割等问题,马克思都不能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剩余价值理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plus—value(剩余价值)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远的时代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2](p558-563)但是这一概念只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第一次被用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3](p544)剩余价值概念的提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经过从重商主义到李嘉图学派最终解体的上百年时间,人们终于摆脱了剩余价值在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让渡利润、利润、利息、地租等),而提出了一个概括剩余价值的抽象概念,从而可以从更抽象的意义上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分配。这一抽象概念的提出是如此艰难,以至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理论史的部分时,开篇就提到“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4](p7)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原有各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与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之间的差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也明确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这些价格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先于流通而存在了,已经决定了”。[3](p282)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不仅理解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也理解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虽然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开始论述,也没能提出资本的总公式,但是他却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关键: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与活劳动时间上的差额。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上的进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前的几年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入研究,在一些关键的理论和概念上,已经取得了突破。

(一)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是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反映。但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当它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处于次要地位时,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李嘉图之后,无论是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庸俗经济学,还是作为没落地主阶级代表的马尔萨斯,或者是小生产代表的西斯蒙第,都没能将劳动价值论再往前推进一步。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系统,马克思并没能深刻理解劳动价值论,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缺陷也不能做进一步的批判。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深入分析了劳动价值论,明确了价值的实体、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取决于创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p80)相比于古典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此时已经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也可以从“劳动凝结”的角度看待价值的创造。而对于价格,马克思认为“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3](p136)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明确了价格作为价值货币表现的关系,而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及庸俗经济学所没能看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经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陷入混乱。

(二)对劳动与劳动力商品的划分。

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商品,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一定的时间,资本家则给工人支付一定数量的工资。由于工资支付的特殊性——在劳动结束之后才对工人支付——以及计件工资这一特殊形式,使人们产生了错觉,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劳动与工资的交换是公平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自由、平等。在《手稿》的写作时期,马克思虽然从异化劳动的角度认识到工人所得与其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额,但马克思当时还不能从经济方面对此做理论上的说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虽然马克思依然没能准确地提出“劳动力”这一概念,行文中依然使用“劳动的价格”、“资本同劳动本身的交换”、“他的劳动的交换价值”等表述方式,但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劳动与资本交换的不平等性,指出工人在创造出自身工资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利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从而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已经明确指出“工人出卖的只是对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3](p250)从“定时的支配权”这一表述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了劳动与资本交换的实质:劳动力使用权的暂时转让。

(三)对资本理论的深入研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占绝大部分的“资本章”中,马克思不仅明确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且指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马克思从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出发,将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认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对利润率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不同。[3](p308-311)此外在关键的量化分析,即工人剥削程度的衡量以及不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方面,马克思也做了初步的考察,不仅规定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对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理解相较于《手稿》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还是不够准确。比如,虽然马克思以“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是对这两种资本,马克思并没能从价值周转方式上进行划分,从而将固定资本定义为“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一种规定性上,固定在它必须经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个阶段上”。[5](p123-124)由此可见,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划分标准的选择上,仅仅从“动”与“不动”本身来划分,说明马克思还没能完全理解资本的周转方式。

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剩余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作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而写的,因此在这部手稿中加了一个小标题“第三章,资本一般”。①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中包括《商品》及《货币或商品流通》。但是这一写作计划没有最终实现,1864年,马克思以《资本论》的形式单独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虽然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仅相隔几年,但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内容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更加准确。

如上文所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不能正确把握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但这种情况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完全克服。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把固定资本看作是固着在生产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6](p203)而此时马克思却已经可以从劳动材料与劳动资料的角度进行二者的区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各自包含的范围。同时,马克思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也更加科学。例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中包含的价值,只是“再现在新产品中”,因此这部分资本在工人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中,“从来没有超过它在生产过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因此从产品价值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这部分资本称为资本的不变部分”。[7](p199)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正确地从不同资本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来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此外,马克思将产品的价值构成分解为W=C+(V+M),而括号的形式,则为考察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剥削程度的计量以及利润率的计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性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协作、分工机器大生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也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问题。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阶段以及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经历了形式的从属到实际的从属的转变。

马克思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6](p371)相较于资本主义之前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关系来说,这种从属关系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形式上更加自由而已。并且在所有这些生产方式中,实际的生产者无偿的为其他人进行劳动提供剩余产品,提供剩余价值。[6](p371)在奴隶制下,奴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奴隶完全依附于奴隶主。封建社会中,以土地为纽带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系在一起,因此,封建时代的依附是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依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依附关系已经从直接的人身依附、土地的依附转变为物的依附。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按一定的时间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其作为工人而生存的条件。在这种形式从属中,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同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相对立,并且对立的双方在形式上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6](p371)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改造,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一种自己独有的生产方式,使劳动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从属于自己。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只能发生在“一定量的资本家直接掌握了生产的地方,即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6](p508)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完全确立,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就发生了,而且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在相对剩余价值得到发展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劳动对资本形式从属的物质表现,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物质表现。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一切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8]

(三)对阶级关系的理解更加科学。

相比于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并不仅仅单独考察相关经济现象,而是要从表面的经济现象中看到本质的经济关系。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p444)例如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劳动能力只是劳动的一种可能性,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分离和对立,最终结果将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7](p36-40)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种经济关系本身,马克思看到了社会的更深层次的关系。

四、《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面总结

一部成熟的著作,不仅体现在对相关理论的认知和对概念的理解上,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体系构建上。不同时期《资本论》手稿都对剩余价值给出了具体的概念解释,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没有对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做出具体的、概念意义上的解释。对于剩余价值这一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从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出发,在分析其内部矛盾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关键:劳动力成为商品。依照这一思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首先分析了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不同,并按照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的不同,将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并为剥削程度的衡量提供了标准——剩余价值率。这里,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是从劳动资本增值过程中不同资本的不同作用产生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按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生产及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论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历史条件。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是对前两篇的综合,讨论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确立及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逐渐从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讨论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的积累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但是,资本积累需要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掌握大量的资本及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期,马克思并没有像斯密那样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而是认为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因此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着一段原始积累的时期,而“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10](p821)而只有科学认识了资本的本质来源及抽象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可以继续讨论资本的周转、剩余价值的流通及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的分割,剩余价值才最后表现为在现实社会运动中的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

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转变过程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认识经济学研究中的阶级性。

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之前的上百年就已经产生,重商主义者、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早期社会主义者等都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令人尊重的成果。但马克思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没能从抽象意义上提出剩余价值概念,而是皓首穷经,专注于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究其原因,除特定时代局限性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确立其统治地位时,还能够进行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例如虽然李嘉图注意到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急速扩张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李嘉图正确意识到了资本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因此他坚决反对马尔萨斯将剩余价值归于不生产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消费的理论。因此,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的论战,正是新兴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在分割剩余价值之间的尖锐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立的反映。[5](p94)而当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得到巩固时,“它也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的丧钟”。[10](p17)例如,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马尔萨斯发现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但是作为没落的地主阶级代表,马尔萨斯并没有科学分析并解决这些矛盾,而是以此诋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做辩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的产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11](p56-57)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虽然不同时期最主要的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各时期主流经济学的性质依旧没有改变,依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甚至“已经纯粹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12]以生产要素价值论为例,这一理论将劳动简单地等同于资本、土地等物质要素,试图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出恰好可以按各要素的贡献完全分配,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剥削。但是这一理论抽象了最主要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把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简化为物之间的分配,同时也掩盖了不同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其实,这一理论真正关心的是生产过程结束后,“市场实现的分配问题,是为当前的分配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13]

(二)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研究方法不断成熟的过程。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就像水果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实的存在物,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则是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等。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具体形式而将具体与抽象混为一谈。相反,马克思从对具体形态的研究中,抽象出了特殊的剩余价值。而在具体的理论表述过程中,合理的过程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马克思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10](p21)具体到剩余价值本身与其特殊的现实表现上,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则体现为:马克思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中,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并抽象出一个代表一般剩余的概念——剩余价值。之后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实现一直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表现——利润、利息、地租。这种逻辑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的资本家之间分割的过程。通过这种论述,在理论上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换。

(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主要成果,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及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4]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分配领域。虽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将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缺陷,而将生产提到了研究的首位,认为生产是研究的出发点和首位,但分配作为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6](p20)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的研究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在这种性质的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劳动者完全不能占有自身生产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完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而我国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下,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劳动者在社会分配中既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那样仅仅在工资的形式上实现劳动力价值。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建设性”而非“批判性”的角度考虑剩余价值的指导作用,探讨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合理机制,推动经济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在《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还是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都应该参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方式,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解释经济社会运动现象,为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谢富胜,宋宪萍.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 [J].当代经济研究,2012,(05).

[9]列宁.列宁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余斌.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J].当代经济研究,2015,(10).

[13]孙国峰.价值理论之争的意识形态本质[J].学术交流,2013,(08).

[14]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J].经济学动态,2016,(05).

A811

A

1003-8477(2017)09-0010-06

刘谦(198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裴小革(195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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