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照见与守望
——解读戴锦华的文艺批评

姜 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戴锦华的文艺批评一直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电影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戴锦华通过一系列著述构筑了当代中国电影、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基石。同时，戴锦华的文艺批评在形式上有着鲜明的话语风格。本文试图对戴锦华文艺批评的脉络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出戴锦华文艺批评在内容及在形式上的特征。

戴锦华；文艺批评；电影学；女性主义；话语风格

戴锦华是当前活跃在国内文艺批评界的一位令人充满礼敬和期待的女性批评家。她一直从事着跨学科的研究与批评工作，有着学院派批评家的职业精神和宏阔的理论视野。无论是在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文化研究领域，戴锦华均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曾经提出，文学的四个要素分别“作者、作品、读者、世界”，文艺批评如是。作为纯正本色的知识分子批评家，戴锦华拥有着精英化的文艺批评观，她习惯用带有批判色彩的目光去剖析作品，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式对各类文本所表达的历史与现实叙事进行深刻的解读。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的发展，在时代的更迭浪潮中，戴锦华在面对不同的作品之时有着审慎的批评态度。无论电影、文学抑或各种文化症候，她都会采用不同的各具针对性的批评方案。而在面对读者以及社会现实之时，戴锦华在文艺透明度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批评原则。“公众没有批评家在行,单靠他们的才智是不可能理解作品的。”[1]作为一个有深沉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戴锦华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照见，充满人文关怀和悲悯精神去引导读者，在批评世界中守望前行。

一、穿行在电影时空与文学场域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本希望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她阴差阳错被分配至了北京电影学院，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因缘。新时期伊始，当“西学东渐”的文化启蒙风潮再次震动学界，西方各类思想和理论开始在国内迅速传播，中国学术批评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戴锦华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电影教学之时，最先接受了西方电影理论的洗礼。戴锦华在访谈中说道，“那时我们也不知道电影学是红色60年代的遗腹子, 我们只知道当时的电影学是西方的显学，电影学者代表了西方学术的前沿……”[2]尤其是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在此时开始在国内电影学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电影理论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创建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而来，并与弗洛伊德以及拉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有着亲密联系。戴锦华在翻译此类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新鲜的理论资源，这为后来她所从事的电影和文学批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戴锦华在个人访谈中谈到西方电影理论对其影响之大。“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本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型……它对我构成的震动极大，客观上构成了我对当代西方理论的迷恋。”[3]戴锦华活跃在电影学领域，在电影批评工作中进行了西方理论的剖析和实践，中文系出身的她跨学科走向了专业电影批评的道路。在《雾中风景：中国电影1978—1998》这一电影文化史的书写过程中，戴锦华采用了第二电影符号学即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以及福柯的“文化地形图”的知识谱系的方式，对不同历史语境里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导演作品直至第六代电影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女性电影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电影史研究中加入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戴锦华以充满学理化的批评方式拓展了的电影史书写方式，这对中国电影学的发展来说有着创新性的意义。戴锦华的多部电影批评论文集如《电影批评》《镜与世俗神话》，都为西方电影理论的演练提供了实践范本。戴锦华在实践西方电影理论之时坚持利用中国的电影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探索了中国电影批评的学理化发展。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电影爱好者，都能从戴锦华的电影批评实践中获益良多。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戴锦华文艺批评实践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之时，戴锦华将自己的文学批评创作与电影批评紧密相连。“我毫无疑问是通过电影理论获得女性主义。我和孟悦讨论写作《浮出历史地》只是想把自己在电影理论当中习得的知识用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当中，同时想通过这个写作去为自己的生命解惑，为了替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成长的生命经验解惑。”[2]这部受惠于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著作，被称为国内第一部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戴锦华和孟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版图中的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进行了梳理。而在后来出版的《涉渡之舟：新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中，戴锦华则继续对建国以来和新时期的女性写作进行分析和解读。戴锦华剖析了经典的权威叙事和性别秩序对女性的压制，她将女性形象和女性写作的所处的困境位置称为“空洞的能指”[4]39，以电影学领域的理论术语与文学批评进行互文和观照，实现了批评方法的融会贯通。

伴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戴锦华很自然地走向了文化研究的学术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曾经前往北京大学讲学。在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和演讲中中，杰姆逊向国内学者普及了“当代西方的理论与文化里的各种观点和争鸣，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辩证法传统”。从文化研究的起源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的传播。杰姆逊所带来的这些国际前沿的学术话题无疑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一场精彩的知识盛宴。戴锦华受到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以及福柯关于社会权力洞见的影响，尤其是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看法。这些带有批判色彩的文化理论恰好与戴锦华身上那种清醒而又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相融。戴锦华在经历了一番思考之后实现了研究的转向，加大了对现实的关切力度。1995年，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文化研究中心，并采用社会修辞学的话语方式来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进行文化分析。在此期间，由戴锦华个人撰写了《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参与主编了《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图景》，这两部著作对90年代以来中国层出不穷的各类文化现象进行具体的剖析，既探入到了中国现实文化语境的变迁，也探索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之路。新世纪以来，面对着全球化语境的变化，面对着中国电影和以及大众文化现象的更迭，戴锦华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论文集和译作。2008年12月，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坊更名扩展为“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戴锦华再次将电影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口，坚持着电影作品、文学作品、社会现象等大众文化的解剖工作。直至今日，戴锦华坚持着文化研究视野，始终保持着全球性的广阔视野，自由地穿行在文学场域和电影时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

二、难以复制的话语方式和隐喻的“丛林”

批评家韦勒克曾经说：“哪里有风格，独创性，强烈而富于感染力的真诚，哪里就有创造。”[5]优秀的批评家一定需要自己独特的批评话语和形式上鲜明的批评风格，才能繁复的学术领域脱颖而出。戴锦华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学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就在于她的文艺批评创作着独特的个性风格，甚至可以将其称之为难以复制的话语方式。

戴锦华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6]的气势，而这种强势坚硬的风格却又体现在充满了反复性和矛盾性的叙述话语当中。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与游移矛盾性的统一，其实是戴锦华作为精英化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方式与作为女性批评主体的双重身份融合的结果。品读戴锦华的文艺批评著作，读者能够感受批评主体的敏捷的思维和充满力度的斩截笔触。然而，不同于学术界众多男性研究者确凿而硬朗的文风，作为一名女性批评家，戴锦华的文艺批评走笔之间表现出一种带有生命力的、充满了女性化细腻感知的话语方式却又饱含着人文关怀和深沉历史责任感的博大胸怀的富丽风格。

戴锦华的文艺批评有着细腻化的感知方式和表达，字里行间体现出对各类“具象”的青睐及阐发。戴锦华一系列著述，例如《浮出地表》《镜城突围》《雾中风景》《斜塔瞭望》等，都以各种意象作为命名方式。这给读者带来了具象化和诗意化的感受。戴锦华在写作之时擅长使用各种具象化的词语组成句子，以此进行比喻和类比。例如，在剖析女性文学写作之时，戴锦华写道：“在必是为伤痕文学的泪海所漂浮的浪漫花环之上，在为激情、痛楚、昂扬所萦绕的‘沉重的翅膀’之侧……这个梦想的时代即将成为一个欲望的、或者说是愿望的年代——一个凯歌与抒情诗、暴力与放逐的岁月，成就了满眼精神与物质的荒芜、贫瘠之后，陡然生出的欲望与愿望的年代，在血色天幕炸裂开处，蓦然呈现出的开放的历史视野。”[4]212戴锦华用“泪海”“浪漫花环”“血色天幕”等鲜活的词汇来表现带有肃杀之感的文革岁月，又用“激情”“昂扬”“痛楚”“欲望”“暴力与放逐”等有犀利的词汇来阐释创作者的文学风格。笔触中充满了刚柔并济、骨采苍坚之感，同时又体现出一种深沉与细腻兼并的关怀之情。类似的写作方式在戴锦华的文艺批评创作中比比皆是，给读者带来一种非常高品质的阅读体验。将学术化的文艺批评以高度文学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戴锦华把批评家的才华和禀赋在批评创作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进行细腻表达的同时，戴锦华的批评话语又体现出作为批评家的专业度和学理性。在戴锦华的文艺批评创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和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以及带有意识形态批判色彩的权力话语体系。如“空洞的能指”“所指”“指涉”“意象”“缝合”“文本修辞”“策略”“权力秩序”等。这些被娴熟使用的理论话语，支撑了戴锦华文艺批评创作的结构框架，使戴锦华的文艺批评体现出一种高度的学术性和逻辑性，具有严密的哲学思辨之感。而在使用这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术语之时，戴锦华经常会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对术语进行隐喻化的延伸。如《雾中风景：中国电影1978—1998》中，戴锦华在评论“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之时就用“在场的缺席”“弑父”“镜象”“阉割”[7]等西化的理论术语来分析中国电影的实际创作。这些学术话语的反复使用使戴锦华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一定的陌生化效果，读者在阅读之时需要专业化的学术素养和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否则难免会有缠绕和晦涩之感。然而，正是这种颇具个性化风格甚至难以复制的话语方式，使戴锦华在众学者专家的批评创作中得以脱颖而出。

在进行文学和电影的批评之时，戴锦华在文艺批评创作中采用了西式的理论框架，但并不是技术性的对西方理论的演练实践。戴锦华一直坚持着对中国文化语境进行体察和关照，将批评的客体放置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与具体的本文和社会征候相结合，并在整体的行文方式上呈现出非常个性化的话语风格。戴锦华在访谈中曾经表示，文艺批评应当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意实践”[8]。纵观戴锦华的文艺批评，读者亦能体察到自80年代以降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正如戴锦华所言：“今天，我首先是一个批判者，但只有批判或许不够……所以我也努力地要求自己寻找介入的机会……”[9]戴锦华通过文艺批评对作品和现象的解读，实现对现实的观照。在照见现实的同时坚持着对人文精神的守望，这种深沉的责任意识始终贯穿在戴锦华文艺批评的前行和探索之路。

[1]杜夫海纳. 美学与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56.

[2]戴锦华, 邹赞. 文化镜城与隐形书写——戴锦华访谈录[J]. 中国图书评论, 2004(4): 52.

[3]戴锦华, 陈岸英, 周濂. 清醒的立场——戴锦华访谈录[J]. 艺术广角, 1998(1): 30.

[4]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R·韦勒克. 批评中的创造.批评的诸种概念[M]. 丁泓,余微,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163.

[6]洪子诚. 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J]. 文艺争鸣, 2008(12): 22.

[7]戴锦华. 雾中风景：中国电影1978—199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3.

[8]戴锦华. 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23.

[9]郝哲, 万小龙. 巾帼学人之戴锦华：在陷落中突围[EB/OL].( 2005-12-27)[2006-03-03]http://pkunews.pku.ed u.cn/xwzh/2006-03/03/content_105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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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27X (2017)05-0074-03

10.15916/j.issn1674-327x.2017.05.021

2017-03-06

姜娜(1990-)，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生。

(责任编校：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