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仍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几乎与民族的文明史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兩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稳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进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