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

如今在一些文献片中，观众仍可以看到反映抗战期间延安生活的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昔日场景的如实复原，对当年生活的细致再现，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这些影像资料的珍贵和难得。

摄制者是谁？这些胶片又是如何穿越岁月沧桑留存至今的？

2011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和地区档案馆在上海举办“绿色档案建筑”研讨会。前来参会的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负责人，为上海市档案馆精心准备了一份珍贵礼物：长达23分钟的记录1938年延安生活的影像资料。拍摄者是瑞士著名记者兼摄影师沃尔特·博斯哈德。这段短片是首次在中国披露。

当年，像沃尔特·博斯哈德这样的外国记者还有好几位。他们辗转来到中国，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奔赴延安进行采访。他们带来的摄影机，第一次将延安的生活留在了电影胶片上。此外，香港的进步电影人、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用有限的设备和器材，为后人留下了生动珍贵的延安影像资料。

埃德加·斯诺：第一位拍摄陕北的外国记者

表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最早新闻电影素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录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大本营所在地，却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使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不被外界所知。在各种混乱的传言中，外界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反而愈加强烈。此时，一位美国出版商找到斯诺，请他完成一本关于中国红军的书，并签订了合同。但严密的军事封锁，让斯诺始终找不到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渠道。

眼看合同就要到期，1936年5月底，斯诺突然得到消息，红军与在那里“围剿”的东北军已秘密休战。这个难得机会不能错过，但由于长期信息阻隔，斯诺对旅途的危险、自然环境的恶劣，特别是红军对他的态度都无法把握。好在还有一封朋友托朋友用隐色墨水写给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就这样，斯诺出发了。

作为第一个进入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随身携带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广泛采访的同时，他利用这架摄影机将苏区的生活第一次记录在胶片上。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也有红军步兵和骑兵操练、检阅及野战演习的场景。此外，对根据地举办的八一运动会球赛和部队的文娱生活，也有一些记录。

随后，斯诺将这些片子带回北平。1937年2月，他在燕京大学的临轩湖，举办了一个陕北采访的照片展览，同时放映了这些新闻素材影片，并亲自解说。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兴奋，她就是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此次是率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赴前线慰问的，回到北平时，原想在这里演出国防戏剧进行抗日宣传，但遭到当局阻挠。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剧目《汉奸的子孙》等四个独幕剧才得以在燕京大学礼堂演出。恰巧在这时，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诺的展览，看到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和苏区的真实生活。陈波儿非常激动，回到上海后，偷偷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友袁牧之，这也促使袁牧之这位著名电影人在不久之后，抛弃上海的生活，奔赴延安拍摄新闻纪录片。

哈利·邓汉姆：拍摄制作《中国要给予还击》

1936年底，继斯诺之后，美国年轻的进步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带着一台16毫米的手提摄影机，辗转跋涉，从纽约来到陕北根据地，进行拍摄活动。此行时间虽然不长，但邓汉姆完成了不少记录陕甘宁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电影新闻素材。

关于邓汉姆在陕北活动的情况，现存的材料很少，不过他拍摄的记录陕北根据地的影像档案却留存下来了。1937年下半年，邓汉姆在中国完成拍摄任务后，带着这些影片素材回到美国。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邓汉姆就与纽约的一家由美国进步电影工作者组成的边疆影片公司合作，很快制作完成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

这部影片从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用中国百姓被炸伤亡及颠沛流离等镜头，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然后，镜头马上又转向了陕北连绵不断的山峦，以及站在山顶岗楼上放哨的红军战士，以此拉开记录陕北生活的序幕。影片还留下了红军战士生活、学习和开展文体活动的镜头，红军医务人员为老百姓打预防针，老乡送子参军、欢迎红军进村的镜头等。最珍贵的是，影片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演说的实况，以及延安召开抗日群众大会，边区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和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演说的情景等。这部影片的放映，对当时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1941年，邓汉姆应征入伍，担任太平洋战区空中侦察摄影。不幸的是，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他以身殉职。邓汉姆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所做的贡献，被永远定格在胶片上。

沃尔特·博斯哈德：拍摄制作《通往延安之旅》

斯诺的陕北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在华境外媒体记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兴趣。

1938年初，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从北平来到武汉，并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见到了周恩来，明确表达了希望到延安采访的意愿。

不久，博斯哈德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斯蒂尔一起，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安排下，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

此时正是冰雪消融的季节，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博斯哈德兴奋地用照相机和摄影机拍摄下沿途风光和车队行程。沿途经过的三原、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甘泉等集镇，都是车队住宿休息的地方，博斯哈德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这些陕北小镇沿街的建筑风貌和人情世态。当接近延安时，路上随处可见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他们友好地向经过的车队招手示意，脸上的疲惫被兴奋替代，这些感人的场景都被博斯哈德捕捉并记录下来。

经过整整6天的行程，博斯哈德终于抵达延安。他很快投入到工作中，拍摄了抗大、陕公和鲁艺的学员们在延河边洗漱，在院子里集体用餐，在晨光中上早操，在晚霞里游戲、散步、唱歌、打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让博斯哈德难忘的是，在凤凰山下的一孔窑洞里，他还拜会了毛泽东。

博斯哈德对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毛泽东说话简洁、有力，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这些都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终生难忘。

回国后，博斯哈德将他1938年从西安到延安沿途拍摄的影像素材，制作成了一段长达20多分钟的黑白无声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该视频原件完好无损地存留于世，现藏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除此以外，该馆还藏有不少当时博斯哈德在华时期的档案，如博斯哈德的护照、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采访毛泽东的记录稿、拍摄的延安照片等。这些档案被上海市档案馆制作成展览资料，完整地再现了博斯哈德当年的延安之旅。

罗曼·卡尔曼：拍摄了1万米新闻电影素材

在采录中国抗战影像档案过程中，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同样功不可没。

到中国后，卡尔曼先是在国统区拍摄，1939年5月，他突破国民党封锁，从重庆来到延安。他的到来，受到延安文艺界和新闻界热烈欢迎，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还专门为他的延安之行举行了联欢会。5月25日，毛泽东特别安排接见了卡尔曼。

卡尔曼在中国一年，走了11个省，拍摄了1万米的新闻电影素材。其中在陕北积累的影像档案更为丰富也更为珍贵，有延安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鲁艺、八路军医院、安塞托儿所、印度援华医疗队等的活动情况。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演讲、检阅、散步等反映领袖真实生活的情景，也都被卡尔曼一一定格在胶片上。

回到莫斯科后，卡尔曼利用在中国采访的十几本的记录，撰写了《毛泽东会见记》等长篇通讯，并将拍摄的1万米的新闻电影素材编辑出两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在中国》。

约里斯·伊文思：拍摄制作长篇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还有一位在抗战期间率先来到中国的世界著名摄影师让中国人民不能忘记，尽管他并没有踏上延安的土地。这就是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

伊文思一直致力于拍摄反映人类进步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紀录片。1938年1月，伊文思同两名助理一起，带着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台手提式埃摩摄影机和2万米的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的关系来到汉口。他原准备立即奔赴前线拍片，但国民党政府极力阻挠，并派人监视，不让他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争取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并一直秘密筹划前往延安。当赶到西安时，国民党对他的限制更加严厉，甚至要求他每晚7点以后不能离开旅馆。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返回汉口。不久，他拍摄延安的愿望间接地实现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与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袁牧之见了面。伊文思非常羡慕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片，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留给他。正是伊文思赠送的这些设备和器材，成就了解放区开创自己的电影事业。此外，在八路军汉口办事处，伊文思还拍摄了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学习的镜头。

离开中国后，伊文思根据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电影素材，编辑完成了长篇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其中有关延安的镜头，他借用了邓汉姆在延安拍摄的素材。这部优秀的纪录片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放映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随后，伊文思将这部影片的放映收入购买成药品，赠送给正在与日军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

青年摄影团：拍摄完成《西北线上》

抗战爆发不久，香港南粤影片公司的粤语片青年导演林苍，就想通过摄影机将抗战时期的延安生活记录下来，以便让全国有正义感的人们了解陕北苏区的战斗生活。他先是辗转找人介绍，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取得联系，征得他们同意后，又邀请公司同人徐天翔和金昆，组成青年摄影团，带着摄影器材和胶片，于1938年3月从香港出发赶往汉口。随后，他们又依靠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帮助，到达西安，并经西安来到延安。

青年摄影团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八路军政治部负责安排他们的参观采访活动。三个月的访问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拍摄了不少反映延安生活的新闻电影素材。

6月，三位青年返回香港，立即投入到影片的后期制作中。不久，一部记录延安生活的纪录片顺利完成，取名为《西北线上》。虽然由于当时一些客观的原因，这部片子没能反映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延安的自然风貌、市容街景，抗大、鲁艺等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场景，八路军野战训练和日常生活的镜头都记录在了胶片上。反映领袖活动的镜头主要是毛泽东在抗大和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的讲话实况。与此同时，林苍还利用从延安拍摄的图片，编辑出版了《西北线上》一书。他还给八路军政治部写信，表达了希望再次赴延安拍片的愿望，但不久因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在国统区到延安的途中设置了重重障碍，林苍的拍片计划便再也没有实现。

1941年6月，影片《西北线上》改名为《延安内貌》在香港放映，受到了爱国观众和媒体的热烈欢迎。香港的观众第一次对中共的情况有所了解，也由此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和中国的希望。

延安电影团：拍摄第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抗战爆发后，袁牧之从上海来到武汉。他有一个愿望，到延安去拍摄新闻纪录片，创办解放区自己的电影事业。在武汉逗留期间，袁牧之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党也正准备在延安成立自己的电影机构，决定派他马上赴香港采买拍摄影片所需的摄影器材。

1938年初夏，袁牧之来到香港，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架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近万尺胶片。刚回到武汉，周恩来又安排他与荷兰摄影师伊文思见面并接受了伊文思赠予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

1938年7月的一天，袁牧之和应他邀请刚刚从上海赶到武汉的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带着一大一小两台摄影机和万余尺胶片，奔赴延安。

1938年8月，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成立，着手拍摄第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按照袁牧之撰写的拍摄提纲，影片主题为“天下人心归延安”。影片分为四个部分：抗战爆发后，全国进步知识青年，冲破封锁奔赴延安；介绍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知识青年经过学习后，分赴前线工作。

影片开始拍摄时很顺利，在延安拍摄的镜头丰富多彩。随后，袁牧之准备率摄影队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拍摄。临行前，毛泽东还专门邀请摄影队队员前去做客。

1939年1月，摄影队出发了，经过一个月的跋涉，穿越封锁线，他们终于抵达了晋西北根据地。驻扎在这里的是八路军一二○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热情帮助下，摄影队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首长前线视察、士兵操练等镜头。随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其他几个军分区拍摄。

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着重向他们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并特意安排他们住在白求恩隔壁。这样，白求恩抢救伤员、为老百姓治病、给医务人员讲课的珍贵镜头都被捕捉到并留存下来。摄影队还与白求恩一道上了前线，在一座距离战场只有2.5公里的破旧小庙里，拍摄到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的著名镜头。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手指被划破，感染后不幸去世。追悼大会召开时，摄影队还没有离开晋察冀，他们赶到大会现场，将追悼会的感人场面拍摄下来。其间，摄影队沿途还拍摄了不少新闻素材，如《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等，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面貌，永久地定格在胶片上。

到了1939年12月，摄影队已经积累了大量电影素材，袁牧之与大家协商，准备带着已拍摄的底片，先期回延安进行后期制作。留下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分赴平西游击区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吴印咸一组很快就完成了平西的拍摄，马上返回延安，将素材底片交给了袁牧之。其时，徐肖冰正和刚刚调到摄影队的吴本立一起，在太行山区拍摄朱德、彭德怀及一二九师官兵在前线的活动。他们拍到了百团大战和关家垴战斗时的镜头，还设法通过游击队的关系，到了敌占区，躲在一座废弃的炮楼里，透过枪眼，拍到了游击队活动的镜头。

此时，徐肖冰突然接到袁牧之从延安打来的电话，说限于延安当时既无电，也无设备，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根本不可能，领导决定将片子拿到苏联制作，让其将太行山区拍摄的片子马上送往延安。恰逢朱德也正要回延安，他便安排徐肖冰一路同行。

朱德對摄影队一直很关心，曾指示摄影队一定要把坚持敌后斗争的八路军的英雄形象记录下来。此次回延安，一路上要经过多道封锁线，临行前，朱德特意让康克清到摄影队驻地，检查一下安全准备工作，并嘱咐：这些材料都是宝贝，丢了可不得了。所以，不要把拍好的片子装在马褡子里，一定要打进背包，背在身上才保险。行军至洛阳附近时，因为这里当时还是国统区，朱德又让康克清找到徐肖冰，让他把片子放在自己的文件箱里，以防国民党特务强行检查随行人员。因为朱德的文件箱，特务还没有胆量检查。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徐肖冰见到了正在这里等待赴苏联的袁牧之，并将拍摄素材交给了他。

袁牧之与影片的作曲冼星海一起，带着胶片素材远赴苏联。当底片全部洗出准备进行剪辑和配音时，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方面实行战略撤退。不幸的是，在撤退过程中，这部真实记录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生活的影片底片全部散失。

幸运的是，当时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吴印咸商量，已经拍摄的几千英尺胶片，是摄影队队员们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抢拍下来的，且大部分是35毫米胶片，体积大、分量重，背着这些宝贵资料远赴苏联，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万一有闪失，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几经斟酌，最后由上级决定，将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暂时留在了延安。这个决定，使得反映八路军战斗生活的部分影像资料，包括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令人惊奇的是，1950年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以及苏联编辑制作的一些新闻纪录片中，那些反映延安时期的珍贵镜头又意外地出现了。后来，中国有关方面曾几次派人到苏联查问，对方的答复是，这些底片当年曾交给一位第三国际的工作人员带回中国，但下文如何，没有结果。《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电影，终究无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了。

第一部上映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1943年2月4日，电影团首次独立制作完成的另一部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首次献映，朱德、贺龙等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观看。片子放映时，大家都叫它《南泥湾》，因为它反映的正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事迹。

1943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围剿”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生活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率先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影片紧密结合当时形势的需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展现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精神。镜头从南泥湾开垦前的荒芜景象开始，记录了三五九旅官兵进驻南泥湾，搭草棚，吃野菜，艰苦奋斗的战斗生活。如今观众可以看到的当年挖窑洞、挥镢垦地、纺线织布、驮盐运输的镜头，都是采自这部影片。当时拍摄条件极其艰苦，没有照明设备，局限性很大。晚上热火朝天的开荒场面很遗憾没能留下来，即使白天利用阳光作照明拍摄，也需要等晴天阳光照射最好的时刻才能拍摄。

影片拍摄受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南泥湾的场面拍摄完成后，摄制人员想请毛泽东为影片题词，并希望将他题词的场面拍摄下来。毛泽东闻讯，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拍摄时，窑洞里的光线不够好，工作人员便将桌子搬到窑洞外面。在柔和明亮的阳光下，摄制人员拍下了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珍贵镜头。

这部纪录片在延安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后期制作。水是一担一担从山下延河边的深井里挑上山的，洗片时需要流动的水，只能依靠不停地晃动洗片木架来解决。片子要一段一段地洗，然后再接起来。虽然这部影片制作得很粗糙，但这毕竟是解放区独立摄制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纪录片。放映队带着这部片子走遍了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观众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每次放映，配乐是用借来的留声机现场放唱片，解说是工作人员通过小喇叭现场向观众讲解，而且解说词要根据时局的变化，随时增减内容。在部队放映完毕后，政委还要上去进行鼓动宣传的讲话。

电影团一直坚持一个宗旨，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将延安火热的生活记录下来。但当时胶片非常紧张，他们只能精打细算，周密考虑，以“宁精毋滥”的原则，有选择地拍摄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素材，而且，不论多么重要的题材，只能拍摄有限的几个镜头。一般事件只拍摄照片。

这样，他们相继拍摄了一些16毫米的新闻素材片，如《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一扩大运动会》《边区生产展览会》《刘志丹同志移灵》等，从不同侧面将延安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活动记录下来。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重要会议。吴印咸既是会议正式代表，又负责大会的摄影工作。当时会议地点是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大会议室，吴印咸一直在琢磨如何把这次重要的会议拍摄好。5月23日是大会最后一天，100多位代表挤在面积不大的会议室里，更显得室内光线暗，加上烟雾弥漫，拍电影肯定是不可能了。吴印咸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毛澤东，提出到室外拍一张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主动招呼大家到室外去，而且自己先坐定，其他代表很快围拢过来，气氛融洽。吴印咸按下快门，终于留下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唯一的一张珍贵照片，但吴印咸自己遗憾地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终于被清晰地记录在电影胶片上。

当时，因为国民党军“围剿”陕甘宁边区，电影团的胶片来源已经断绝。但大家一贯谨慎节约使用胶片，所以，当中共七大召开时，摄影师们仍可以用平时节省下来的有限胶片进行拍摄。影片由吴印咸等摄影，记录了大会实况，摄取了会场全景，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主席团全景和近景，以及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和毛泽东致开幕词的镜头。影片还以较长的篇幅，记录了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和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问题》重要发言的画面。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摄入影片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这部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延安电影制片厂：由故事片拍摄转入新闻纪录片制作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电影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有关成员被分批派往东北解放区，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而在延安，又有一个新的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布成立。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是准备以拍摄故事片为主的。当时正值总结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召开，电影工作者陈波儿酝酿了一个反映劳动英雄翻身故事的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在这个故事里，她将陕北的土地革命、红军改编、抗日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保卫边区等重大历史事件都融进剧本里，并希望能够在延安独立拍摄这部影片。

当时延安已不具备拍摄条件，电影团成员大部分离开，设备也带走了。经组织批准，陈波儿赴国统区采购器材。她到上海采购了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1万余英尺的电影胶片，以及必备的弧光灯、灯泡等。而就在这时，陈波儿又接到新任务，服从组织安排，直接从上海到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其他人则带着器材辗转回到延安。

9月，借助西北局下拨的一万万元边币的拍摄经费，电影终于开拍了。

拍摄工作还算顺利，有关人员甚至还在延安南门外的山沟里建造了一个“拍摄基地”，利用山村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貌，搭建剧本需要的场景。但从10月初起，边区好几个地区都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战事日趋吃紧，拍摄工作无法继续。组织决定，暂停影片拍摄。电影制片厂部分从党校、平剧院、文工室、中央警卫团借调来的干部回到了原单位，其余工作人员组成摄影小组，转入纪录片拍摄。

此时，边区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摄影队兵分两路，随军赶往前线，拍摄了一些战斗、支前的镜头。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陕北进犯。边区军民提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摄影小组拍摄了许多保卫延安及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苏区的新闻电影素材。

1947年3月，摄影队与大部队一起，撤离延安。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他们在这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8月，摄影队来到中共中央指挥部所在地葭县（今佳县）朱官寨村，想多拍一些领袖和边区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对敌斗争的镜头。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摄影队要尽一切可能，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镜头。摄影师程默几次请示，想拍摄毛泽东工作的镜头，却一直没有获准。毛泽东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没办法，程默只能请求周恩来去做工作，毛泽东这才勉强同意。有一次，摄影师前去拍摄时，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他们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机器声惊动了毛泽东，他抬头一看是在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然你们就完不成任务了。就这样，摄影队拍下毛泽东在窑洞的油灯下指挥作战的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离开延安后转移行军和途中歇息的镜头，还有陕北人民送公粮、抬担架、带路送信支援前线的画面，这些镜头都十分珍贵。

数月转战陕北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摄影小组完成了影片《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拍摄，共积累14本影片素材。当时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党组织一方面考虑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另一方面这14本影片素材也需要拿到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洗印，便决定以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干部为基础，组织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

影片素材洗印出来后，一些镜头先后被编辑在长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里。那14本影片素材成为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文献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