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1977年，纳博科夫的儿子在日记中写道：“在他（纳博科夫）死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我亲吻了他仍然温暖的额头——一如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告别——泪水突然盈满了父亲的眼眶。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他看到一只展翅飞舞的蝴蝶。他的双眼告诉我，他不再期望活着捕到它了。”

纳博科夫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他的《洛丽塔》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安却也最有吸引力的小说。但在他眼里，文学上才思泉涌的乐趣，和在秘鲁山间发现一个未被描述过的蝶类的乐趣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这样看来，纳博科夫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作家。大部分的写作者都把自己困在面前的格子纸上。当大多数人把自己囚禁在日常琐碎的痛苦中无法逃脱时，纳博科夫把自己的灵魂拴在蝴蝶翅膀上，飞进一个斑斓而轻盈的世界，那世界狭小得只容得下一个人。

对我来说，也有一个隐秘的乐趣，就是观鸟。

我第一次观鸟是两年前去巴西，在里约的观鳥园里看到各种动画片里才会出现的鸟类，比如巨嘴鸟，色彩饱和度强得像是海绵玩具，嘴部几乎和身体一样长，它似乎还没有熟悉自己的大嘴，缓慢地拱着食物。

最难忘的是进入一片高大的树林，光线暗，阳光透不进来，本以为是树叶太浓密茂盛所致，结果我不小心发出声响，头顶一片“哗啦啦”的声音，光线骤然变亮，原来那不是枝叶，密密麻麻的全是鸟。它们像一块被魔术师猛然抽走的黑布，那种壮阔让我终生难忘。

鸟类有一种迷人的神气。有一次，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层酒店吃早餐，看到一只乌鸦如君王一般俯瞰着整座城市，仿佛在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它就敏锐地目睹了城市的沧桑变化。

我爱看鸟，或许是因为鸟拥有我所没有的自由。

后来，我救了两只出生不久就受了伤的山雀，把它们从无法张嘴吃东西，养大到能自由飞翔。它们爱在我的书房练习飞行。我买过一套美国博物学家杜邦的鸟类图鉴，那两只山雀爱看那几页图册，仿佛在寻找自我认同。我在这两只鸟完全成熟和健康后，把它们放飞到当初捡到它们的公园。不知道它们成年后，是否还记得年少时有一段如此好学、爱读书的岁月。

最近一次观鸟，是应某赞助商的邀请，前往崇明岛东滩候鸟保护区观鸟。

观鸟那天很冷，下了雨，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我却在保护区的芦苇丛上方看到盘旋飞翔的鸟，它们从阿拉斯加迁徙过来，比观鸟者耐得住寒冷。鸟的迁徙是漫长而残酷的旅途，长达数月的迁徙，往往让它们到达目的地时体重仅为原来的1/3。

2007年9月，一只雌鸟用了9天的时间，不吃不喝不睡觉，连续飞了11600公里，横跨太平洋，从阿拉斯加飞到新西兰，创造了人类观察到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

鸟为了承诺涉险而来，往往却要毫无准备地面临背叛：发现自己过去的栖息地已经不复存在。

看鸟在生存中的困境，会让我联想到人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困境。2015年，我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旁听了一个来自基里巴斯国代表的发言。那是一个绝大部分人没有听说过的国家，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那里最高的地方仅仅比海平面高两米，预计整个岛屿在30年之后会被全部淹没。

发言的代表40岁左右，高大黝黑，他说自己只能在岛上和其他居民一起，默默等待自己的土地、房屋、文化、民族认同、尊严一起被淹没的那一天——作为最后一代基里巴斯人。

对于候鸟和基里巴斯人来说，气候变化不是环保支持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争论不休的词汇，而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用基里巴斯国总统的话说：“即使这个国家尚未陆沉，但人民仍将受苦。”

那次之后，我才觉得环保、新能源不仅仅是政治口号，或是广告牌上的宣传语，而是对这个世界真正做出的一点点改变。减少一点点污染和排放，类似于基里巴斯国这样要被迫消失的岛屿就会少一点儿。

说回观鸟。在东滩候鸟保护区，看湖面上一只野鸭不断把头扎进水里捕食，我从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快乐，仿佛自己也变成了鸭子，所有的虚荣和焦虑瞬间消失，回归了最简单的生命本质。

看鸟时，我想到一个故事。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是个著名的观鸟爱好者，他有一个同样身为作家的挚友华莱士。两个人的写作经历类似，同样才华横溢，但是华莱士却在2008年因为困扰其多年的抑郁症而自缢。

华莱士死后，乔纳森·弗兰岑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他写道：“在他（华莱士）自杀前的那个夏天，我和他坐在他家的庭院里，在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香烟时，我则无法把视线从周围飞舞的蜂鸟身上移开，并为他对此视而不见感到悲哀。那天下午，他吃下大量药剂后开始午睡，而我开始研究将要前去观赏的厄瓜多尔鸟类。我明白了，华莱士无法摆脱的悲观情绪和我尚可自控的心情，其区别就在于，我可以在观赏鸟类的快乐中暂时脱离自己，他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