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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精神:古代习武阶层的内驱力与社会传扬的外张力

2017-03-01蔡宝忠马爱民

武术研究 2016年12期
关键词:侠客

蔡宝忠+马爱民

摘 要:“侠义精神”是古代习武阶层的一种标志性特质。文章从发生学的角度探究“侠客”与“侠义精神”的必然联系;从历史学的角度考查“侠客”与“侠义精神”的自然联系;从逻辑学的角度推断“侠义精神”源自于“侠客”的言行升华;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印证“侠义精神”源自于“侠客”的内心升华。研究认为:古代侠义精神的表现和影响其主流是积极而有效的;侠义精神的传统内涵,就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它凝聚着习武阶层及人民的愿望,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当下倡导“侠义精神”,并不仅局限于古代背景下的“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更要与时俱进、见义勇为、主持正义、和谐相处,并成为实施武德教育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侠客 侠义精神 信义勇 习武阶层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6)12—0001—03

提到“侠义精神”,头脑中即可想到的就是在古代生活中最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荆轲刺秦王”,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战国策·燕策》及现代影视作品中均有生动的描绘和彰显。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关键是此举折射出侠客的英雄气概,并符合当时人们的崇尚英雄的从众心理。司马迁在叙述荆轲的事迹后赞叹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从魏晋至隋唐,荆轲都被咏侠诗人作为体现侠义精神的英雄,作为最高尚、最值得模仿的典型规范模式反复颂赞。诗人阮瑀、左思、陶渊明都有咏荆轲的诗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者便是。荆轲已成为一切崇尚侠义精神的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刺客荆轲,可谓中国侠客第一人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在新出版的《我们的荆轲》中特别强调: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荆轲。[1]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评头论足,可谓是历史功罪后人评说。

侠客是起于春秋而盛于战国的一种社会特有意识形态,是以武术为载体,通过行侠仗义的行为而得到社会的关注、认同和赞许的。“侠”,即侠客。又称游侠、任侠、私侠、豪侠、隐侠、义侠、盗侠、儒侠、女侠、剑侠、剑士、剑客、刺客、死士、巨子等,后来又演绎出忠侠、壮侠、烈侠、仙侠、神侠、武侠等。称呼的多样性,表明了事态发展的多极化,每种称呼的变化在史书、辞书和文学作品种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其中最权威的《辞源》认定“任侠”为“抱不平,负气仗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既是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又是以武功技艺为前提的,倘若没有武功,欲打抱不平就会力不从心,难以实现;在此前提基础上,才是勇气过人不愛其躯,最终体现的是行侠仗义的品格。后人的不断追随也在于此。当我们仅从武术传播的角度来考察“侠客特征”时,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明确的。

1 非凡武功的传承

大凡侠客皆武功超凡,并成为立足资本。“侠客不怕死,怕死事无成”。无勇,就不能被称之为侠客。春秋时,墨子门徒多似侠客。陆贾《新语》有:“墨子之门多勇士”的说法;《淮南子·泰旅训》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2]当时的“聂政刺韩相”,便是聂政一人击杀数十卫侍,其武功和勇气非同一般。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稽古堂文集》中又有《结客赋》一篇,其中有“古之结客者,意欲有为也”“养客以乘会立功,可不谓杰欤”。揣摩他的意思,大概认为那种能养士结客,有很多人依附的是任侠。说到依附于贵族、官僚为生的剑士,最典型的有两件事情:一是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乃“战国四君子”,培养门客上千,其中不乏武艺高强、勇力效忠之士;二是《庄子·说剑篇》中的:“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剑士是凭借个人的技勇充当为人效命的没落的侠客。他们技艺的高低,对其个人名望境遇都至关重要。因此,这些人在提高技艺上舍得下功夫,而且十分重视这种特殊技艺的薪传接续,他们对武艺的总结、提高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此后逐渐形成了“书剑飘零”“负剑行侠”的形象,而非大刀、板斧等杀气腾腾的重量型兵器。

隋唐盛世,尚任侠之风不减,《旧唐书》记载: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隋书》说刘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王颉“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等。此时赞扬侠客的诗篇也极多,如李白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何等的功夫;“二杯吐然诺”,“纵死侠骨香”,又是何等的豪迈。李白的诗不仅是他浪漫的理想,也是当时侠客的生活写照。侠客们不仅利用武功反抗官府,为民伸冤,还清除为非作歹的武林败类,为民除害。《清代述异》叙述了“清初八大侠”的实记。第一侠僧某武功高强,但“僧淫暴无行,荼毒良懦,七人咸恶焉,思除之,以救一方。”这段“惩恶记”,堪称武林界教育习武者的生动教材。告诫习武先修德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只要违纪戒约,所为不轨,作恶多端,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3]这种惩罚是无情而严厉的,它表明了以武治暴的道理,守信重诺的理念和侠义精神。

现代武侠小说大亨金庸在论及“怎样成为武功高手”时强调两点:一是刻苦学习;二是外在机遇。[4]他笔下的武林高手都具备这两条。

2 道德品格的传递

武术自产生就与武德并行发展,规范着传武、习武和用武的言行。侠客这个特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有严格的道德要求,而且是自我约束和执行的,有鲜明的自由的人格特征。我们在“客观评价侠客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5]专题中归纳了侠客的道德品格概括为“信、义、勇”。“信”是侠客的道德观念,“义”是行为准则,“勇”是实践基础,缺一不可。司马迁在论及侠客时也赞赏“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6]侠客们为实践自己的诺言,不失信于人,不畏艰难险阻甚至甘愿牺牲生命,慷慨赴死的事迹,历代多有所闻。关于“义”,在李德裕的《豪侠论》有深刻的论述称:“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侠,侠义,侠必称义,侠前必冠以义,义与侠密不可分,便是这个原因。具体说来,义包含有舍己为人、施恩不图报的精神,“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称”,“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7]侠客行义,还包括劫富济贫、锄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打抱不平等豪举,包括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和为正义与真理奋斗的崇高思想境界。有违于此,则为义侠不容。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主题就突出一个“义”字。重义轻利,是梁山豪侠们共同的特征。他们结义为兄弟,聚义于水泊,高悬义旗,屡兴义师,围绕一个“义”字,终于做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8]当然,从今天来看,“义”字的含义更加丰富,运用时应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孔子对“勇”字,有明确的指向,称:“仁者必有勇。”正义在胸,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人,必然轻生死,敢赴难。清代贺贻孙也这样说过:“古今侠烈之士,所以大过人者,则存乎胆与气矣。胆恃气而后克,义气所鼓,胆即赴之。”[9]“义气所鼓,胆即赴之”,实际上就是武德中所赞许的“见义勇为”。勇来自侠客自己的信念与信仰,但勇气又可以通过武功的练习培养,同武功的深浅成正比。[9]“练胆”是历来拳家公认的第一要务。戚继光《拳经》第一势,开宗明义便是“对敌若无胆向先,空自眼明手便。”并提出练胆的方法:“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以胜负为愧为奇。当之何以胜之?何以败之:勉而久试。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古云:‘艺高人胆大,信不诬矣!”[10]程宗猷在《耕余剩技》中称练胆生勇法为:“手足整则胆练,而欲骋于敌。意气清则心练,而知忠于上。心练则智自出,胆练则勇自生,心胆俱练则兵与时俱无不合。而练心胆,则又在练器艺为要耳。”[11]这些都肯定了“艺高人胆大”的道理。

大凡为侠,总是在社会生活中长期甚至毕生遵循和完善自己使之合乎这三个道德范畴。

3 侠义精神的传扬

侠客的侠义精神是通过“信、义、勇”的道德标准和非凡的武功,来实践仗义疏财、同情弱者、舍生取义、扶弱济困、惩治不端的目标。在诸子百家的评价中褒贬不一,但赞赏者仍占主流。而墨家可谓是旗帜鲜明、掷地有声,肯定了侠客的行为准则、实践方式和终极结果。据考证,墨家学派思想与属平民阶层高度一致,并倡导互制互助,提出“万事莫贵于义”的崇义精神,这些都对同处平民阶层的侠客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平民阶层追求人格平等的价值取向,使得一些近似侠客的人向墨家团体靠拢。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服,“乃解民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由此可见,墨子通過对游侠行为的观察,最早为侠客总结出一系列行为准则,为大量的武士进入墨家团体是有准备的,既将侠客风气带入墨家,又以墨家理论影响侠客。侠客与墨家,二者相互影响,渊源极深,难怪当代哲学史学专家冯友兰会认为“墨家就是由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组成”,并逐渐实现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标。不管怎样,墨家为当时“世之显学”,“天下之言,不归儒则归墨”,侠义精神也由于墨家的影响力而广泛地传播于社会各阶层中,才会形成平民阶层关于侠客精神的文化传统。不过,尽管墨侠关系密切,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这一点与侠客是大相径庭的,这也许就是墨家对侠客事迹缄口不言的原因吧。可谓说得少,做得好。

对侠客进行了较为客观评价的当属庄子。他在《庄子·说剑篇》中提出了划分为“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一说,提倡以德御剑、匡诸侯、服天下、利苍生的“天子剑”,而反对“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国事”的“庶人剑”。这首开了将“武”伦理化的先河,清晰地预示了侠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庄子又首次提出了“盗亦有道”的观点,借盗跖之口,表述了盗侠的道德观念体系,实际上也是当时侠客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司马迁所总结的一诺千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成为后世侠客们自励的铭言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文学中侠客现象的基调。

凡此种种,即为古代侠义精神表现的主流。概括侠义精神的传统内涵,就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它凝聚着习武阶层及人民的愿望,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今天,我们倡导“侠义精神”,并不仅局限于古代背景下的“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更要与时俱进、见义勇为、主持正义、和谐相处,并成为实施武德教育的内容之一。

注释:

[1]刘昌宇.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荆轲——读莫言新作《我们的荆轲》[N].新民晚报,2012-12-30.

[2]淮南子,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影印版.

[3]董跃忠编著,武侠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18.

[4]孔庆东.金庸小说的境界[M].成都:重庆出版社,2008:116.

[5]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29.

[6][7]汉·司马迁撰,史记·游侠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陈 蓓,侠客论,参见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C].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75,76.

[9]清·贺贻孙,侠之义胆,参见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302

[10]明·戚继光著,纪效新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11]明·程宗猷著,耕余剩技[M].道光二十二年聚文堂翻刻本,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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