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剑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百年中国主流文化辩

林 剑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五·四”的意义是多重性的，其中的意义之一，它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旧文化而言的，旧文化无疑是指以儒学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新文化是指“五·四”以后形成的以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质文化。“五·四”以后的百年中国，构成中国的主流文化究竟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从未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本文认为，百年中国的主流或主导性文化究竟是新文化，还是其它的文化？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它不仅关涉百年中国的历史评价，而且更涉及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方向正确，而且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乃至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中，其主流性的地位应是不争的。

“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 传统文化

一

再过两年，到2019年时，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要满一百年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三到四代人的经历，说长不算长，说短不算短，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无疑是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五·四”的影响使人们感觉到它离我们仍然很近很近。近几年来，有关“五·四”的历史研究、评价、反思、重估的热度不降反升，关注持续不断，这便是“五·四”没有远离我们的重要证据。“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它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有重要时间节点中的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一，它不仅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与深远的，而且它的意义是多重的。“五·四”既是一场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新与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流逝，“五·四”的历史意义有些已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唯有起始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后，仍没能消解掉人们对它的兴趣与魅力呢？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可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仍然存活着，并在继续影响着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因为一个已丧失了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的纯粹属于历史记忆的话题，是难以重新点燃人们对它的热情的。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艺术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表达对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文化艺术的迷恋，真实的意图与目的在于打着文艺复兴的旗号，表达着对封建文化与基督教神学的抗议与对新的文化精神的向往。时下，人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望与反思，讨论与争辩，肯定与否定，当然不仅关涉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历史定位与是非曲直，更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在这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无论是对“五·四”运动持肯定倾向，还是持否定倾向的都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不同地方在于：二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评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人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极其浓厚的与严重的历史与文化虚无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颠覆与破坏作用，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断裂与精神家园的损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人们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文化启蒙与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即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人们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它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并未成为主流文化。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却从否定中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一个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但在肯定中又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方向正确，而且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乃至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中，其主流性的地位应是不争的。

“五·四”的文化革新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这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至少是争议不大的，无论是对“五·四”所兴起的文化运动持肯定态度的，还是持否定态度的，二者皆源于一个“新”字，不同的只是在于各自对新文化之新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与态度。那么，何谓新文化？新文化之“新”新在哪里？新文化是相对于旧文化而言的，因此，只有说清楚了旧文化，才能说清楚新文化。所谓旧文化，即是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一种文化的传统通常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二是文化的内容，即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文化革新运动，它的矛头或革新的对象，既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念。就文化的表达方式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科举中的八股文和文化表达与语言传递中的以“之、乎、者、也”为特征的文言文。就文化内容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以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与儒家文化，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儒学与儒家文化不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处于一学独尊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儒学与儒家文化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而儒学与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观念取向的核心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宗法制度与礼教。“五·四”新文化之“新”是因其所批判与革新的旧文化而得名的，所谓新文化之新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文化表达方式的革新与创新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表达形式上的革新与创新主要表现在提倡以白话文取代八股文与文言文。其二，在文化内容的革新上，既表现在破旧上，将文化批判的矛头与对象主要指向了儒学与儒家文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儒学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即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更表现在内容的立新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抛弃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改良主义思维理念，开启了文化开放、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新时期。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成分比较复杂，存在着多种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与竞争，其中有的属于西方自由派，有的属于温和派，还有集聚在《新青年》旗下的马克思主义派，但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鲜明与无疑的，即代表“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符号是清楚鲜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尽管由于成分较为复杂，且受到时代的局限，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在思想方法与路径上还陷入了极端与完全不可取的片面。如对中国传统文化诉诸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与作法；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念缺乏应有的分析与辨识，有着盲目崇拜的嫌疑。这些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或多或少都产生过消极负面的影响，并且成为一个世纪中以儒学与新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反思与反攻新文化的理论根据与借口。尽管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两个主要方面的成果是不容否定的：一方面，它为中国人民请来了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与理念传入了中国。另一方面，它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

二

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近百年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流文化或主导性地位的文化不是新文化，那么是什么文化？是仍旧以儒学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旧文化？抑或既不是新文化，也不是旧文化，甚至是没有主流文化的无序与混沌的杂乱性发展？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发展的固有轨迹，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展仍然表现为传统文化的顽强延伸，那又何有亦如一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持否定态度的人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断裂之说呢？今天不少人大声疾呼的复兴“国学”，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何意义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如果仅仅是一朵奔腾的文化之河中的小小浪花，或仅仅是流入文化之河中的一条小溪，时下的中国，对新文化运动的是非曲直，历史功过的反思、重估又何必如此的激烈与热闹非凡呢？也不能认为，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一页没有主流或主导性文化，仅是各种文化力量无序竞争的历史。这是有悖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有规律的。文化不仅有其存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化通常表达的是社会的一种思想与精神，一种价值取向，因而文化不能仅仅视作是一种知识，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必有一种是居于主流或主导性地位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

判断与评价一种文化在社会中是居于主导或主流地位，还是居于非主流地位或从属性的地位，不能只看现象，而应看实质，要把握文化发展与影响的实质，应将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状态与发展要求联系起来，不能仅看它被多少人爱，更要看它被什么人与什么阶级接受，而接受这种文化的人们与阶级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发挥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因为文化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因此，把握文化发展与所起的历史作用应该和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与要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与辨识，尤其是应结合一种文化对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进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即与旧文化或儒家与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不同的新文化，究竟是不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主流文化或主导性文化？我们不妨从上面所述的维度进行概括性的分析。首先，从文化的表达形式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文化革新运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以白话文的形式取代中国传统的“之、乎、者、也”为特征的文言文表达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占据中国文化表达形式主导地位的是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占主导地位，只是出现在某些小说类的文学作品中。中国传统的文言文表达方式虽然具有文字洗练、言简意赅的特点，并给人以一种韵律的美感。但文言文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过于强调文字的简练与文字表达的韵律，形式化的特征极为明显，具有贵族化的风格。文言文的表达方式虽然受到文化贵族们的喜爱，却不易为普遍的民众所掌握与接受，很难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利于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自由表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之所以主张以白话文取代传统的文言文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文言文不利于科学技术思想与观念的表达，因而不利于科学技术理论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表达方式方面所带来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由简化字取代繁体字。虽然汉字的简化革新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或成果，具体的说它应属于新中国诞生以后才实现的，但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具有不可否认的思想上的渊源，至少它应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间接性成果。不要小看汉字简化革新的意义，它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汉语言的国际化，有利于汉字的接受与书写效率的提高，尤其是简化汉字，对互联网应用的优势是极其明显的。以白话文与简化汉字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化表达方式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文化传播与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绝对性的主流地位，这应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趋势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近些年来，尽管也偶尔有一些有关白话文与简化字等新的文化表达形式的争论与非议，但这些争论与非议有如夜空中的流星，也就是一闪而过。不论文化恋旧主义者如何留恋文言文与繁体字等旧的文化表达方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们已经回不去了，要让人们重新使用文言文与繁体字的表达方式，就有如劝导人们放弃计算机去使用算盘，放弃楼房返回到草房与山洞一样的困难或不可能。

当然，判断与评价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重要的还不在于文化的表达形式方面，而在于文化所表达的内容方面。文化的内容是文化的精神与灵魂，它构成文明发展的内核。“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新文化是否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发展中居于主流或主导性地位呢？还是得看历史的事实，以事实作答吧。如前所述，判断与评价一种文化在历史过程的地位与作用，不能离开它的时代进行抽象的争论，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五·四”以降的中国近百年历史，是一段可歌可泣、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历史。在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革命是它的主旋律与主色调。在这一个世纪的前半页主要从事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反封建的革命，后半叶主要从事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领导核心都是中国共产党。“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现代史的天翻地覆，这应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民主革命“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文化旗帜无疑是民主，而民主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新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与儒家文化偶尔也有一些“逆袭”，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发起的以恢复传统礼教为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但最后则以失败的结局而收场。近年来，有人认为，抗日战争本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可惜人们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这种叹息其实是一些人的幻觉。没有抗日的民主政策与全国人民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运动，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的。至于二十世纪后半页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其功劳则更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页，虽然我们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走过一段弯路，但这并没改变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总的方向。

文化是历史的与实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化的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虽然功不可没，但主要的功劳并不应归属于他们。文化是有根的存在，“五·四”新文化的真正根据存在于它所处的时代中。另一方面，实践也是文化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以特定的文化底蕴作为文化基础。革命的本质是对传统的改造与革新，因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文化基础应是新文化，而不是传统的旧文化，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也是能够自恰与圆融的理论逻辑。

三

正确与科学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文化成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涉中国百年现代史中的是非曲直问题，而且关涉中国现代史的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五·四”为始点的百年现代中国史是古老的中国苏醒过来，站立起来并走向崛起与富强起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三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苏醒过来的历史性标志，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性标志，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富强的历史性标志。三个不同的历史性的时间节点，虽然代表的是百年中国现代史的三个不同阶段，但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是有着内在必然性联系的时间链条。其中，苏醒过来是基础，站立起来是关键，走向崛起与富强是历史的必然。所谓的苏醒是相对于什么的苏醒？当然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旧文化的苏醒。“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不仅仅在于我们的船不坚，炮不利，技不如人，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文化的落后，在于自然经济玩不过商品经济，农耕文明玩不过工业文明，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学与儒家文化玩不过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中国需要换先生，不仅应请来“德先生”与“赛先生”，更需要请来马克思主义这位先生，中国需要创立新的文化，改造传统的旧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主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应被视作是古老中国苏醒过来的标志，是因为它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新运动，使中国人实现了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自觉。“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文化是百年中国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色，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思想和文化上的基础与准备，就没有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然也就没有随后新中国的诞生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有人将中国当下的崛起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力量，这样的见解与解释是难以成立的。试问一下，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发生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而发生在当下？试想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曾经阻挡不了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溃败，它又如何引导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千难万险却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虽历经曲折却不改前进方向的基本正确，胜利与顺境时能保持清醒头脑，遭遇曲折与逆境时总能勇于反思并越过险滩，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甚至只能是，中国有马克思主义这位先生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中华民族醒过来、站起来与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时，人们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进程是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即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百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百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百年时，人们更不应忽视，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武装起来的，它代表的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当然是新文化。

正确与科学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新文化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性问题。如前所述，如果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可能引起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不会引起众多非历史研究者们的兴趣与关注。对“五·四”新文化在中国近一个世纪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之所以是个现实性问题，深刻的原因在于，它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问题，具体来说关乎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应沿着什么样的道路与什么样的方向前进的问题。如果认同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展中新文化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新文化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文化基础，那答案似乎也是明确的，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应继续沿着这条新文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前进。如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新文化从未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展中占据主流地位，那即意味着所谓的新文化并无新的前途，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就应另辟蹊径，而不是应走文化革新的道路与方向。这不是主观性的推论，而是隐含在新旧文化历史地位与作用之争中的理论逻辑。对于某些以反思的名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人们来说，其目的也正是在于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文化革新的道路与方向，使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重回以儒家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旧轨道。文化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无需申辩的，有人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力量称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其实，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否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既取决于它的经济、军事、科技发展的先进与否，也取决于它的文化发展的先进与否。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一个有着落后的病态的文化的民族，有如一个缺乏精、气、神的软骨病人，这样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强大的中国无疑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科技的强大与先进，也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先进。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文化的崛起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首要条件，建立文化强国是建立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如何建设文化强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文化革新与创新的道路与方向前进？还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与方向，重回中国传统文化惯性延伸的旧轨，抑或是接受某些学者的提议，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牵手？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或学术之争，而是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或者说是关乎国运与族运的原则性的大问题。笔者不认为可以让马克思与孔夫子牵手，共同作我们的先生。深刻的原因在于，孔夫子与马克思毕竟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是智慧的与伟大的，孔子与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辉煌的影响与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他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儒家与儒学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它曾经是适宜的，也是先进的。但由于时下的中国不能也不宜退回到农耕文化时代，因而孔子不宜也不能再当中国当下文化发展与建设的先生了。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流动的，文化的演进也应与时俱进，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与方向上，应取的路径是根据时代实践的需要走文化创新之路，而不应是回归传统的老路。当然，文化创新也不能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另起炉灶，中国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文化资源，仍是我们需要珍视与可资利用的有用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照妖镜与选矿镜，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的有用成分，扬弃那些相对于当代来说已不合时宜的落后成分，以时代现实的需要为参照坐标，从具体的国情出发，贯彻“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原则，创新出一种符合时代实践需要，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特点的新文化。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的革新与创新，革新与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秘诀。在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正确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任何民族与国家，即使是那些曾创造辉煌文化的民族与国家，如果只是停留在对自己曾经的辉煌的记忆与守护上，其文化的辉煌就只有曾经，没有未来，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依靠文化传统的回归而实现文化振兴的先例。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通常是双重性的，既可以是精神财富，也可以是精神包袱，对传统文化如果仅是采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态度，甚至陷入迷恋与崇拜，传统文化就会成为阻碍文化革新与创新的精神包袱，而且越是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民族，其文化包袱越重。对传统文化既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搬运工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应以时代实践的需要或要求为参照尺度或坐标，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当然，主张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指导，走文化革新与创新的道路与方向，并不否定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时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今天的新文化。”④站在我们今天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不妨将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作这样的改写：民族的形式，加上反映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要求的内容，这就是当下中国所要求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所谓中国特色，即是指它在形式上具有民族的书写形式，所谓新文化，即是说在内容上它表达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我们当前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虽然融进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在总体上属于一种新形态的新文化，而不能视之为是一种改良版的新儒学。

注释

①参见《光明日报》2016年1月13日学术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第707页。

责任编辑 邓宏炎

Argument for One-Hundred-Year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Lin Ji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multiple in history, one of them is that it is a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so-called new culture is relative to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old culture is referred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The new culture is a new mass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western modern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Marxism. I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new culture, or the old culture? Some argued that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aused the fra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 more general view was that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never became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paper thinks tha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that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r the dominant culture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is the new culture, or other cultural issues, because this problem not only relates to evaluate on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involves in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May 4th Movement; Marxism; new culture; old culture

2017-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