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一道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自我反省罪过的“罪己诏”——轮台罪己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安居长安的汉武帝为何会以远在西域的轮台城为肇始罪己昭告天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西汉初年，其疆域远比大秦帝国要小得多，秦之三十六郡，汉初就已失去其中五个：九原郡被匈奴人占领；象郡、南海、桂林被赵佗割据；而闽中郡被闽越王所有。并且北地、陇西、上郡等故塞以外之地也为匈奴人盘踞。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汉武帝开疆扩土，不仅收复了以上故郡之地，还增置了许多新郡，使其疆域“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使大汉疆土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北至玉门关，北至阴山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由此，《汉书·地理志》盛赞武帝时代有“汉极盛矣”之说。

可是历史往往具有两面性，武帝后期由于连年征战，内兴功作，致使劳民伤财，故而社会矛盾日益加重，各种危机逐渐加剧。对此情形，可谓史不绝书，仅《汉书》中就有多处反映。其《刑法志》中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赌。”《五行志》中则有“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的指责。

此一历史时期，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征兆则是大批流民的出现。《汉书·石奋传》记载元封四年，即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还有一个征象是在许多地方爆发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而《汉书·酷吏传》则载：“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绑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由于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大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汉武帝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为了对付地方豪强势力，却常常从流民中提拔酷吏，而这些人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的财富，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地方官僚和富豪。而这些酷吏摇身一变成新的豪强，黑势力一下转身为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历历在目，武帝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有行将崩溃之势。

而引发轮台罪己诏最直接的历史事件发生于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派兵北征匈奴，结果却大令汉武帝失望，将军李广利被匈奴打败招降。李广利乃武帝中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与卫青、霍去病并称为“汉武三大将”。就是此次军事失利，极大地刺激打击了汉武帝，促使他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总结反思。就在李广利败降匈奴的次年，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并提出当今要务在于严禁酷刑苛法，停止擅征赋税，鼓励农业耕作，百姓养马者免征徭役和赋税，只要使国家费用不缺，边塞防卫武备足用即可。

汉武帝画像

在最后一刻扭转了自己的历史评价

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战，使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上。在诏书中，汉武帝检讨了自己登基以来所为狂悖，令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靡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农田上，农人能安心耕作。一国之君，轮台罪己，这令大家极为感动，南宋诗人杨万里是第一个跳出来把这份感动表达出来的，在他的《读罪己诏》中说道“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诚然，如果不算尧舜汤武时期那些据说圣明如神且虚幻地存在着统治者，汉武帝的这份罪己诏书确实是开了皇帝罪己的先河。

轮台罪己诏昭示天下后，汉武帝实施了新的政策，他将国之重点转为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方向，为富思养民，特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命赵过任搜粟都尉，使赵过将古代的轮耕方法改进为“代田法”，在弘农、河东、边城和三辅等地广泛推广，获得了费力小而得粮多的佳绩。同时，减少用兵边塞，减轻了民众的重负。

汉武大帝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解剖和反省，在大政方针上实现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昭宣中兴”，才有了后来对匈奴军事上的绝对胜利，也才有了西汉后期“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天干戈之役”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安定繁荣的景象。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汉武帝晚年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荣光已是昨日黄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大汉强人多少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两年后武帝撒手人寰。

曾经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汉武帝晚年是否真正悔悟惹争议

也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年来还存在着诸多争议。

历史学博士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轮台罪己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罪己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历史学博士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他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1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