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三澍

纯以里尔克的“诗是经验”和埃德加·坡的“诗作为智识的任务”这样烂熟的论断，来规划“游”在当代诗中纷杂呈像的解释进路，难逃过分怠惰、过度简化之嫌。但，老调重弹的好处在于，一些对当代诗的基本理解可以在这样的框定中得到强调性的确认；预先做出清障，有助于摒除掉那些最不应该进人讨论范围的议题。在“游之诗”（避免使用“记游诗”这一命名的用意，稍后会谈到）这个看似细微局限、实则外延宽宏的文体上，有关诗之“经验”与“智识”微妙关系的领会恰如其分地交叠于其内部，易言之，“游”在当代，不仅是一种诗的题材，更是一种诗之方法，亦是检验诗作为语言艺术在表达经验与心智的“游刃”时必不可缺的试金石。往开阔处说，“游之诗”不正是“诗”的当代形态的一个基本隐喻？它所影射的“综合”功能越来越成为诗歌写作的标准动作之一。

由是观之，我的举棋不定就显得没那么矫情：究竟以书名号还是双引号来标示蒋浩和张尔的两部“游之诗”——《游仙诗》和《壮游图》？显然，用后者这一略显出格的方法来解除过分的专名化（这正是书名号的原意）所带来的平庸气和局促感，将使它们自动获得“游之诗”的本位；但把它们拔高为一种抽象化的诗体，又似乎压抑了某些可能性的生殖，这种拔高难道不是另一种降格？有关“游仙”与“壮游”之诗——作为一种亚文体或支脉性文体——的追溯，足以描出一幅文学史上的漫游图：“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在先，以“游仙”名篇则肇始于曹植，而郭璞、吴筠、曹唐等人蔚为大观的游仙诗以瑰丽之想象摹拟、抒咏“逍遥世界”的旅程，使这一诗体渐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