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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诗辩》的道德审美思想

2017-02-25张立友

关键词:雪莱功用美的

张立友

(1.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2.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雪莱《诗辩》的道德审美思想

张立友1,2

(1.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2.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雪莱的《诗辩》阐发了心灵愉悦的诗歌道德本质,具有灵感、想象与感受力的诗人的道德美实现者以及道德审美的普适性,将诗歌审美道德化,将道德作为诗歌审美意义的标尺,论证其具有完善人类德行、净化社会风气,推动世界变革的积极功用。雪莱这一诗学思想既是18世纪英国实用道德哲学的延伸和浪漫主义诗学精神的显现,又是对以科学至上的物质功利主义的反拨。

道德审美;功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是享誉世界诗坛的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诗人。他创作出260多首抒情诗,多首哲理诗、散文随笔,其中大部分诗歌已成为世界经典。《诗辩》是继伊莉莎白时代锡德尼的《诗辩》之后的又一部经典诗论。作为对其好友讽刺小说家托马斯·洛夫·皮柯克的《诗的四个时期》否定浪漫主义诗歌的社会作用的反击,雪莱在《诗辩》中从诗的性质、诗的目的与功用、诗人的历史使命方面对诗歌的社会功用进行辩护,指出诗歌具有愉悦人类心灵的道德功能。诗人的灵感、想象与感受力是诗歌创作的质素,从道德的视角阐发诗歌的审美意义,寄予诗歌的道德美学精神进行人类心灵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与完善,推动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建立理想世界。

一、诗歌的道德本质:永恒的心灵愉悦

《为诗辩护》将诗歌划分为“广义诗”与“狭义诗”。“广义诗”的工具和素材是语言、颜色、形相、宗教和文明的行为习惯。“狭义的诗”是语言,特别是韵律语言的特殊配合。[1]“狭义诗”是韵律语言的配合,包含在“广义诗”范畴里,具有巨大的力量,更能直接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激情。尽管如此,雪莱认为不论是“广义诗”还是“狭义诗”都能够使人类获得永恒的愉悦。因为诗与快感形影不离,一切受到诗感染的心灵都会去接受渗透在诗快感里的智慧。[1]这种愉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功用。雪莱在谈到《荷马史诗》的历史贡献时,指出荷马通过将时代的理想的至高境界以不朽人性形象阿克硫思、赫克托耳、俄底修斯呈现为友谊、爱国、赤诚精神。这种精神将涤荡读者的心灵,开阔他们的胸襟,因崇拜而摹仿,有教育榜样的力量。雪莱认为这些偶像人物虽然道德上不是尽善尽美,但他们身上的内在不朽的美是不能被遮蔽的。正如他所说“一个史诗人物或悲剧人物所带着他的罪恶在他的灵魂中,正如他可以传奇古代的铠甲或近代的制服在他身上那样,虽则我们也不难想象出比这这两者更美的衣服。然而,内在天性的美从来不会被偶然披上的衣服所掩蔽的,美的形相的精神总会传到这装扮上,并且从穿衣的仪态上显示出衣服所遮盖的真相来。”[1]可见诗歌的愉悦功能本质上是“加强和净化”人类的灵魂,促进人类道德情操的高尚,是一种道德化的社会功用。雪莱在文中以磁石隐喻诗歌的美与善的源泉在于愉悦的传达。他说: “……那些伟大的心灵如同磁石流出了不可见的磁力,同时连结着、激励着、支持着所有的生命”。[2]诗人借柏拉图《伊翁》中“磁石”表现诗歌道德化的审美意蕴,对皮柯克的诗歌无用论甚至是社会堕落伦的批判。这可从雪莱创作《伊斯兰起义》的宗旨看出。他指出自己就是要唤醒人们的情感,从而人们真正懂得德行之美,反映出诗人对永恒的道德美的追求的崇高理想。

二、道德美的实现者:具有灵感、想象与感受力的诗人

作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的维护者,雪莱极力推崇诗人的崇高地位,把诗人看成是社会道德完善的中坚力量,是社会道德美建设的承担者。在《诗的辩护》中,雪莱认为:“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在他看来诗人的心灵最富有想象力和感受力,最能够获得灵感,进而最能获得宇宙永恒的法则,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领路人,带领人类走向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正如他所言:“诗人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慧、愉悦、德行与光荣的作者。”[3]可见,诗人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然而,何为诗人?雪莱在《诗辩》中给出了具体的标准。诗人必备灵感、想象与感受力三要素。其中灵感被雪莱赋予超验主义意义,具有不可知性的本质。他在《诗辩》中用形象的比喻这样阐释灵感。“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如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势力,像变化无常的风,煽起它一瞬间的火焰;这种势力是内发的,有如花朵的颜色随着花开花谢而逐渐褪落,逐渐变化,并且我们天赋的感觉能力也不能预测它的来去。”[3]显然,灵感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把握的,灵感的出现、灵感的创作驱动与灵感的消逝远远超出人类的知识与经验,是不可知的、非理性的世界,即使科学和技术工具也无法驾驭。但雪莱将灵感拔高到世界之本体的高度,认为灵感是世界本质的显现,“诗灵之来就仿佛一种更神圣的本质渗入了我们自己的本质。”[3]对于一个赋予创造力的世人来说,在雪莱的诗学观中,灵感必须与想象相互交织作用于心灵才能产生诗歌。诗歌是想象的外在表现,是一种人类的心灵创造,达到人类对于世界万物的本质的认识,想象更是人类实现道德善的工具,诗正是通过不断的新思想来充实想象。灵感与想象如何完美结合产生诗歌呢?感受力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雪莱认为唯有强感受力与博大的想象力的人才能获取诗灵,进而产生诗境。这种境界具有道义、爱情、爱国、友谊等崇高的情感。此种情境之下的诗人传达了至善和至美。在阅读诗歌中,人类走近了德行、和谐、友爱,有利于社会形成安定和谐的的秩序。这正是雪莱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性美与道德美。

诗人何为?雪莱站在道德美的高度阐释诗人的诞生所必备的精神要素预示诗人在社会道德传达中的社会功用。诗人必须以道德美来发挥教化功用。在《诗辩》中,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都被雪莱称为诗人。因此,耶稣是诗人,柏拉图、希罗多德、李维等都是诗人。因为他们在文明社会的创立、人生百艺的发明、人的德性的培育、万物世界的认识与精神教化方面发挥了榜样的力量。雪莱眼里的诗人具有至高的地位,其荣耀是无以伦比的。雪莱的诗人观是其融道德伦理与审美于一体的哲学思想的呈现。审美必须有道德价值的参与才有社会意义。康德的美学观也是坚持审美的道德终极指向。雪莱以人类道德审美连接艺术与经验世界,关注人的道德伦理的完善,以审美指向道德,引导人走向德行的完善。这是诗人对混乱的现实的反思,渴望启发民众的灵魂,进而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的幸福生活。雪莱坚信,诗人能担当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

三、道德美的普适性:善的愿望和求善之举

道德与审美是雪莱《诗辩》的灵魂,是雪莱浪漫主义诗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他在《诗辩》中详细阐述了古希腊戏剧蕴含道德审美的普适性。他认为雅典戏剧时代的道德与知识的伟大成就并存着。他进一步解释雅典戏剧具有丰富的精神营养,就在于激发观者向善,以怀有同情心走向道德的崇高。善心和求善是道德美的普适性,激发人们培养高尚的德行。通过诗歌,“观众在镜中照见自己,仿佛置身于隐约假托的环境中,摆脱了一切,只剩下那理想的美满境界和理想的精神,人人都会感到,在自己所爱慕所愿意变成的一切事物中,这样的境界和精神就是其内在的典型了。同情心能扩大想象力,所以怜悯、愤怒、恐怖、忧愁都足以增强良善的感情;感情经过千锤百炼,就会产生一种高尚的敬慕”。[3]可以想象,诗歌所蕴含的道德美对于观众心灵净化的意义。雪莱希望大力倡导诗歌的社会积极功用,寄希望于民众的道德完善和主体精神的自我改造,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抱有乐观的信念。

雪莱道德美的普世性反映了其道德学说的主体精神。在雪莱的一系列散文、诗歌和书信中,他指出人的灵魂需要通过理智走向至善,道德提升与爱的普及是实现走向至善的根本途径。无论是个体的道德品行还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提升,其目标就是世界能够充满慈爱,社会能够公平正义,人类能获得完美的幸福。[4]一方面,他坚定认为诗会对时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通过传递诗人的崇高精神给读者,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激发美好的道德情操,从而提升社会道德风尚。用雪莱的话来说就是“借以宣扬宽宏博大的道德,并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5]在这种强大的诗的感召下,个体、家庭乃至社会与民族道德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雪莱认为爱能疗治人类的痛苦,能够消除人类世界的罪恶。在《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普罗米修斯战胜一切苦痛,回到自己深爱的妻子阿西亚身边,向世界宣告世界充满了爱,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就是爱的普及。在《诗辩》中雪莱高调宣扬诗传达的是爱,将爱与道德结合起来,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对爱的普及实质是对慈善的提倡,普及到对整个人类的爱。在其《断片》中,雪莱对慈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了人类的爱性质、产生及力量,并提出慈善就是“想象性同情”。以爱的普及实现人类的幸福。

四、道德审美化 :道德功用与浪漫诗学精神的连接

雪莱《诗辩》通篇将诗歌创作过程进行道德化解读,在审美的维度上阐发了何为诗歌,诗人何为,道德审美化的社会功能。一句话,雪莱以社会伦理道德目标统领诗歌艺术。审视雪莱的道德思想形成的社会环境与当时英国的文学思潮,不难发现雪莱延伸了18世纪英国实用道德哲学精神。同时,道德审美化强调人的心灵、创作灵感的激发、想象与审美力的作用正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显现。

从实用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雪莱高调倡导诗歌的道德审美性是实现诗歌艺术净化人类心灵,完善人类道德精神。其实质是一种道德功利主义思想。这契合了18世纪末以来以边沁为代表的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伦理思想特别是威廉·戈德温的道德完善论。功利主义以追求人类的幸福为目标。而雪莱从道德的立场来定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道德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幸福是道德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所谓有德的或符合道德的行动,即是就其一切后果和附带因素而论,适合于产生对最大多数有情之物的最大幸福的行动”。[6]这是雪莱试图以道德来建设社会的美好愿望。戈德温延伸和发展了英国道德哲学,在其《政治正义论》(《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书中提出了呼吁完善社会道德,通过教育确立理性和道德原则在社会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才能确保社会健康、稳定,获得政治公平正义。[7]理性和完善的道德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服务。这种道德观的美学意义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道德与美的追求融合一体,主体思想是道德功用。此外,雪莱《诗辩》主张诗歌审美的情感愉悦,具有灵感、想象与强感受力的诗人才能将崇高美的心灵、热情传达给读者,唤起心灵的共鸣和道德情操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所倡导的自我主体情感抒发、提倡激情与想象、艺术创新与审美的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雪莱渴望通过诗歌和诗人在人类道德的完善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映了浪漫主义者向往自由、社会文明进步和公平合理的世界的政治理想。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浪漫主义诗歌张扬创造力、想象力对于社会的变革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这对于19世纪正在上升及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醉心于科学技术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财富而造成道德思想滑坡,精神文明沦丧的病态社会风气具有不可或缺的疗治功效。在肯定科技带来人类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同时,雪莱对科学至上的技术理性进行反拨,以诗歌艺术唤醒民众的道德关切,复兴社会道德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类的最大幸福。这无疑对于鼓吹科技带来文明时代浪漫主义文学无用论是一有力反击。

雪莱的诗论《诗辩》阐发了诗歌给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内的愉悦的积极功用,而富有灵感、想象与强感受力的诗人的崇高使命就是向人类传达理性与智慧的道德美,唤起他们完善德行,带领他们走向至善,进而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改革,创造出美好的理想世界。雪莱以道德伦理统领诗歌创造,将诗歌审美道德化,将道德作为诗歌审美意义的标尺,强调诗歌创作积极服务于社会进步的道德功用。这一诗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实用道德哲学,是浪漫主义诗学精神显现,对以科技至上的物质功利主义的有力反拨,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1]刘若端.19世纪英国诗人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章安祺.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Percy Bysshe Shelly “A Defense of Poetry”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s [M].General.ed.VincentB. Leitch. N.Y.: W.W.Noton & Company, 2001.

[4]Philip W. Martin & Robin Jarvis, eds. Reviewing Romanticism[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5]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6]雪莱著,杨熙龄译.雪莱政治论文选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7]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 [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46.

Class No.:I109.4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Mor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Shelly’s A Defense of Poetry

Zhang Liyou1,2

(1.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2.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Percy Bysshe Shelley’s A Defense of Poetry illustrates the moral essence of the poems in spiritual delight, the realization of moral aesthetics by poets with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and sensibility,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ity of mor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this way, Shelly considers the morals as the standards of poetic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verifies poems hav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nsummating human virtues, purifying social atmosphere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world. Shelly’s poetic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extension of British Pragmatic philosophy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revelation of Romantic poetics, but also the backwash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iented-utilitarianism.

moral aesthetic; effect; utilitarianism; aesthetic ideology

张立友,在读博士,山东师范大学2016级;讲师,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语文学思想史。

2014年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H.R.哈葛德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经典化研究” (编号: AHSKQ2014D106)。

1672-6758(2017)04-0121-4

I109.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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