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玲，徐东辉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立德树人”思想内涵的传承及其哲学意义

付晓玲，徐东辉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立德树人”具有承古继今的丰富思想内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教育规律的精辟概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德”的培育，形成了“忠孝仁义”等德育内容，并将“德”看成是人才必备的素养。当代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继承了“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为中心内容、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引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代德育思想。做好“立德树人”的工作，我们应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其深刻的意义。

立德树人; 思想内涵; 传统文化; 当代文化; 实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明确了我国教育工作要做什么及怎么做的核心问题。学校是受教育的青少年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并逐步确立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出发点。高等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青少年在高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身心逐渐成熟，拥有了较高程度的知识水平，掌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因此，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把握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环节，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就必须理解“立德树人”的深刻思想内涵。

一、传统思想文化意境中的内涵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余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有着众多的学派，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学者大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立德树人”就是在教育思想文化领域内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并给我们以启示的思想成果。

“立德树人”的关键是“德”和“人”。那“德”是什么呢？“德”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从甲骨文中的“德”，到周王朝金文中的“德”，再到篆书的“德”，最后演化到现行“德”，字的写法有些许不同，其本义也有渐次演进的三个意义。早期甲骨文中的“德”其意是顺道路而行正、目不斜视，遵循本性；到周代的金文中其意是遵循本心，心正，目正，顺乎自然；秦统一六国后形成的小篆“德”会意在“直心”。而从“德”字的用法上看，学者李泽厚提出：“‘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成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1]294可见，“德”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中最终表现出的主要涵义就是“道德”“品行”，内涵从国家之“德”到个人之“德”，尤其强调领导人个人之“德”。

翻开中国的史书，我们看到先人们高度重视“德”，始终遵循“德者本也”“德，国家之基也”的原则。《尚书·尧典》中称赞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周王朝就是一个尚“德”王朝，其统治者总结夏、商王朝没落的原因就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他们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要“疾敬德”，提出了“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治国理念，其中“明德”之义在统治者的修身正心，在教化人民。因此，“德”是西周“礼乐文明”中的核心，其外化为“礼”，即在心为“德”，发之于心而表现出来的行动为“礼”。孔子推崇以“德”为核心的西周之礼，他开创的儒家学说强调道德是礼制的基础，道德的教化是治国理政的基础；要把外在的、强制的礼制规范建立在人们的道德自觉基础之上，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周王朝的“尊德重礼”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价值观基础，形成了一套尊卑有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轻重有别的社会礼仪规范，构成了当时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伦理生活方式。儒家思想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成为自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道德纲领。因而，“德”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

个人之“德”的内涵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中记载皋陶与大禹的对话，说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意思是说一个有德行的人应具有宽容博大又缜密坚实，温和纤柔又自强自立，诚实自持又谦虚恭敬，才能出众又恭敬谨慎，驯顺可亲又果断刚毅，正直无私又温和近人，粗犷豪放又收敛约束，刚正不阿又充实不虚，暴烈奋发又一心向善的九个方面的品格。[2]28-29这是古人对“德”的内涵充满辩证思维的总结，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的智慧。后人对这九德的思想内涵有新的发展，如孔子宣扬的“德”体现在温、良、恭、俭、让；曾国藩讲“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2]79总之，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忠、孝、仁、义、礼、智、信、诚、善、容等都是个人之“德”。

有“德”还要“立德”，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需“立德”。中国的先人们认为，建立或者确立德行十分重要，是最大的功业，倡导“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立德”一词的出现也很早，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曾说：“君子进德修业。”在战国初期由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上有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朝人孔颖达在其所撰的《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立功、立言”三词分别作了说明，“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而“立德”的重大影响在于“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所以“立德”在于为普通大众、为社会树立做人的准则或者为国家创建律法，建一代典章，树一代风气，惠及当代，泽被后世。三国时的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三国时的魏国人李康在《运命论》一文中则提出了“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的观点，说明“立德”之人不分贵贱，周幽王、周厉王虽贵为天子却无“德”，孔夫子位卑却有“德”。清朝人钱谦益在《户科给事中孔吉授徵仕郎》也说：“夫给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为之。”可见，“立德”之人不在天生的贵贱。

“树人”是培养人才的意思，其出处是《管子·权修》中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段话说明的是人才培养的不易，是百年大计。如何“树人”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据《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古代育人的“六艺”内容涵盖了思想道德培育、个人素质培养、文理知识的学习和军事体育的锻炼，在当时应是很全面的教育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大力弘扬“德”，倡导“立德”；同时孔子也是伟大的教育家——“树人”的实践家。孔子曾经在鲁国做官，取得不错的政绩，后被罢官而周游列国以他的主张游说各地诸侯，但四处碰壁，鲜有欣赏者。晚年回到鲁国的孔子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上，打破了教育的官府垄断，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他在晚年的教育活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教育由官学向私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的教育内容来自于他收集的古代文献，用他整理了的《诗》《书》《礼》《乐》《易》和鲁国史官编纂《春秋》来教育学生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孔子的教育思想，如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立德树人”的典范。

虽然在立什么样的“德”和树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能摆脱阶级的烙印和历史的局限，但不能否认“立德树人”是中国的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继承“立德树人”，不是要回到传统的思想中去，而是要赋予其当代的新的思想内涵。

二、当代主流思想文化意境中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及其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培育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近代的中国是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旋律的中国，教育和人才都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现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指导，离不开教育和人才。“立德树人”就在这一段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中被赋予了新的思想文化内涵。

为完成近代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立什么样的“德”，树什么样的“人”呢？毛泽东在1937年10月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到，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3]171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人”应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拥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这是中国革命的时代赋予人的“德”的新内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首次以条文形式郑重提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是“五爱”公德要求的首次提出，也是新中国公民必备的道德素养。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他对德育的具体内容做了一个简要说明：“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4]398在毛泽东看来“德”是指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风格情操，“人”应该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是“德”的核心，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教育和培养人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226此外，毛泽东对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立德树人”还强调，要把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注意同工农大众相结合，要从做基础和基层的工作开始，不能瞧不起群众，让人真正树立起为工农服务的思想。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建设成果丰硕，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改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及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受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我国思想领域内价值观的多元化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要重视道德的培育，并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说明了“立德树人”的新意义。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鲜明地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要在青少年中大力倡导“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他们培养成“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就应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5]105-106邓小平的话十分完整地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立德树人”的内涵，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教育是“立德树人”重要过程，为适应改革开放新要求，邓小平认为学校教育要有更宽阔、更深邃的视野，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指出：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是“五爱”公德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重申。1986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我们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强调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五爱”国民公德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江泽民针对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新问题，对“立德树人”做出了新的思考和工作部署，把这一问题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核心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人才。”[6]624要在青少年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进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开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6]654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认真解决的三个历史性课题，①《决议》还强调在道德建设方面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这样，我们对“德”的内涵有了现时代的深化，把个人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内容统一了起来；把培养个人的私德和建设社会的公德统一了起来，让“立德树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形势下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工作思路。中共中央于2001年9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炼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具体内容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公民的道德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000年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除了多样性之外，还越来越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层次性。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着这种层次性而降低或否定对思想道德先进性的要求，也不能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层次差异，用一个统一的高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那么，用什么来引领和规范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升和进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胡锦涛在2006年3月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出了答案。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合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公民应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有机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我们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之中，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立德树人”中的传承。他认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7]164但凡在人心中牢固的核心价值观，必然都有其固有的文化之根。有着几千年发展史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厚重的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既是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因此，我们要在立足根本，继承传统，延续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7]168我们要通过“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7]164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立德树人”的基本规律，走出了一条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有机结合的道德建设之路，让“立德树人”拥有承古继今的思想内涵和实践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传承和升华，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下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三、思想内涵传承发展的哲学思考

“德”是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的要素之一，是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关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和伦理原则，也是关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准则，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言行规范的总和，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稳定的重要思想保障。

“立德树人”具体的思想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道德要求。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有永恒不变的“德”，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德”。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尽管其间不同王朝政权更迭不断，但封建地主的统治阶级本质没有改变，因而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乎千年不变的“德”的基本要求。1911年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中国社会开始构建新的“立德树人”要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社会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立德树人”规范，并在思想教育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赋予了其思想内涵的当代性。

“立德树人”的思想内涵又具有历史继承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充实丰富的。作为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德”的思想内涵是伴随着文化的传承发展而延续丰富的。后代人们的“德”的观念与前代人们的“德”的观念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看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德”的思想内涵就是在继承历史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极其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立德树人”的中国人底色千百年未曾改变。

从古自今，中华民族都十分重视“德”在国家，在人民中的培育，坚信“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基本道理，虽然“德”的思想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表现不一样，但本质上相同的都是“立德树人”的社会实践，是一种教育和教化的实践。“德”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影响和塑造人的作用，它通过文化的知识体系和所谓“君子”“圣人”的行为方式影响普通人的行为，使人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而成为社会的人。中华民族“德”的思想内涵的传承发展就源自于一代又一代人对如何“立德树人”的不懈实践。

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而“德”是文化核心，是构成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经历历史的风雨考验，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其人民能奋起而不屈服；能团结而不分裂；能坚定前行而不首鼠两端，都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的核心——“立德树人”相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的核心是十分鲜明的，不仅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成长过程就是文化亲和力和凝聚力的实践过程。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本真，反映了教育的基本规律。“立德树人”思想内涵的传承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促进和优化自身文化的实践成果，是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凝练。“立德”的着力点在“树人”，后人能在传承前人创造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自己的新的实践和认识中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实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存优汰劣，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形式和成果，推动思想文化的新发展的事实，就证明了“立德树人”的成功，从而也促进了民族、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全面发展。

结语

总之，“立德树人”思想内涵从起源到丰富和发展均源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未中断的伟大实践，而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将赋予“立德树人”充满时代性的、新的思想生命力。我们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历史演变，总结其实践的经验，都是为了如何把当前的教育工作做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人才资源。

注释

①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1]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典天天读(第二辑)[M].安徽：黄山书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Class No.:G641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a Chinese Idiom “Lide Shuren”

Fu Xiaoling, Xu Donghu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China)

“Lide Shuren” is a Chinese idiom that means educating people with cultivation of the moral and mind. This idiom has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 with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t is Chinese education’s penetrating genera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excellent ancient cultur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Loyalty, piety,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the Chinese ancient moral standards which was requirement of the talented people.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is a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arried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hich was moral education for the first in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al thoughts are that we must cultivate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qualified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with ideals, morality, discipline and culture. In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will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central content and taking the communist morality as the guide. Only by this Chinese ancient educational idiom’s profound philosophy significance can we do a good educational job.

mor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cient culture; contemporary culture; practice

付晓玲，硕士，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徐东辉，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党建。

2016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提升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路经研究”(项目编号：TSSK2016B08)。

1672-6758(2017)04-0006-6

G64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