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勤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诗人有泪哭沧桑
——沛上豪士阎尔梅的传奇人生

赵兴勤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沛县阎尔梅，是一位壮怀磊落、才华横溢的奇士、豪士，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却鲜为人知，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团。本文解析了阎尔梅游走大江南北的原因，与当道周旋的目的，面对唾手可得的富贵功名所持的态度，恃才傲物、从善如流的性格特征。最后剖析了独特的生活环境对阎尔梅性格养成的作用。

阎尔梅；传奇人生；人生态度

沛县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1]1，故又号白耷山人。阎尔梅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十二日，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岁杪，得年77岁。他生活在明末清初，年轻时刻苦向学，气干云霄，当道称其有“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1]1。文士顾瑞屏也曾赞曰：“天下固多才，如阎生者，国士无双也。”[1]1然而，这样一位壮怀磊落、才华横溢的奇士、豪士，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却鲜为人知，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团。

一、游走无定的原因

阎尔梅与徐州另一位著名诗人万寿祺同年生，同负盛名，且关系也甚为投契，史称“徐州二遗民”。阎尔梅21岁时，游学江南；26岁，时值崇祯帝登基，遂以恩贡入都，寄居真空寺；28岁，与万寿祺应京兆试，皆中举；29岁，游学淮安。据阎若璩《潜邱札记》记载，当时山东文登人杨维垣(字斗枢)因排斥东林党，被打入逆案，谪戍淮安，曾画《明妃梦还汉宫图》以寄意，并请人题咏。时阎尔梅至淮，见图而知其意，说道：“杨名在案中，果汉宫可还，则逆案可翻矣。”[2]缘此得罪权贵，被人诬劾，未能参加当年的会试。杨维垣依附魏阉，以涿州为据点，与徐大化共为主谋，交通势要，阮大铖、乔应甲、贾继春等与之相呼应。魏阉势将败，杨维垣又攻阉党崔呈秀以试探帝意，为保护己身作退路。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勘定逆案，杨维垣名列其中。因其罪归于结交近侍，予以充军。明弘光帝时，借机大发国难财，搜刮钱财巨万。清兵攻来，“货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书为己柩，旁二柩，杀妾以实之；夜半，负重岀城，为劫者所杀”[3]，不明真相者反以为他死于国难，其奸狡、贪婪由此可知。阎尔梅观画而知其意，目光是何等犀利！此后，阎尔梅曾漫游苏、杭，逗留于金陵，筑庐于夏镇，北上京师。未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后，阎尔梅为反清复明而四处奔波，访求义士，联络各地方武装，以图大事。清顺治四年(1647年)，他“逃名不遂且逃禅”[4]16，祝发为僧，称蹈东和尚，进行抗清活动。山东榆园军败，阎尔梅受牵累而避祸他乡。

清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初一，漕督沈文奎派兵将阎尔梅及其弟阎尔羹逮系。未几，又移檄总河杨方兴，以8县的兵丁押解阎尔梅北上，并与山东侠士梁东川同时被关押进济南监狱。可能是由于单素臣、褚鼎卿等友人的奔走斡旋，多方营救，始得免死，移宽候所羁管，有了相对的自由。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初一，趁夜色逃归故里。至次年，山东提刑因三次提审他未至，便会同徐州佥事发兵搜缉；八月十九日，围困阎尔梅住所，其妻张氏、妾樊氏皆自缢身死。当时，阎尔梅正在冯尔常处夜饮，闻讯偕次子焽逃至河南虞城。在将儿子委托给友人照管后，自己一路向西逃亡，先是潜往通许、扶沟、洛阳，之后由新安到渑池，至陕州；又北渡黄河，游永济，至西安，入咸阳；复由关中回河南，先后在杞城、许州、禹州、临颍、杜郎等地逗留。其间，除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年底至次年正月回沛小住并敛葬妻室外，基本上一直在外流亡。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底，再出游河北，抵达河南济源；然后道经河南修武入山西，至猗氏，抵芮城；再西至陕西华阴，北游榆林；从宁夏入甘肃兰州，至枹罕(今甘肃临夏)；至陕西永寿，游太白，过武功，越秦岭而至汉中，抵四川保宁，达成都；复回汉中，沿汉江东下，游湖北襄阳、郧县境内诸山；至武昌，往蕲州，再西入江西庐山，与黄宗羲诸人聚首。大概在九十月间，沛县乡亲相率至山东济南，倾力为阎尔梅申诉，使之得以平反。之后，阎尔梅又出游苏州。清康熙元年(1662年)春，往昆山，与钱谦益相见；游太仓，转至扬州，与杜濬、孙枝诸人聚饮；年底，始抵家。清康熙二年(1663年)秋，又出游赵、魏；不久，为仇家所攀，“万死复开亡命路”[5]，又逃往山东；至昌平，出宣府，游北岳恒山；至大同，往怀仁(今山西怀仁县西)；至应州(山西应县)，到雁门。这时，其子阎焽入都，求时任要职的龚鼎孳从中斡旋，阎尔梅始得获免。自清顺治九年(1652年)被逮系济南狱算起，至清康熙四年(1665年)冬被免于追究止，阎尔梅的流亡生活长达14年之久。其间，他历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湖北、四川、江西、江苏11个省。除上面提及的县、市外，还游走安邑、河曲、荣河、平陆、安邑、云阳、宝鸡、兴平、凤翔、鄠杜、沔县、辽州、和顺、武乡、静乐、岢岚、广昌、云中、盂县、寿阳、朔州、代州、丰州、河津、归德、睢州、通许、阌乡、卫辉、怀庆、荥阳、函谷关、汝南、上党、沁州、临清、常州、嘉定、巨野、常熟、宿州、泗州、安庆、芜湖、当涂、符离、金坛、太仓、成安、大名、汤阴、密县、登封、合浦、镇江、居庸关、兖州、登州、莱州、射阳、东海、高邮、宝应、云间、曲阜、泗水、范县、冠县、德州、清源、东昌、黄州、麻城、阆中、临筇、峨眉等，不下110个府、县。可谓艰苦备尝，历尽磨难。但他风骨凛然，始终志不稍屈，十分难得。

此后，阎尔梅又南往庐州、金陵，折至虞城，又北去上谷，东出榆关，入京，与顾炎武相会；再去昌平，游浚县、邯郸、安阳、彰德，游林虑山及泰山北麓；再游大名，经太行、上党至太原，与傅山聚谈；又去保德、交城、三关(即山西境内的雁门、宁武、偏头三关，亦称“外三关”)，入蔚州广昌，自太原回故里。此后，除71岁时曾出游泰山南麓外，阎尔梅不再出游。直至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去世。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阎尔梅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路上。

就阎尔梅前期游走四方而论，多与其力图反清复明、联络地方武装力量有关。据乾隆版《曹州府志》记载，明末，动乱四起，濮州、范县、曹州一带，频现灾荒，土地荒芜，“榆钱落地，岁久皆成大树”[6]。任七、张七等率领四方豪杰在此举事，饥民纷纷前来投奔，聚众达百万，且“掘地道不时出入，屡败官军。蔓延朝城、观城、郓城、城武诸县，凡数百里，行旅裹足者几二十年”[6]。此即所谓榆园军。他们奉闯王旗号，互为联络，抗拒清兵，使清军屡受重创。为此，清军不得不派遣英亲王阿济格率兵前往征剿。后来，敢言直谏、指斥时弊的濮州籍官员叶廷秀(字润山，曾任明顺天府推官、南京户部主事)、清兖西道标将李化鲸也厕身其间，使榆林军声威更大。阎尔梅数次前往山东，盖与其联络四方豪杰有关。阎尔梅《上史阁部书》自述，于京师沦陷之际，曾“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7]54。欲借地方武装力量，反清复明。如冠县梁东川，乃是他同被关押济南狱的难友，他却以侠士视之，并写《冠县访梁东川于小化邨》赞曰：“大梁客以侯嬴重，深井名随聂政传。宰肉里门聊结社，敲碁僧寺不参禅。”[5]显然是以侠士侯嬴、刺客聂政相比况。梁东川可能是以操屠宰业为掩护而暗自结社的抗清者，如《过范县题李在东村舍》曰：“兹来共订他年约，尔响铜山我报钟。”[5]张相文重编本《阎古古全集》该诗题下注曰：“在东讳三五，邹诸生，国变弃去。”[8]7此隐隐传示出此行之目的、起事之时间。《赠悦道伯仲》诗题下小注云：“鲁藩中尉也，范县教授。”[8]7据此可知，朱悦道乃明朝宗室。据张相文考证：“明制，凡亲王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悦道伯仲，盖鲁藩疏族也。”[1]11该诗又称：“南公久谶荆三户，东海先归鲁两生。学古穷经聊复尔，孤怀终不向人明。”[8]7“荆三户”，荆者，楚也，古代楚国别称荆，因其最初建国于荆山一带，故名。此句典出《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显然是暗示悦道伯仲，私下积蓄力量，复明自有时日。他与叶廷秀也是过从甚密，明亡后，叶廷秀“避地黄冠”、“芒鞋竹杖”，以道士装游走江湖，商略反清事宜，故有“村童不解游方外，便谓敲鱼待饭钟”[4]5之说。榆园兵败，叶廷秀被逮，拘至东昌，遇害身死。事后，阎尔梅亲往濮阳哭祭之，有《濮阳哭叶润山》诗3首，称其“神刀能断石，劲草不随风。士气无成败，臣心有始终”[4]5，并以宋末名臣文天祥柴市遇害相比况，足见其对叶氏的推重。他前往的目的，既是对故交殉节的祭悼，又是对榆园军暂时失利的宽慰，故有“士气无成败，臣心有始终”之语。到了后来，他可能是预感到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所以每每出游，大半是为撰写《边史》而搜集素材。张相文所撰《白耷山人年谱》“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八年)”之“西入华阴”注曰，阎尔梅陇、蜀之游，“固与杨犹龙有预约者，此行盖欲以调查西北形势，为他日《边史》之资料也”[1]20。“永历二十一年(1667年)”之“东出榆关”注曰：“山人既欲编成《边史》，西且至于皋兰、枹罕，东则榆关之游，固必不可缺者也。”[1]5如此看来，阎尔梅编书之举，又与顾炎武相类。两人交往之事，《阎古古全集》无一句涉及。明永历二十一年(1667)冬，阎尔梅由山海关入都，寄居京师真空寺。此时，顾炎武也在京师，正着手撰写《音学五书》。据《寅宾录》所载，华亭沈绎堂荃，在与阎尔梅的两封书札中，曾曰：“顾宁人来都，筹集《韵学》，不愧千秋胜业。容日订邀道驾，过小寓一话，知先生不我遐弃也。”[1]5又云：“来月朔四日，欲屈小寓，同顾宁老作竟日谈。”[1]5知二人当相会于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初四日沈荃寓所。顾炎武于明亡后，曾周览边塞，考察地理形势，“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9]，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策马往来河北诸边塞，曾北上榆林，南至海陬，西卜居于华阴，东垦田于章丘，“周流西北垂三十年，边塞亭障，皆经目击”[10]，可谓艰辛备尝。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均能“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1]。对于他的《昌平山水记》一书，其好友王弘撰(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山史)在《山志》中赞曰：“巨细咸存，尺寸不爽。凡亲历对证，三易稿矣，而亭林犹以为未愜。”[12]阎尔梅动议撰写《边史》之时间，或稍前于与顾炎武相识，但顾氏的执友李因笃、王弘撰等，皆是阎尔梅早已相识的好友。顾炎武卜居华山，王弘撰筑室相延。同样，阎尔梅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往游华阴，曾寄居王山史啸月楼[5]。据张相文推测：“此行盖欲以调查西北形势，为他日《边史》之资料也。”[1]20但这不过是出自后人悬想，难以为据，与阎圻《文节公白耷山人家传》所述不相吻合，下文将详述之。

清康熙四年(1665年)秋，阎尔梅至应州(今山西应县)，与顾炎武的另一好友李因笃(字天生)晤面。李因笃曾赋有《重九后传应州座晤古翁阎先生，喜而有作》一诗，中有“中原多战鼓，逸兴在边州”以及“班马欲重留”[1]3诸语，据文意，似隐指阎尔梅拟亲往边地，考察地理形势之事。不久，他又在雁门关与回陕西富平的李因笃邂逅，二人因缘投合，盘桓数日[5]，话语之间，谈及友人顾炎武行踪是很可能的。李因笃与顾炎武情谊甚笃，顾炎武与李因笃等20余人，曾醵赀垦荒于雁门之北。值得注意的是，阎尔梅萌生撰写《边史》之想，应发生在本年岁末。据阎圻《文节公白耷山人家传》所述，康熙四年(1665年)，阎尔梅在京师对其次子说：“吾向谓放游，放游盖从此始。惜年老，欲早治其险远者，当游北恒、五台、居庸、燕门，历览九塞，将成一《边史》。岱岳、嵩、华，吾旧游者，还欲南游衡岳。”[1]7又据《白耷山人年谱》所载，阎尔梅入京时间为本年十二月。据此推论，编写《边史》一书的动议，很可能是通过与李因笃的交谈，进一步了解了顾炎武的行为举止后，从中受到了启发，进而才格外关注边塞形势并欲作边书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动了作边书的念想。难怪史学家邓之诚在《阎古古全集跋》中说：“白耷为诗，悲思离黍，一以史事隶之，与亭林同。其声调、其踪迹行事，亦复相类。亭林寓都下慈仁寺时，白耷实与同居，交谊之笃厚可知。”[1]1阎尔梅、顾炎武二人同居于一寺，史无确证，然曾相会于京师，倒是有案可稽的。

二、与当道周旋的目的

在阎尔梅的文集中，有不少是与当时各级官吏相酬应的诗作，上至大学士史可法，下至府、县吏员，各类将校，都有往来。这些应酬是出于一般酬接，还是另有深意呢？答案当然是后者。

这里主要谈谈阎尔梅与史可法的交往。明朝覆亡，福王朱由崧被立于南京，年号弘光，以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为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淮扬。时有江北四镇，即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总兵官高杰辖徐、泗，驻泗水；总兵官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然四镇内讧，争驻扬州，以至互相攻掠，尸骨遍野。所以，仅四镇之间的矛盾调停，已足够史可法为难。此时，阎尔梅散千金家财，招募乡间勇士，以保卫故土。清政府所任代理县令胡谦光欲笼络阎尔梅，遭严拒。胡谦光遂欲暗中加害，恰于此时，史可法招其入幕，事遂息。

阎尔梅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六日应史可法之聘，于十九日赶至泗阳西北部的白洋河与史可法相会，向史可法“力陈河北情形，中原虚实”[5]。此时，兴平伯高杰在睢州为许定国所杀，河南大乱，局势极不稳定。阎尔梅劝史可法率兵西行镇压，但史可法却犹豫不决，迟至二十七日才到徐州。高杰的一些部将整装待命，欲有作为，而史可法仅设一提督以统其众，不过维持现状而已，自己则退保扬州，并要求阎尔梅同往。阎尔梅以“渡河取家属”为托词，回乡里。于是，写下《上史阁部书》，力陈应充分利用河北民间力量以及高杰屯聚徐州的精兵强将，“选锋锐进，北渡长征，所至之处，不烦血战，必将倒前途之戈，如田单一呼而下齐城七十，此非纯用兵威者之所能喻也”[5]。在高杰刚刚遇害时，阎尔梅就写了《上史阁部抚定高兵书》，要求史可法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并指出“大帅初失，三军无主”[7]59之时局，最容易为奸人所利用，“乌合之众莫知适从，不为本镇之强将所劫，则为别藩之厚赂所诱。借寇以兵，师相之事去矣”[7]59-60。当务之急，是先造舆论，声称发兵西征，为高杰复仇，以安定军心。同时，还应趁将士军心未稳、无所归依之机，亲临抚慰，令其自动归于己之麾下。他的这些建议是在对河北民众之心理状态以及徐州驻兵真实现状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所谓“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人心可鼓”[5]。但因举事是民间自发，却又以闯王为旗号，河北民众深知此为朝廷之大忌，故对官府对待他们的态度究竟如何心存疑忌。倘若史可法向他们公开标明态度，过往不究，令其“潜为我用”，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5]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然而，江北四镇本来就各怀其志，纷扰不断，仅周旋调停之事，就已使史可法头疼不已，他自然不敢再贸然将民间组织收罗麾下，恐一旦生变而带来后患，所以仅以退守扬州为念，未能接受阎尔梅的意见。

史可法的彷徨、观望，令阎尔梅很是遗憾。他在《书史阁部署中》诗中写道：“隔岸风闻胡马逼，连营十万无颜色。军中坚卧有条侯，不备东南备西北。”[13]6“条侯”是指汉文帝时的将军周亚夫，此借以隐指史可法，讥讽其对河北义军防备过严，以致裹足不前、无所作为。在《登云龙山北望呈史阁部》中云“登峰远眺客心伤，故国坟园属异乡。闲杀官军三十万，黄河南岸筑边墙”[13]5，亦流露出对史可法消极防守的不满。同样，刘泽清消极观望，不思攻夺，阎尔梅曾亲至淮上，当面向东平伯刘泽清、漕抚田仰、按院王燮、总河王永吉建言恢复大计，对方不但根本不听，而且还纷纷逃往海滨，使得“全淮一夕径沉沦”[13]7。他还曾连夜奔至白洋河请兵，并甘愿以妻子为人质，但仍未获准。至东海，与刘泽清等人相遇，再陈战守大计。不料，刘泽清已与诸将及总河王永吉等私下计议，欲降清兵。阎尔梅百般阻之而不得，只能写诗斥责之。

阎尔梅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举人，也没有国家行政链条中的任何职务，但却能南北奔波，为国事而呼号。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他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对风操节概的执意追求。他曾自言：“好名节，又好读古人书。遇古人有气谊、事功、文章者，辄慨然欣慕；其卑不足道者，心鄙夷之，或形之诗歌以诋刺之。至处目前乡党、师友以及先达、上官，皆复如是。先座师姚现闻公尝诫梅曰：‘子嫉恶太严，面折人过，憙辩难召爱憎，非明哲保身之道。’梅心志之，然终不能改也。谓世无知已，则爱之、憎之，举不足为轻重也。”[5]阎尔梅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涵养自身的浩然之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含糊，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不推诿，不退缩。即使面对的是身居高位的史可法，他也敢于指出其畏首畏尾、首鼠两端的性格缺陷，建议他“屏除谄佞，裁抑贪庸，进骨鲠之臣，崇智谋之士，决战守之策，收果断之功”[5]，克服自身“犹豫迟回，轻疑轻信”[5]的毛病，以免“沮忠义之心，短英雄之气”[5]。一介书生，敢于向重臣如此建言，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阎尔梅看来，作为一名自幼饱读圣贤之书的文人，“生死之虑重，则名节之念轻”。而“君子、小人，居恒俱无可辨。一临大节，心迹判然”。在国家多难之秋，那些闻风丧胆、屈节投敌者，固然能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但人品、气节却已丧失殆尽，为人所不耻。而仁人志士应“以身许国，守正不阿，扶危定倾”，“卓有主持”[7]36。他对曾子所说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十分推重，并竭力予以践行。顾炎武《日知录》曾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4]看来，顾炎武、阎尔梅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面对诱惑的态度

明末清初诗人王潢(1599—1682年，字元倬，江苏上元人)在《怀古翁诗》中写道：“人言丰沛多豪杰，尔是徐淮烈丈夫。蹈海有心千古恨，破家亡命一身孤。江干垂钓逢渔父，市上行歌问酒徒。夜半斗间应有气，佩刀腥染血模糊。”[1]17此诗见于《白耷山人年谱》“永历八年八月朔”之小注。王潢称其为“徐淮烈丈夫”，浩然之气，直冲牛斗。然而，究竟“烈”在何处？用王慈雨(字钦霖，沭阳人)《题白耷山人诗集》中语，即是“如此奇才生乱世，独留高节傲名场”；“一腔拟洒孤臣血，九死难移节士心”[1]12。视富贵功名如敝屣，临大节而志不可夺，躬履艰难，浩然自守，确然不拔。

明清易代之时，多少人曾向他抛出橄榄枝，防御使武愫，巡抚赵福星，县令徐可大、王半石等，均有意成全其功名，但一一遭其严拒。按察使王含光(似鹤)、巡道沈荃(绎堂)、布政使杨犹龙、刑部尚书龚鼎孳等，或是其同年好友，或为过从较密的友人，都有意将其起于蒿莱，但他洁身自好，不愿屈节降志。为大学士史可法招聘，也是其仕进的绝佳时机，但却因抱负不得施展、壮怀难伸而毅然离去。尤其是陈名夏，与阎尔梅的关系更不同一般，可谓“发小”，长而为“立社会文”的社友。光绪版《丰县志》曾载[15]：

陈名夏，号百史，溧阳人。落魄时流寓丰，与泗上阎尔梅、彭门万寿祺、邑人张逢宸为忘形交。时主董象三家，尝醉语曰：“嘲杜甫，笑空同，吾不及阎；泼醉墨，追草圣，吾不及张；披素笺，工隶楷，吾不及万；驰驱制艺之场，游心规矩之外，则海内不让人矣。”闻者以为狂。未数年，果破壁飞去。通籍后，买宅一区于城北之襄田里，欲移家于此，而遭时丧乱，不果来。今其宅虽数易主，然过者犹欷歔指为陈公村云。

陈名夏的这段经历，《清史稿》本传、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以及《江苏艺文志》等均未载及，可补诸家之阙。陈名夏其人，颇反复无常，初仕于明，后降李自成。李自成南去，又降清。缘巡抚王文奎推荐，任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职。后被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弹劾，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被处以绞刑。

陈名夏入清为官后，曾数次约请阎尔梅出山为官，他作《陈百史舟过泗亭，待予数日。予时在西村，作此答之》《答陈百史》《再答百史》《三答百史》等答之，一再表示“绝无世上弹冠想，徒有年来却聘书”[4] 3，还要求“侍郎休问田园事”[4] 3，“莫遣渔郎屡问津”[4] 4，并申述“闲云过去相望好，莫使空山有挂痕”[4] 4，婉转拒绝了陈名夏的约请。而且，所赠“知君惭我甚，我亦甚惭君”[16] 11；“龚胜坚辞新室组，臧洪迟复故人书”[4]4之诗句，似皆语含讥刺之意。龚胜，汉代彭城人，曾官渤海太守。王莽篡位，遣使征其为官，龚胜坚拒不出，并令门人准备棺椁，为己办理丧事。十余日后，不食而死。臧洪，后汉射阳人，幼即知名，以孝廉补郡丘长。汉灵帝中平末年，弃官回乡。时董卓作乱，太守张超请臧洪出任功曹，臧洪则劝张超谏董卓，止息变乱，为天下人带个好头。后来，袁绍起用臧洪为青州刺史，又徙为东都太守。当张超在雍丘为曹操围困时，臧洪念其知遇之恩，曾往袁绍处请兵救援，但为袁绍所拒，张超因此而被杀。臧洪从此怨恨袁绍，不与其通音问。阎尔梅向变节之人重提历史上气节之士之壮举，岂不令其汗颜？所以，诗中讥讽之意显见。后来，在山西遇到对陈名夏非常熟悉的阴太峰，阴太峰向其讲述了陈名夏被绞死之事。之后，他在《太峰谈溧阳事颇悉，余亦别有所感，作此志之》一诗中写道：“周道荒芜去辄穷，何如谢事隐墙东。花间红紫尝吹雾，月下芳香暗引风。杀我安知非赏鉴，因人决不是英雄。方今择祸惟轻好，多少前车在眼中。”[8]11对陈名夏贪图功名富贵，在“天崩地解”的特殊时期未能隐身而退，却汲汲于功名遭致杀身之祸，表露出了自己的见解。

据褚人获《坚瓠补集》记载，阎尔梅恃才傲物，交游不轻许可。国变后，陈名夏入内阁，在降清汉人中最有权力。阎尔梅为当道所物色，祸将及，遂入都。陈名夏乃令亲信寻得阎尔梅住所，对他说，若肯参加会试，当以第一名相送。阎尔梅笑而不答，来者催促回音，阎尔梅令他伸出手来，在掌上书一“嚇”字以作回复。此事暗用《庄子·秋水》之典故，大意是说，南方有一种叫鹓雏的小鸟，从南海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之水不饮。而鸱寻得一腐鼠，鹓雏由此经过，仰而视之曰：“嚇。”鸱，即鹞鹰。而鹓雏，指类似于鸾凤的鸟。这里的鸱鸮得腐鼠隐指陈名夏，而阎尔梅则以鹓雏自喻，对陈名夏仍有所讥讽。据说，陈名夏此后不敢再提令阎尔梅奔赴功名之事。此又可从另一层面反映出阎尔梅对人品气节的追求高于一切。

陈名夏在《答韩圣秋书》中，自述了与阎尔梅绝交的缘由[17]490，但大半是缘于怕受牵累而竭力申述，以摆脱干系，其申述也不过是自我粉饰而已。二人之人品，已判然有别。鲁一同所纂《白耷山人年谱》所辑陈名夏“屡召之书”当可信。

四、恃才傲物、从善如流的性格特征

据清初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载述，康熙九年(1670年)冬，沛县阎尔梅在京师，其兄王士禄宴请阎尔梅及吴江顾万祺(字庶其，别署双桂轩)，王士祯也在座。据说，“阎老而狂，好使酒骂坐”[18]。王氏兄弟求其诗，阎尔梅当即朗诵数篇，顾万祺以前辈事之，执礼甚恭，称赞道：“先生诗，不减杜少陵矣！”[18]阎尔梅闻此，竟勃然大怒，两眼盯住顾万祺骂道：“小子何知，何物杜甫，辄以况我耶？”[18]顾万祺异常尴尬，面如土色，惶恐不安，好不容易才转过神来。王士祯对其举动很不满意，便有意折挫之。停了一会，阎尔梅又举其《云中与曹侍郎秋岳倡和》诗：“当日战场成遇礼，至今兵气满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穷。”[18]王士祯听后，说道：“先生此诗可追空同‘黄河水绕汉宫墙’之作。”阎尔梅很是高兴，叹道：“知言哉！”[18]当王士祯问及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之诗名能否在杜甫之上时，阎尔梅不予理会，连呼喝酒。缘此之故，阎尔梅得一“狂”名，且诗也被王士祯斥为“有句无篇”“不合古人风调”“信口演说”，不叶音节，且充满“客气”(虚骄之气)[18]。阎尔梅的诗在王士祯这里似乎是一无是处。

然细细考察，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一是顾万祺为一后生，与68岁的阎尔梅初次见面便以诗圣杜甫相比况，是谀人太过，还是语含讥刺，颇耐人寻味。阎尔梅闻之动怒，大概是听出了顾万祺的话外之音。否则，以一南北奔波、经历劫难、通达世务的老者，决不致意气行事、轻易动怒。就王士祯所描述的顾万祺“面色如土”来看，似乎其内在行藏已为阎尔梅窥破，才手足无措如此惊慌的。二是王士祯在顺治、康熙年间，屡掌文柄，攀附者众，故诗名大起，以致眼空四海、孤高千丈。据袁枚称，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曾讥讽元(稹)、白(居易)作诗，未窥盛唐门户。桑弢曾写诗讽刺之，有句云“渔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宝珠”[19]77。看上去是说他捡起细碎之物，却丢掉了宝贝。其实，是讥刺他有眼无珠。王士祯位高权重，目中无人，连元稹、白居易都不在话下，何况傲骨崚嶒、不愿攀援权贵的阎尔梅呢？三是王士祯论诗，主张神韵，提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19]264，以闲适淡远为宗，追求的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20]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所以，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这样批评他：“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19]77蒋士铨则认为他“唐贤临晋书，真意苦不足”[21]。后之论者，更指责王士祯“掩却性灵”“流为空调”[20]。而阎尔梅身当国破家亡之际，历经生死之磨难，是“被发悲歌叫大荒，诗人有泪哭沧桑”[1]12，是在用血泪抒写悲愤情怀，以悲歌痛哭，抒发横绝今古的奇情逸致。若一味含蓄淡远、清冽浏亮，又岂能透现其悲怀？对此，生活优渥、高高在上的王士祯是难以理解的。四是阎尔梅一腔抱负，不得舒展，时有肮脏之气横亘于胸，再加上他散尽千金家产，招募流亡，抗击清兵，为清政府官员所仇视，以致屡遭搜捕，甚至惊动了南直隶、山东、河北三省的地方大员动用8个县的兵力，仅为押送阎尔梅1人。阎尔梅在《沈文奎移檄总河杨芳兴，以大军拥予北去》诗中写道：“千里严兵护，尚书畏孝廉。黄河弃东海，白日走西崦。祸以知名取，行毋假数占。穷途还自喜，仗策入秋帘。”[13]5视险如夷，是何等的心地坦然。王士祯身居高位，然又与阎尔梅有一定交往，怕受牵累，故有意诋之是很可能的。所以，阎尔梅使酒骂座，当事出有因，诚所谓“嫚骂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自使人轻”[4]10。

阎尔梅的诗，享盛名于当时。沈荃称其诗“奇情逸致，横绝古今”，“如先生者，诚指不多屈也”[1]12。胡光炜谓其诗有“荡胸风云气”[22]137。杨际昌认为，阎尔梅的诗“使事工稳”、“议论畅快”[22]135。诗坛大佬沈德潜也对其赞誉有加，以“奇气”[22]135誉之。朱庭珍则以“对仗极齐整，时有生气”[23]及“造语警快”[23]评价其诗。据说，当时吴江有人在淮上高谈阔论，大骂白耷山人，欲借骂名人以成己之名，“嚇取货赂”，企图名利双收，时人以“高山流水，聋者不闻；楚艳吴娇，瞎人不见”[17]135讥刺之。吕留良睥睨一世，目中无人，但当有人评价他的诗半似阎尔梅时，他立刻大喜过望。计东(号改亭，吴江人)诗文纵横跌宕，务极其才而后已，但对康熙间诗家，最服膺者乃孙承泽、阎尔梅、顾炎武诸人。史学家邓之诚极力称道阎尔梅的诗“格律谨严，声调沉雄，纯以史事隶之，与靡靡者异。当时无不重之”[17]90。由此可知，王士祯一味称其狂傲，评阎尔梅诗“信口演说”“有句无篇”云云，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是不公允的。

在其朋友眼中，阎尔梅则呈现出从善如流、“学愈博心愈下”谦恭的一面。据《寅宾录》记载，阎尔梅曾将自己所撰《爨字草》以及游西湖等地的诗文，请朱隗批评并作删削。朱隗称道《爨字草》“细秀奇丽，当今无两”[1]5，但对其诗却时加改窜，并对诗歌如何创作发表了意见。阎尔梅读后，心悦诚服，虚心接受了朱隗的批评，认为对方的看法，恰指出了自身的症结之所在，“有针芥相投之妙”[1]5。朱隗认为，“阎子以虚受人，则真不可及也”，“天下人皆谓阎子狂而负其才，嗟乎！岂知阎子者哉？若阎子者，骨傲而神清，学愈博而心愈下者也。予盖自谓与阎子称知己也”[1]5。阎尔梅不是恃才傲物，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而是看到有的人仅仅抓住诗中个别字句，便无的放矢，乱加指责，故不能令人信服。在他看来，如果“言刺其心如药之攻其病”[1]5，将作者忽略或不足之处一语点破，岂不令人从内心里服气。由此而论，他的“傲”是有对象的，大都针对的是那些自视甚高、无知妄说者，或凭借权势而信口雌黄者。如上所述，是“嫚骂亦看何等客”。

五、性格养成的社会环境

阎尔梅自幼生活在追求气节、人品的诗礼之家。曾祖阎勇，“生而奇伟”[1]1，以国子生游学京师，虽功名无成，但为人耿介，时任吏部尚书的吴鹏(字万里，秀水人)曾画梅数十幅相赠，题曰：“古干清芬，士之品也。”[1]1以梅花之高洁比拟阎勇人品，推重如此。祖父阎环(字文泉)，为沛诸生，性情洒脱，不拘小节，时常去丰县或山东兰陵教授生徒。馆谷所收，勉强支撑日常开支。时沛县常为黄河水患所苦，故居家迁徙无常。然勤学博闻，为远近师表。但性峻洁，不能容人之过，事后辄忘去，为人所信服。文泉胸有大志，情怀坦荡，甚少过问家业。明嘉靖乙丑(1565年)，黄河决口，丰县、沛县房舍尽没于水，田地荒芜，他遂将位于城东的家,迁于3.5千米之遥的北庄。屋漏偏逢连阴雨，家中又遭大火，更为贫困，但他仍以教书度日，不作他想。阎尔梅之父思讷(字景文)也随父前往，“以儿子执门弟子礼，兼借主家薪膏肆力读古书”，“虽天资迟钝，然甚勤苦，读书寒暑弗辍”[1]1。他还时常捡拾牛粪，放在烈日下晒干，以供冬日烤火之用。寒冬腊月，无棉花御寒，思讷便将棉种放进小筐，而将双脚插入筐内取暖。生活如此艰苦，但他仍刻苦向学，曾抄写古今文章数百卷，每读一页，定要念百余遍熟练背诵。一旦记住，便终生不忘。还曾写“百勤能补拙，一懒便成愚”[1]1于案头，作为座右铭以自我策励。哪怕一日一餐，也未尝放弃读书。所以能继承家学，且治《毛诗》。阎环死后，阎思讷承袭父业，以教书为生，或去徐州，或往丰县，培养了不少弟子。在兰陵六七年间，其门生中有的成为饱学的秀才，有的还中了进士，如后来官居浙江巡盐御史的褚德培即是一例。他在教学时，引导学生尊老爱幼，敦睦乡里，严以律己，以礼待人，故深为兰陵褚家所信赖，以至出现阎家世代执教于褚家、褚家世代为阎家门生这一现象。阎思讷虽喜欢饮酒，亦曾大醉，但从不乱性，实在难得。他尽管为人、为学颇足称道，但科考之途却并不顺畅，无论是县令主持的季考，还是京师所举行的月考，或是院、道所举行的各种考试，都能名列高等，但是一旦到了提学所进行的科考，却每每失利。只是在万历己酉科(1609年)得以赴试，但不过是点额而归。其经历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非常类似，“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24]。

尽管如此，他仍志存康济，为乡邻多行善事。如张姓邻居曾侵占阎家土地，还态度蛮横，但阎思讷却不与计较。当张某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并表示要赔偿阎家近百石损失时，阎思讷却是却而不受。还有一养有鹰犬的豪邻，鹰追逐鸡仔飞入邻家篱笆院内。邻人为保护小鸡误伤老鹰，富豪却逼其赔偿巨款。邻人穷困，被逼无奈，答应卖儿偿还。阎思讷闻知此事，上门斥责豪强不义，对方始收敛，穷困之家的困厄得以解脱。他待人热情，每当吃饭时，故旧亲邻吃食不继者填门，他对家人说：我是从穷困中走出来的，不能看不起那些衣食不继的穷苦乡亲。后来，微山湖发大水，乡亲们流离失所，逃往异地。水灾平息后，又担心官府逼勒所欠赋款，不敢回乡。面对此情，他马上令刚刚举人及第的儿子阎尔梅前往官府说理，让他们不再追讨乡亲们所欠的赋税，让他们回乡恢复生产。结果，沿湖百姓得以生还者千余家。阎尔梅的母亲吕氏勤于持家，凡事“手所舂绩”[1]2，亲力亲为，且性喜施予，经常对饥寒者予以资助。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阎尔梅的行为举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阎尔梅幼时“家贫常匮米”[13]1，却仍能沉潜诗书。即使后来中了举，仍刻苦读书如故。明崇祯壬午(1642年)四月，阎尔梅往游金陵，与黄道周(时斋)、王穆如、周吴昉、王衡之、吴应箕(次尾)等得以相聚，并月夜往访秦淮名妓顾湄(眉生)。顾湄问道：“此位是何人？”众人告以姓名阎尔梅。顾湄随即说道：“此古古先生耶？”当时，阎尔梅出乎意料，大为惊讶，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顾湄拱手曰：“天下何人不识君。”众人闻言大笑，足见其在当时已有相当的知名度。次年秋冬间，赋闲家居的倪元璐(字玉汝、鸿宝)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路经夏镇(今山东微山)时，阎尔梅款留于西园(即双榆园)，纵谈竟夜。倪元璐对阎尔梅的才识十分称赏，曾对方仁植中丞、李清(映碧)黄门、涂印海侍郎诸人说：“阎古古可谓当今武库。”[17]17所谓“武库”，一般是用来形容人博学稽古，富有才识，干练多能。倪元璐作为“雅负时望”的台阁重臣，竟然对阎尔梅也推奖有加，可见阎尔梅之才识、学问当非一般人所能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阎尔梅到河南杞县，寄居按察使王含光官舍，与山西猗氏人荆光国(字观四)共饮于衙署，荆光国不识阎尔梅，但知其为沛县人，因问道：“先生与阎古古乃是同乡，不知他近况如何？”阎尔梅只是颔首应答而已。王含光见状，在一旁大笑不已。早年，阎尔梅与溧阳人陈名夏有交，曾时而前往溧阳逗留。其人格，又为当地乡亲所感佩，曾在溧阳城西强埠专为其建来贤亭以志不忘。足见其声名远播，为人所共知。

沛县自古风俗淳厚，英雄辈出。乡人重节义，明廉耻，笃学好友，崇尚礼义。这对阎尔梅精神品格的养成，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其父、祖，皆以节义砥砺自身，且富有担当意识，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其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再加上他所交游的朋友皆为道德文章之士(如黄宗羲、黄道周、顾炎武、叶廷秀等)，又使其深受感染。由此看来，他的性格的养成，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地走近阎尔梅。

对于这样一位奇才，长期以来，除地方学人偶有述及外，很少为学者所关注。直至20世纪末严迪昌教授的《清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于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专论“徐州二遗民”，才给予了阎尔梅应有的历史评价。但终因体例所限，许多问题未能展开，未免遗憾。

[1]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2] 阎若璩．潜邱札记[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黄宗羲．顾玉书墓志铭[G]//沈善洪．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32．

[4]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5] 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十卷文集·二卷[M]．清康熙刻本．

[6] 周尚质，刘藻．曹州府志[M]．刻本．1756(清乾隆二十一年)．

[7]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6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8]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5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9]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G]//徐世昌．清儒学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307．

[1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

[11] 潘耒．《日知录》序[G]//潘耒．遂初堂集．刻本．1710(清康熙四十九年)．

[12] 王弘撰．山志[M]．明善堂藏版．刻本．1682(清康熙二十一年前后)．

[13]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3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14] 顾炎武．正始[G]//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471．

[15] 姚鸿杰，李运昌．丰县志[M]．刻本．1894(清光绪二十年)．

[16]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地学会，1922．

[17]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90．

[18]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刻本．苏州：埽叶山房石印，1762(清乾隆二十七年)．

[19] 袁枚．随园诗话[G]//王英志．袁枚全集：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0]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第4卷[M]．刻本．广州：粤东省城超华斋，1830(清道光十年)．

[21] 蒋士铨．忠雅堂集校笺：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735．

[22] 钱钟联．清诗纪事：第1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37．

[23] 朱庭珍．筱园诗话[M]．刻本．1884(清光绪十年)．

[24] 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G]//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282．

[责任编辑 杨玉东]

Poet’s crying f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Yan Ermei’s legendary life in Pei county

ZHAO Xingqin

(SchoolofLiterature,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 )

Yan Ermei is a eminent talented person in Pei county who is open and upright, but few know him because of complicated historical reasons that are unresolved mystery till now.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reasons why Yan Ermei travelled around the country, his purpose of dealing with turbulent government, his attitude in face of wealth and fame, his character of despising wrong things and accepting correct advice. Finally, the author analyzed how Yan Ermei’s unique living environment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his character.

Yan Ermei; the legendary life; the attitude towards life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2.014

2016-12-29

赵兴勤(1949—)，男，江苏沛县人，教授，主要从事戏剧史和古代文学研究。

E-mail：zhaowei44@126.com

K825.6

A

1673-9779(2017)02-0083-09

赵兴勤.诗人有泪哭沧桑——沛上豪士阎尔梅的传奇人生[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083-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