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前不久出了我的一本小书《异乡人》。提起《异乡人》，可能有人想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同名小说（另译《局外人》）。比较而言，加缪语境中的“异乡人”主要出于人生荒谬感，我这本小书中的“异乡人”，则更多出于乡愁或家园情结。

在日常生活中，异乡人这个说法也可能让人联想到进城打工的农民。的确，农民兄弟们背井离乡，来到人地两生的城市打工谋生，即使十年二十年，绝大部分人也很难为城市所接受。对于城市，他们确确实实是异乡人、外乡人。反过来说，对于他们，城市自始至终是动辄“闭门谢客”的外乡、异乡。说得文学些，可谓“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现代版。

那么相比之下，城里人就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吗？未必。我忽然觉得，在宏观叙事层面，我们所有人都未尝不是异乡人。不错，如今不少城里人在许多方面享受著现代生活，并且已不再满足于国内消费，开始去国外吃喝玩乐。其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支付能力，甚至催生了“爆买”这个流行语。可是，夜深人静时分沉下心来细想，隐约觉得人家接受的，较之我们这个人，恐怕更是我们的钱包。

我们产生了文化焦虑。在这点上，亨廷顿或许是对的。这位西方人曾断言：“最终影响人们的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和人们密切相关，人们也愿意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是忠诚和家庭、血缘和信仰。”亨廷顿将这些称为文明。对于中国人，这种文明即是传统文化。

历经百年风风雨雨，我们好歹明白过来：只有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身份证，才是我们的血统证明书，才是我们的DNA和自我同一性（identity）。换言之，只有传统文化才能医治我们的文化焦虑症，才能慰抚我们这些异乡游子、异乡人的乡愁，才能让我们避免成为穿着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的精神漂泊者。能够真正释放我们心底精神焦虑的和抚慰我们心灵的，不是伦敦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不是塞纳河、富士山和美国大峡谷，而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说白了，吃饱了，喝足了，玩累了，买够了，该回家了，想家了。想家就是对家园深情的回望，就是乡愁，就是对异乡和异乡人的疏离。

除了宏观层面的，日常层面的一个表现，大约就是时下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热。这完全可以解读为城里人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向往与回归。或者说，城里人是在迷恋现代化、城镇化前的安详与宁静，迷恋杏花春雨、炊烟晚霞的美丽与温情，迷恋人类永远无法返回的童年和庇护童年的故乡。一句话，拒绝异化，偎依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大有可能是我们所有人挥之不去的世纪情绪。挪用村上春树的说法：“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