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旋波



喇叭裤的见证与记忆：一种文学社会学视角

○陈旋波

喇叭裤的风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喇叭裤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惊奇美感体验，成为那个时代人性复活和自我重构的社会生活符码。在污名化和去污名化的历史张力中，喇叭裤预示着一个开放的消费社会的降临。中国作家对喇叭裤的见证与记忆，为文学社会学提供了典型的视角。

喇叭裤；人性解放；污名化；消费社会

20世纪70年代末，喇叭裤的风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孕生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喇叭裤浪潮，其意义超越了民众着装现象本身，凸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心理特质，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微观事象。

喇叭裤滥觞于19世纪，据说当时美国水手出于实用的目的发明了这种裤子。所谓喇叭裤，因裤腿形状似喇叭而得名。它的特点是：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的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由于嬉皮士的极力推崇，喇叭裤在70年代被推向时尚巅峰，并通过猫王(Elvis Presley)、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等摇滚明星的巨大影响力而风靡世界各地。1978年，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是年日本电影《望乡》和《追捕》在中国上映，演员的喇叭裤着装惊现于观众面前。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催化下，喇叭裤浪潮随即席卷全国。新时期作家亲历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着装潮流，并在他们的作品中烙下深刻的印迹，近年来关于喇叭裤的故事依然引人入胜，不断以记忆的方式呈现于文学的抒情与叙事，抒发着对喇叭裤念兹在兹的不尽思绪。

本文着眼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本，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运用文学社会学的一般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喇叭裤符码进行分析探讨，试图藉此还原喇叭裤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所产生的诸种效应，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一种微观现象学的佐证。

一 “震惊”的视觉美学

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利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之中*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1月15日。。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先导，通过对代表资产阶级意识的奇装异服的批判，树立了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从而逐渐形成了对民众着装的规训机制。1964年6月7日《解放日报》针对“奇装异服”所发起的大辩论，实际上是服装界对两年前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呼应，是对资产阶级服装美学的清算。“文革”期间，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名，对“奇装异服”直接采取“文攻武斗”的革命行动，从政治高压、消费约制和心理控制三方面确立了民众着装的规训机制，将具有“合法性”的着装的衡量标准规约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作的简单、朴素和整齐划一*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被国家规训的“合法性服装”包括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列宁装和红卫装，这些蕴含着革命象征符号的服装成为民众日常着装的主体，规范着那个特殊年代民众的着装时尚，并塑造了一种以政治为圭臬的单调简朴、规矩整一的服装美学。从50年代到喇叭裤流行之前的三十年间，大众小心翼翼地顺从国家对着装的规训，遵守和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服装美学秩序，对千篇一律的着装状态习以为常，并藉此形成全社会愈趋单一刻板、凝滞稳固的着装体例。

喇叭裤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的迅速风靡，显然昭示了一种新的服装美学原则在崛起，必然对既有的服装规训产生了强烈的美学冲击。长期受制于已有服装秩序的大众对以喇叭裤为代表的这种奇装异服浪潮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情感的厌恶和本能的拒斥，另一方面又透露了错愕、疑惑、好奇等丰富而复杂的态度。喇叭裤横空出世之后，大众舆论充满了显明的情绪化倾向，或升级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和伦理批判，或仅是表达了对青年一代人生观、价值观的忧虑，而此时整个社会包括作家群体，对喇叭裤现象表现出最强烈的情绪则是“惊奇感”或者“震惊”。喇叭裤风潮的勃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视觉美学运动，它让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体民众经历了神魂震惊的“惊奇美感”体验。

诗人叶匡政在《1978，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一文中如此宣示喇叭裤美学的诞生：

1978年，“真理”这个词，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变得神圣。人们在真理的襁褓中，察觉到日常生活的美好。真理给人以智慧，也给人以找寻“美”的勇气。这时，一种裤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恰恰有一个张扬的名字，像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它所向披靡，迅速横扫了神州大地。*叶匡政：《1978，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环境与生活》2008年第12期。

喇叭裤的出现对当时合法性着装具有强烈的美学颠覆性作用，这种裤子上窄下宽、拥有如扫帚般的喇叭状裤脚，显然有悖于长期形成的符合革命生产和劳动需要的简朴、节制和内敛的着装美学，其造成的视觉冲击无疑是极为震撼的。作家陈忠实追忆了自己1980年春夏之交在古长安灞桥小镇上第一次瞥见喇叭裤后的“惊诧”印象：

那是一种谁也没见过的奇形怪状的裤子，膝盖以上的裤管和裤裆以及裤腰都特别窄，紧紧包裹着大腿、屁股蛋儿和小腹，穿着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或粗浑或纤细的大腿原形毕现，或肥或瘦的两半屁股也如形凸现，或丰或瘪的小腹更有一种风情无限的诱惑。从膝盖往下直到脚面，那裤管逐渐加宽放大，恰如一只杆细口大的喇叭。此裤一上小镇，便不约而同被命名为喇叭裤，形象恰当而又朗朗上口。*陈忠实：《喇叭裤与本本》，《文化艺术报》2015年8月12日。

陈忠实在惊诧之余也同时意识到这是一种对既有的国家服装规训具有颠覆性的视觉美学冲击：“喇叭裤和长头发在灞桥古镇引起的风波，是如我一样的古镇的人们原有的‘灰黑蓝’中山装这样的‘本本’所形成的心理审美定势被扰乱了。”刘心武也在《人在风中》一文中描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没有“置身于审美潮流之外”，穿着开度极为夸张的喇叭裤大摇大摆地去拜访前辈而引起惊诧的情景。诗人徐敬亚后来在一篇回忆80年代诗歌运动的文章中依然没有忘怀那场喇叭裤风潮给他带来的美学震撼：“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徐敬亚：《1986，那场诗的急风暴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1日。阿城的小说《孩子王》也写了一条来自国境线外的喇叭裤给贫穷闭塞的边疆山村带来的惊诧，娟子穿上这“世界上穿的”奇怪裤子，整个山村顿时沸腾了。散文家丁宗皓是这样评述1982年的喇叭裤风潮的：“喇叭裤在县城出现时，被视为异端——先驱者的命运古来如此。在校园以及校园的边际上，这样的青年傲然横过街市，周遭皆是敌视的目光。就我而言，除了惊诧，似乎有些许的崇敬。”*丁宗皓：《一九八二年的时尚》，《福建文学》2007年第2期。海男的小说《县城》从一条橘红色的喇叭裤开始，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云南小县城里一个叫罗修的女人和她家里三个兄弟姊妹的故事，以诸种悲欢离合的人生形式反映时代的变迁，并通过个人的秘史投射了对人性的深刻诠释。喇叭裤是这篇小说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那条橘红色的喇叭裤见证了主人公罗修及其家庭诡谲多变的命运。小说开篇就以侧面烘托的手法描写了喇叭裤降临在闭塞县城时所引起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喧哗与骚动。一对穿着喇叭裤的上海裁缝夫妇来到县城，他们的出现竟然导致了县城古老裁缝技艺的轰毁：

上海裁缝夫妇带着孩子从一辆笨重的货车上下来时，他们穿着大喇叭裤经过了县城的一条街道。那时候，那些坐在街头小巷晒太阳的人，卷纸烟的人，晒衣服的人都抬起了头，谁也没有想到喇叭裤从这一刻开始对一种古老的裁缝技艺开始了对抗，甚至慢慢地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摧毁。很快，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都不再到老县城的缝纫铺里做衣服了。

同样是一篇写喇叭裤的小说，王十月的《喇叭裤飘荡在1983》表现了年轻一代的坎坷经历和追求，抒发一代人青春奔放流逝的悲壮过程。主人公王中秋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他热爱生活，追求爱情，富于理想，有着坚毅的品质和朴实的传统美德。当喇叭裤风潮席卷封闭而贫困的乡村时，他渴望拥有一条喇叭裤，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故事。喇叭裤在这里成为一代人成长的见证和启悟。小说的叙事人是主人公的弟弟“王十月”，他第一次见到喇叭裤所产生的视觉震撼显然投射了作家自己挥之不去的某种情结：

天哪，朱卫国真的穿了一条喇叭裤，他的屁股和大腿被裤子紧紧地绷着，他的裤脚像两把特大号的扫把随着他的扭动在来回扫动。真的是一条喇叭裤啊。

喇叭裤～～～～

我当时就惊叫了起来，哥哥慌忙伸出手来捂我的嘴巴，可是哥哥的动作还是迟了半步，我的那一声尖叫已传了出去，在我们那条不到二百米长的街道上空回荡。

侗族作家余达忠的《少年良子的成长》是一篇典型的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讲述了主人公良子从辍学、学缝纫到成为著名裁缝师以及恋爱、婚姻的成长历程。当穿着喇叭裤的城里人来到枫林镇，良子被这种摄人心魄的裤子征服了，整个晒谷坪的人也为之侧目。不久以后，十四岁的少年良子独立缝出了枫林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喇叭裤，“带来了枫林人的一场商业革命”。由喇叭裤引起的惊羡催促着少年良子的人生启悟，也唤起枫林人对新奇事物的共鸣和渴望。

在西方美学领域，惊奇一直是评价审美效应的重要范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在《诗的哲学默想录》中，表示赞同笛卡尔把惊奇定义为“对灵魂的突然占有，以致使灵魂沉浸在对那种在它看来是罕见的和非凡的对象的观照之中”，并进而提出“惊奇是熟悉事物的陌生化所导致的情感”*[德]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黑格尔、布莱希特等美学家也对惊奇感的审美效应进行了阐述。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从生理机制探析了惊奇感的生成：惊奇就是人在陷入外界事物或能量的刺激时毫无思想准备的状态*上海译文出版社：《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35页。。这些理论解释了一般惊奇感产生的内在机制，却不能充分解释何以喇叭裤在当时产生如此强烈的惊奇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对于身处崭新历史时期的中国大众的深刻意味。本雅明独具慧眼地发现，“震惊”是伴随现代社会而出现的审美形态，在本雅明看来，“震惊是一种现代体验，它和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层出不穷地涌现有关，人们对此缺乏准备，因此产生了震惊”*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54页。。喇叭裤开始风行的1978—1979年，正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岁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喇叭裤所产生的这种惊颤效应无疑正昭示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现代性”的降临，也是新时期启蒙主义的重要心理表征。

二 启蒙的个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喇叭裤中国所引发的惊奇审美效应无疑昭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美学方向的戏剧性转换，而这种转换的意义不是在于服装美学风尚本身的逻辑性演进，也不仅仅是突破国家着装规训而产生新的美学特质，毋宁说是通过全社会断裂式的心理体验来消解原本赋予着装秩序之上的神圣法则，并开启了通向人性解放的启蒙主义大潮。喇叭裤无疑成为那个时代人性复活和自我重构的社会生活符码。

新时期关于“人”的价值话语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普遍被认可的新“常识”，这种旨在超越单一阶级性和禁欲主义的人性启蒙思潮必然引发民众着装的人性化，使服装重新具有基于本能/欲望的身体表达功能，压抑已久的人性终于在摆脱阶级政治规训的“奇装异服”中获得了宣泄和释放。个性化的服饰审美成为着装领域启蒙主体身份认同的鲜明标示。与喇叭裤同时发端的新时期文学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建构是从爱情开始的，并逐渐突进于身体与欲望的人本视阈。喇叭裤因其独特的服装样式而成为那个时代情爱意识觉醒的一种深刻的隐喻。

弗吕格尔认为：“服装的美丽来自于它们可以在展露身体的同时又遮盖身体，增强人们的想象力，刺激人们的欲望。”*[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承载儒家礼教的中国传统服装日益式微，民国期间滥觞的西式女装曾引起轩然大波，如1917年《时报》对当时的女性时尚痛心疾首：“近日女界中流行一种女服，则无领而秃颈也。迩来风尚，妇女界渐渐欲以肉体示人，如短裤之渐露其胫也，袖短至渐露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且将呈其玉雪之胸背，是乌可哉，是乌可哉!”*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第51页。这种以裸露身体为表征的着装势必引发道德家们关于社会欲望放纵的联想，喇叭裤在服装形式上同样也指向身体的性本能。1979年，修葺一新的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赫然出现一幅表现傣族少女裸体沐浴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仿佛昭示着一个凸现身体主体意识的个性主义时代的到来。同年，交谊舞在中央电视台正式登场，此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四个小喇叭裤事件”——北大中文系77级四个女生为了参加学校第一次学生舞会，自己动手赶制四条喇叭裤，在舞会上闪亮登场，公开宣示了个性主义和女性主体意识。作为此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旅美著名作家查建英后来将这种启蒙的个性情怀融入其《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喇叭裤尽管并不裸露身体(相反的，它使用更多的布料)，但其紧裹臀部、突出臀部线条和裤链开口位置男女不分的鲜明特征也被赋予一种暧昧的身体表达功能。在小说《县城》里，主人公罗修说：“喇叭裤最为重要的是臀部，它必须紧紧地、恰到好处地束住臀部，让臀部的细条完美地显露出来。”喇叭裤通过对身体的另类遮蔽而凸现了身体本身，使人们的眼光自然投射到下半身，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语境下，这种时尚的兴起预示了整个社会个性解放思潮的降临，也标示着性爱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文学隐喻它映射了那个时代个性主义的婚恋和性价值观。池莉的青春成长小说《水与火的缠绵》塑造了一个极度张扬个性的喇叭裤崇拜者：

肖克是曾芒芒大学的同班同学。全校著名的人物。“浪淘沙”诗社发起人。诗人，写了若干首朦胧诗，见过著名的天才诗人顾城。肖克留长发，穿拖鞋上课，大声打嗝，着一条无人敢穿的喇叭裤，其裤腿足足有一尺八寸，走起路来就像清洁工扫地。肖克要结婚了。要结一个惊世骇俗的婚。他的恋人大他7岁，二婚，拖个10岁的小孩子，是五芳斋甜食馆卖汤圆的女服务员。肖克的婚姻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女方的母亲甚至和女儿断绝了母女关系。但是，肖克坚决要结婚，因为爱情俘虏了他。

在这里，喇叭裤和朦胧诗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个性解放的“绝对信号”，如果说朦胧诗恢复了人的尊严和诗的尊严，那么喇叭裤则是对个体自由和人性着装的回归，两者互为镜像，互为相应；而肖克充满叛逆的婚恋进一步强化了人性复活和自我重构的启蒙色彩，穿上喇叭裤在当时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追求个性独立的婚恋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蕴含着暧昧色彩的喇叭裤有时也会成为恋爱的触媒，是显示性别特征的符号，王安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写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插队十年的知青陈信返城回到上海，母亲和嫂嫂急着为他介绍对象，相亲时弟弟硬是动员陈信套上自己的那条喇叭裤，以期博得姑娘的青睐。在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中，喇叭裤与性欲望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体现了喇叭裤作为身体能指的涉性特质。王十月在《喇叭裤飘荡在1983》里，开篇就以“弟弟”的视角叙述了主人公王中秋的性幻想。即将初中毕业的王中秋喜欢上青山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何丽娟，他凭着对何丽娟的性色想象偷偷地画了许多裸体画；当小镇上的男人穿着喇叭裤在何丽娟面前招摇过市的时候，王中秋向父亲提出做一条喇叭裤的要求。喇叭裤在这里成了王中秋确立男性自信的关键性符码，投射了他对何丽娟的情爱渴望。王中秋拥有了一条喇叭裤，在小镇的舞会上尽情狂欢，然而此时何丽娟已属意于人，郁郁寡欢的王中秋和张水芹发生了性关系，最后奉子成婚，告别了自己的喇叭裤时代。小说捕捉到喇叭裤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修辞意象，设置了喇叭裤和情爱之间的隐喻关系，凸现喇叭裤作为80年代人性复苏的身体表达功能。海男的《县城》是一篇有着鲜明身体写作色彩的女性主义小说，贯穿其中的喇叭裤意象与主人公隐秘的身体意识始终纠葛在一起。小说的主人公“我”是“县城第三个穿喇叭裤的女孩子”，那条橘红色的喇叭裤使她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使她在自恋的情境中不断经历着女性复杂而痛苦的情感体验。橘红色的喇叭裤激发她的欲望、感觉和想象，也展开了她对于身体和性爱的启悟历程，她在男朋友李路和水果商人姚杰之间寻找情爱的慰藉。主人公一方面骄傲地宣示自己的女性价值，沉浸于自我欣赏，享受着男女欢爱，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亲人在情感和欲望中挣扎，体验着人性解放的精神历程。小说把喇叭裤视为一个时代情爱意识觉醒的隐喻，蕴含着那一代女性自我认同的意识和隐秘的心理探求。作者海男是用回忆的方式叙述故事的，这篇近乎自叙传的小说运思仍闪现着上世纪80年代自己穿上橘红色喇叭裤时的那种神圣感：“通过这本书在虚构和想象之中重现了过去的镜子，正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它喂养了我，抚慰了我，满足了我，任何别的事物绝不能这样……这具有一种神圣性。这在我死后还会继续存在。’”*海男：《我私人生活中的<县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2/10/content_231606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31日。

对于喇叭裤与新时期个性意识的关系，早在1987年就有学者认为“这种最为表层的世俗时尚”“显示着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甚至是不自觉地撞响了一种旧文化的丧钟。它，的确是一个文化新时期的开端的最为表层的显示”*李新宇：《新时期小说的个性意识》，《小说评论》1987年第5期。。确实的，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个性解放思潮拥有了许多代表性的符码，包括新时期文学和电影、台港流行歌曲和许多西方文化元素，而喇叭裤则以民间物态的服装视觉形式昭示了一种崭新的思想潮流的降临。正如美国传播学家苏珊·丝慕兰在其研究尼龙的论文中所指出的：“杜邦公司生产出了尼龙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它强化了尼龙的文化价值，使充满魔力的尼龙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象征。”*Susan Smulyan:The Magic of Nylon,Popular Ideologi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7.在这个意义上，喇叭裤的兴起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着装现象的降生，而且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趋向人性发展、个性自由的物态化表征。

三 污名化与去污名化

喇叭裤在中国一出现就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遭遇。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并加以维持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美]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污名化大致可分解为如下过程：施污者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将受污者的某些负面特征放大，直至社会形成刻板印象并出现了歧视、偏见乃至社群隔离，在此情境中受污者逐渐产生自我污名认同。与既有“合法性服装规范”相抵触的喇叭裤迅速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歧视和污损，在政治和道德上处于被歧视和被制裁的境地。

喇叭裤着装者首先被贴上“地痞流氓”的标签，其被污名化的过程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保守倾向，也彰显了长期以来着装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历史惯性。在这过程中，普通民众大多不约而同地担当了施污者的角色，对喇叭裤进行了否定性的道德评判。小说《县城》里，当罗修穿着橘红色喇叭裤出现在电影院时，女友乔芬立即恢复了道德警觉性，迅速对喇叭裤进行了道德判断：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穿喇叭裤吗？”我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想让女友告诉我，她贴近我的耳朵说了一个让我震惊的词汇：地痞流氓。这个词汇让我顿然无话可说。

《喇叭裤飘荡在1983》里的弟弟把穿喇叭裤和偷画裸体像一同视为哥哥王中秋“流氓”行为的证据，“录相里穿喇叭裤的大多数都是流氓，哥哥如果穿上喇叭裤，那不是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了吗？”冰心1980年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十》，借一位老华侨的口吻对城市青年的“奇装异服”进行了批评。王蒙发表于1981年的小说《深的湖》通过父子情感的冲突和交流写出了两代人的青春之歌，叙述者杨小龙虽然是新时期的大学生，但在他眼中那些坏少年的形象是：“戴着没有撕掉商标的蛤蟆镜”“穿的喇叭裤不伦不类”“提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单喇叭录音机，放送着转录了八十遍的嘈杂而又嗲声嗲气的歌曲”。张洁也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里揶揄了笔下人物“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活脱脱的流氓阿飞形象呼之欲出。广东作家廖晓勉1984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小说《喇叭裤纪事》则以当时的“五讲四美”活动为背景，讲述一个制作喇叭裤的个体裁缝道德觉醒的故事。主人公朱赤丹出身于裁缝世家，尽得父亲真传，喇叭裤大行其道之时，他裁剪了大量布料制作喇叭裤并亲自售卖，然而由于竞争对手不择手段，加上流氓地痞“土港客”骚扰，他的生意做不成了。朱赤丹后来幡然醒悟，终于改邪归正，加入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为民服务活动中，从而获得了道德价值的升华。这篇小说把喇叭裤放置于精神文明的对立面，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不仁、“土港客”的流氓习气形成了一种修辞关系，从而实施了对喇叭裤的污名化。

喇叭裤风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校园后，社会对喇叭裤的批评和排斥进一步升级，学校以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开展了着装“清洁运动”。1980年广东教育学会思想教育调查组把学生的喇叭裤着装定性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讨伐，在其发表的《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一文里将“没有留长头发、着喇叭裤、唱香港流行曲”视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的标志*广东教育学会思想教育调查组：《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学会通讯》1980年第2期。。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制订了《学生仪容、礼貌五项规定》，其中的第一条是：“服装要整洁大方。不准穿奇装异服(如：喇叭裤、牛仔裤、超短裙、紧身衣、女生袒胸露肩的衣服等)。”*《学生仪容、礼貌五项规定》，《高校战线》1982年第5期。一时间各类学校对裤管尺寸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违者辄被施以剪裤管或撕衣服的制裁，这种处罚行为屡见不鲜。事实上，剪裤运动席卷了整个社会，正如歌手艾敬在《艳粉街的故事》所唱的：“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表情难以捉摸……”

对喇叭裤的污名化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循守旧思想在着装上最突出的体现，校园对违逆服装规训的行为所展开的“清洁运动”异常猛烈，这种坚守“正装”之大防显示了当时教育领域的封闭保守，更凸现了文革残余的深远影响。喇叭裤被校方视为洪水猛兽而严加防范，有时甚至因此而酿成悲剧。毕飞宇的小说《玉秧》叙述了一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校园悲剧往事，在这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中，校园对喇叭裤的防范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悲剧环境。在这所压抑沉闷的师范学校，文革坐过牢的学生工作负责人钱主任用“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来管理学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学校里的风气很不好”，“有几个女生穿起了喇叭裤”，为了整治校风，钱主任决定追查一起校园失窃案，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悲剧事件。主人公王玉秧这个来自农村的女生卷入了这起案件，她因参加长跑项目导致月经来临而提前返回宿舍，被怀疑偷窃了同学的财物，为了不至于因“偷窃”被退学，她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小偷，并满足了教导主任魏向东卑鄙下流的淫欲，后又一步步沦为监视者、告密者和帮凶，最终自我迷失、灵魂异化。在这篇小说里，对喇叭裤的戒备和防范成为校方所有管束行为的起点，也构成了诸多悲剧事件的合法性背景。小说的社会批判意味显然是深刻的，以清除喇叭裤为名的校风整治运动反而使文革余孽沉渣泛起，对喇叭裤的污名化处置最终导致了人性污迹原形毕露。正如论者所言：“尽管小说讲述的不过是发生在某个师范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琐屑，尽管它没有武斗、鲜血、批斗会以及死亡，但你依然会发现，这些过去的阴影没有消失。在师范学校里，人们习惯把别人看作是有罪者，‘有罪感’仍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寻找敌人’还是这个空间里人们习惯的日常活动。”*张莉：《一场灾难有多长——读毕飞宇<玉秧>》，《读书》2008年第7期。在喇叭裤开始悄然进入中国的1977年，刘心武发表了校园题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之先声，而二十多年后，毕飞宇以《玉秧》重现了关于校园和喇叭裤的文学记忆，再次抚摸历史的“伤痕”，并展现了比《班主任》更忧愤深广的思想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对喇叭裤的污名化处置最终导致喇叭裤的着装者产生了自我污名认同，使这个群体自我确认为社会生活中有道德缺陷的另类。出版于1982年的张雄辉的小说《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写了青年女技工贺玉珊，由于在“文革”期间“被出卖”的经历，她从一个“救世主”变成了“替罪羊”，陷入“空虚，一切都是那么空虚”的绝望境地。贺玉珊自暴自弃，整天披着卷曲的披肩长发，穿着喇叭裤，浑身散发浓浓的香水，并在基督教中寻找安慰。后来在青年标兵佟宁的耐心关怀之下，她把“十字架”抛进了江水，恢复了正常的着装打扮，走向了新的生活。在这里，喇叭裤成为小说主人公对自身道德缺陷的一种自我认同标志，要想获得生命的重生必须摒弃被贴上标签的喇叭裤着装，正统的服装规训又再一次发挥其巨大的道德威力。

在喇叭裤被“污名化”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耐人寻味的行政处分事件。1981年初，山西省万荣县文化馆一作者创作了一出小戏《喇叭裤巧遇红背心》，戏的大意是：有个电工“喇叭裤”平时借工作之便敲诈勒索，这次带未婚妻回家，恰巧途中自行车爆胎，只得让路边的修理工“红背心”修补，“红背心”认出这是利用职权勒索人的电工，就对他进行批评，并最终让他幡然醒悟。在排演过程中，该县电业局负责人认为这出小戏“糟蹋电工”，要求作者修改剧本，百般阻扰不成后，县电业局强行对文化馆停电长达一个半月。最终，该县电业局负责人受到组织处分，被撤销局长职务。*《依仗职权无理阻扰戏剧创作和演出李满存受到撤职处分》，《人民戏剧》1981年第10期。显然，电业局之所以要百般阻扰小戏的演出，除了因为作品写了电工的违法行为，还和这出戏用被社会“污名化”的喇叭裤给电工起绰号密切相关。那时关于喇叭裤的论争常常被过度阐释，甚至被上升为具有政治二元对立意味的斗争，并且波及海外。诗人叶延滨回忆道：“一进大学，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最早是从服装变革开的头，流行喇叭裤。在学校的板报栏前的墙上，新闻系的学生写出一张大字报《喇叭裤万岁》，以为是改革前卫之声。我们几个刚进文艺系的新生看了，一是觉得有趣，二是也没钱买喇叭裤，于是便回了一张《向长裤汉们致敬》。此事惊动校方，据说当时香港媒体也有报道，称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其实，只是“有买喇叭裤钱”的学生与“没有买喇叭裤钱”的学生一场争论而已。”*叶延滨：《穿衣戴帽有故事》，《天津日报》2013年3月4日。

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对所谓的“奇装异服”现象逐渐采取了默认、宽容、理解乃至接受的态度，逆行于喇叭裤污名化运动的“去污名化”也同时展开。1979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思文的《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一文，文章一方面规劝青年：“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不主张青年人在衣着、发式等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去。”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人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责干涉。”该文还特别强调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文化生活方面散布的形而上学的流毒*郭思文：《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中国青年》1979年第6期。。紧接着，刚刚创刊的《文化与生活》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署名为郑万泽的评论文章《服装“奇”“异”小议》，对“奇装异服”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作者认为所谓的“奇装异服”实乃古已有之，从国外引进一些新颖服装来丰富人民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已进入暮年的丁玲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声援穿喇叭裤的青年：

穿喇叭裤有什么要紧，他们觉得穿喇叭裤好看，好看就穿嘛！你不习惯！你要习惯了也会觉得喇叭裤好看，我们都穿一个颜色，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再不就是灰的，是不好看！穿个红的穿个绿的，好看嘛，年轻人嘛，穿衣服有他们的个性，愿意穿裙子就穿裙子，对这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些就是说我们青年表现不好，大概不确切。*李美皆：《丁玲的衣服与影像》，《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2016年10月27日。

此时的文艺作品也竞相为喇叭裤“去污名化”。张抗抗的小说《夏》以大学校园为背景，塑造了个性鲜明的新时期女大学生形象，主人公岑朗热情活泼有主见，她敢于对抗校园里的极左思潮，弹琴交友，写诗办刊，着装艳丽，还公开支持穿喇叭裤。蒋子龙也在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描写了一个“第一个穿起了喇叭裤”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尽管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但他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工作做出成绩也收获了爱情。这两篇小说分别获得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可视为对当时喇叭裤去污名化运动的一种声援。郑万隆的小说《年轻的朋友们》中，主人公李晖经历过文革疯狂的岁月，回城后潜心学习、积极工作，成为生产标兵，她大胆追求时尚个性，在旁人的非议中穿喇叭裤、烫大卷发，在着装上显示了更为勇敢决绝的态度。1980年，电影《庐山恋》上映，女演员张瑜以喇叭裤套装展现在观众面前，与此同时，因在电影《幽灵》中扮演女主角而轰动影坛的演员邵慧芳穿着紧身的喇叭裤赫然出现于当年《大众电影》第10期的封面上，她们的着装与纯洁的青春品质和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不但洗刷了喇叭裤蒙受的“污名”，而且以明星示范的方式标举了一种难以遏制的着装潮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喇叭裤终于冲破那种长期宰制民众着装秩序的服装规训，昭示着中国人的社会日常生活进入了新时代。

四 消费社会的表征

在社会学上，时尚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消费活动及媒体生态、伦理价值、社会心理及外来影响等。西方社会学家齐美尔和布鲁默对时尚均有系统的研究，齐美尔认为时尚是由上层阶级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体现了社会一致化和个人差异化相结合的生命形式，而布鲁默则把时尚界定为来源于群体自我驱动的集体选择的结果。这些论点对于把握时尚的本质属性固然重要，然而对于喇叭裤而言，这种着装时尚所透射出来的关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丰富信息则更为切要。诚如上文所言，喇叭裤在中国的风行有其政治思想源动力，对“文革”极权政治的反拨而开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其提供了宽容的政治环境，而个性主义的倡导则在社会心理层面为之推波助澜。然而更为关键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风靡中国广大城乡的喇叭裤是典型的时尚文化现象，它是当代中国从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指标意义的物态符码，它预示着一种颠覆性的世俗化的消费时代和生活景观即将降临，换言之，喇叭裤是当代中国大众消费时代到来的历史性标志，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最初象征。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早在70年代初期，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纺织工业的发展为后来的服装消费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基本来自以棉花为主体的天然纤维，但棉花产量一直停留在年产4000万担的水平上，加上棉纺织品有容易缩水、变形的缺点，因此单纯依赖棉花作为原料的纺织服装业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服装需求。1972年初，中国政府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启动了进口成套化纤生产技术设备的计划，拟从法国、日本进口四套设备，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王永华：《我国七十年代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揭秘》，《党史博采》2011年第6期。。此项计划顺利实施，到1982年，国内建成了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四川维尼纶厂等四大化纤基地，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类合成化纤，这些产品中最著名的是被国人称为“的确良”的聚酯纤维也称涤纶(polyester)。资料显示，到80年代，中国聚酯纤维的产量已占合成纤维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85年产量达到51.6万吨，远远超过了预计产量*戴孟卓：《差别化纤维的新枝》，《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1995年第1期。。“的确良”具有极优良的定形性能，强度高，弹性好，挺括结实，易洗快干，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紧俏服装面料。由于“的确良”纱线或织物经过定形后能生成平挺、褶裥等效果，并在使用中经多次洗涤仍保持形态不变，因此迅速成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喇叭裤生产的最主要布料。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处于短缺经济的生产社会，但聚酯纤维的大量产出和成本的降低已标示着一个崭新的服装消费时代的来临。喇叭裤的风行显然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它与当时中国日渐发达的城乡商品市场共同催生了消费社会的降生。一个显著的例证是：1984年—1985年正值建国35周年之际，中央下达指示让群众穿着更美一些，上海市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市妇联主任在《文汇报》上撰文“用服装美化人民生活”，干部要带头讲究穿着，鼓励人民群众穿着更漂亮一些*曾晓苹：《关于时尚变迁与中国都市消费文化的研究》，上海：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2008年硕士论文。。毫无疑问，上海发达的服装纺织业为这种引导性消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消费的拉动同时又促进服装纺织业的发展，由城市波及广大乡村的消费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标示着中国人世俗幸福生活的降临。1979年，正当喇叭裤在神州大地风靡之时，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场时装表演，表演服装款式新颖独特，色彩艳丽，唤起人们对美好世俗生活的憧憬，首次电视商业广告也应运而生，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经济特区的构想正式提出，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逐渐展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施行，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摒除消费品统购统销制度，对部分纺织品免收布票，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城乡服装消费时代的到来。作为喇叭裤主要布料来源的化纤极为畅销，1983年《北京日报》记者的调研数据表明，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当年上半年销售的的确良同比增长26.65%。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辛庄乡供销社百货商店当年前七月的化纤销量同比猛增了七倍，化纤服装销量也增加了2.1倍*《布票提前三年取消》，《北京日报》2012年10月31日。。许多年以后，当代甘肃诗人唐瀚存在《穿喇叭裤的中国——献给中国的八十年代》一诗中抒写了这种激动人心的消费景观：“想起穿喇叭裤的中国/那时，我还小/喇叭裤同其他新鲜事儿一起/在我的童年招摇//那时，雷声特别响/土地开始承包，牛羊已经分圈/庄稼人的脚底抹了油/那时，城里的抢购风潮告一段落/鸡鸭鱼肉供应俱全/老太婆早晚刷牙……”*唐瀚存：《穿喇叭裤的中国——献给中国的八十年代》，《飞天》2001年第7期。

在中国内地喇叭裤时尚的形成过程中，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侨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和澳门经济腾飞，其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吸收了大量闽粤居民迁入，同时港澳许多企业也到广东、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投资建厂，由此引致的探亲和商务浪潮使香港、澳门和内地之间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喇叭裤着装也从港澳传入东南沿海地区并迅速席卷全国。旅美作家张浩音回忆道：“大约小学三四年级的光景，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来了个‘香港阿叔’。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香港阿叔’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喇叭裤，很是时髦……这是我对香港的第一印象。长头发和喇叭裤是我对那个陌生世界的全部了解。”*张浩音：《我的香港印象》，《神州学人》1997年第6期。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甚嚣尘上的沿海民间走私风也为喇叭裤浪潮推波助澜，短缺经济时代的大量物质需求和消费欲望助长了民间违法的经济行为。一份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反走私总结报告是这样叙述那场声势浩大的民间走私活动的：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我国东南沿海刮起了一股铺天卷地的走私风。据福建省一位身临其境者描述，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在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经常达十几艘到几十艘，前往交换私货的大路走私船则多达上百艘。电子手表和尼龙布料等水货涌入内地，黄金和银元则滚滚外流。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闻名遐迩的走私货集散地。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似狂。当地的工农渔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魏运亨、罗康雄：《走私与反走私——来自浙闽粤沿海的报告》(上)，《瞭望周刊》1989年Z2期。

凭借非法途径源源不断涌入的海外纺织品显然对不断增长的喇叭裤消费需求推波助浪，与此同时，和国内长期隔绝的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踏入国门，探亲旅游、投资求学，伴之而来的个性化服装品格和喇叭裤风尚无疑助长了社会对喇叭裤着装的竞相仿效。资料表明，1977年国门初开之时，海外华侨华人入境人数猛增，1978年即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齐岳峰：《从“支那”到“中华”：家国史中的华侨沉浮》，《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3月。。此时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喇叭裤成衣及其主要布料尼龙产品的数量确实难以估计，有一篇关于福建石狮产业的新闻报道显示，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携带入境的衣服布料达到71.85万公斤，石狮涌现出650户出售侨物的“估衣摊”*傅倩倩：《石狮起伏》，《决策》2013年第11期。，由此可见当时内地对来自港澳及海外服装的旺盛需求，这种对境外布料趋之若鹜的市场追逐无疑也为那一时期喇叭裤时尚消费的历史本相提供有力的佐证。

喇叭裤成为80年代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典型表征。陶东风根据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的大众消费文化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并进而指出：80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是告别“文革”时期的极权化公共领域、确立个体主体性和回归私人领域、回归物质生活合理性的世俗文化，而90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则是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深度结合的畸形世俗文化*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与新时期个性解放思潮相一致，喇叭裤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被消解之时，它以突破服装规训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批判和否定，是对“文革”禁欲主义的反动，成为重建80年代中国世俗生活世界的有效方式。喇叭裤的出现意味着“自我”和“身体”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人们开始关注个性化的着装，肯定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这种日常的服装消费与世界性时尚紧密结合，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对感性幸福的追求。与90年代以后沉溺于个人享乐主义的大众消费文化不同，喇叭裤一方面是对有着强烈禁欲主义色彩的服装规训的一种“祛魅”，捍卫了个体自主性和独立人格，确立了追求世俗幸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结合了当时的新启蒙思想运动，推动着大众参与正常的公共领域、恢复真实的“此岸世界”，在对经济发展和思想自由的乐观渴望中体现了生活气息和民间情怀。正如叶匡政所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喇叭裤开始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变革。喇叭裤成了个性与不羁的象征，更是时尚和潮流的标志。它不仅定格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更镌刻着无数人关于改革之初人们最质朴、最真实的记忆。”*叶匡政：《1978，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环境与生活》2008年第12期。喇叭裤已具有符号消费的特征，它超越了服装消费本身，凸显了个性、开放和多元的符号价值，构成了80年代中国社会世俗化的一道景观。

【责任编辑 陈 雷】

A Literar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Witness and Memory of the Bellbottoms

CHEN Xuan-bo

The popularity of bellbottoms was a major cultural event of Chinnese society in 1970s-1980s.It brought amaz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the whole society,and became the revival of humanity and self-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life code.The historical tension between stigmatization and de-stigmatization in the bellbottoms indicated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onsumer society.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witness and remember the popularity of the bellbottoms,which provides a typical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sociology.

bellbottoms;human liberation;stigma;consumer society

2017-02-23

陈旋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及华文教育(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中华性与本土性”(12SKGC—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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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398(2017)02-015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