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芳



语言经济学的扩拓反拨及其价值融合

○黎芳

传统理论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信息、协作互通中不可或缺的媒介。然现代社会经济或将对语言实施扩拓：一是驱动语言的现代性扩张；二是经济全球化推进语言全球化；三是强势经济催生强力话语权。语言对经济发展的反拨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作用和制约作用两个方面，现代性语言的趋同发展有利于交际作用的发挥，融洽经济交往氛围，润化经济发展机制，提升经济活动效益。这亦是语言的经济价值之内涵。语言的经济价值包含三个层面：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话语权价值，作为生产资料的公共资源价值和作为人力资源的个人价值。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体化，未来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将在价值的融合中聚力新经济思维的掘进。

语言经济学；语言全球化；经济价值;价值融合

语言存在于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每一处角落，其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关联，但在较长一段历史空间里，人们对语言缺乏应有的关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因为阳光被林立的高楼遮蔽，水、空气遭受严重污染，阳光、水和空气逐渐成为稀缺的资源，不断被人们开发和包装，成为具有交易价值的流通商品。同理，语言的重要性也在经济发展的推力下彰显。随着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增速，人口流动迁移更频更快，且范围广、规模大，人际交往互动频率急升，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知。自18世纪60年代始，工业革命开始促进世界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语言与经济关系越发紧密，两者共生共融，经济决定语言的发展，而语言对经济亦具有驱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

一 经济对语言的扩拓

传统理论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信息、协作互通中不可或缺的媒介。然现代社会经济或将对语言实施扩拓：一是驱动语言的现代性扩张；二是经济全球化推进语言全球化；三是强势经济催生强力话语权。

(一)经济扩张驱动语言的现代性扩拓

语言是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产生，其帮助人们传递交流信息，完成交际活动。而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活动之一，因而语言要顺应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需与经济协同发展衍进。经济是语言扩张的最大驱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支称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国经济的强大才能保障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的协同发展与强大。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强势经济才可强化一国综合国力，从而带动语言的长足发展和扩张。经济的强势为政治的稳定持续提供物质保障，而政治是一国指南，决定国家整体发展径向。先进的政治体制能提升主体民族语的世界站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沙俄专制瓦解，社会主义替位，俄语也由此经历“语言革命”，成为当时主要国际性语言。新中国建设初期百废待兴，中苏同盟关系处于黄金时段，俄语对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冲力巨大，全民热衷学习俄语，俄语的国际地位扶摇而上。反之，如一国或一地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民众四处迁徙避难，流离分散到他乡异国，其主体语言也会因使用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势弱甚至消亡，语言扩张更是无从谈起；若一国经济滞后，政体落后，且夜郎自大，隔离先进政治理念，断绝国际往来，其语言势必被封锁固步，丧失发展空间，语言扩张受阻。如上世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原有稳固的政体格局变位，俄语人气骤降、迅速衰落，俄语交际流通范围逐年缩小，甚至被完全排斥，此况中亚地区尤甚。再如，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后期，经济滞后、政治腐化、炮火连天、民不聊生，疯狂愚昧的文字狱断送众多学者性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迫使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大量西方传教士借机登陆中国传教布道，传输西方宗教思想以及西方语言文化，制约甚至威胁到汉文化和汉语言的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促进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推进语言的发展和传播。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记录系统、书写形式和交流模式，对语言的整体发展影响深远，让语言保存形态更完整，传输通道更便捷，更新时间更迅速，传播形式更丰富。如中国造纸术的出现使文字得以长久保存，令语言摆脱了语音传播瞬时性的掣肘；印刷术的推广使语言文字得以用低廉的成本，直观便捷的形式在普通民众中流传，拓展了语言传播的覆盖面；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将世界缩变成一个“地球村”，各洲各国“村民”都可借助“互联网语言”媒介，在同一时间共享不同空间的集文本、声音、图像、动画视频于一体的信息资源。语言使用、语言结构以及不同语言间的渗透和相互影响都产生变革，英语也因此持续雄踞国际通用语地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前行的引擎。一国经济的繁盛推动国家科技发展，而先进发达的科技成果必将吸引外族他国的借鉴和吸收，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各国各族都竞相学习和研发先进的技术，而技术却依赖语言工具传承创新，因而，要学习科技强国的先进技术，必先学习该国语言，从而为其语言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经济的强势推动文化的强盛，语言是文化的符号载体，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当一国文化事业兴盛蓬勃，一方面，会对外族产生文化吸引力和号召力，外族自发学习该国语言和先进文化，从而使语言从文化发达区向文化落后区流动播散；另一方面，本族人也相应产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目的性地向外族进行文化宣传和扩散。语言是文化认同构建的核心要素，一种文化在异民族获得认可的前提就是突破语言障碍，文化的强辐射力必定带来语言扩张。19世纪前，法语能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得益于法国在欧洲的经济中心占位，其文化繁荣鼎盛，从宫廷礼仪到文学艺术，从宗教流派到哲学思潮，为欧洲各国竞相仿效，欧洲乃至地处东欧的俄国贵族皆以讲法语为荣，法语成了高贵身份的象征，法语发展达到鼎盛期。汉语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有过荣耀期。唐宋时代，中国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吸引大批邻国使节和留学生涌入中国访学，形成东亚 “汉字文化圈”。

一国经济发展为其国防军事建设提供充足的军费投入和财政支持，强劲的国家军事力量带动本族语言向他族领地扩张。历史上，统治者向来都是依仗其经济强势提携军事扩充，动用武力占领疆土，之后以语言为武器，强制性地征服当地民众。回溯世界上最先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历史证明，商品生产能力和国家经济实力要得到巨幅提升，就必须进行殖民扩张，开辟海外市场、开发原材料供应地，也因此必须依靠远洋军事保驾护航，其结果是大力推动了语言在殖民国家的扩张，如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宗主国都是利用语言工具维护殖民统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倡导世界和平，但军事威慑力强大的国家其语言的世界影响力也同步强大，俄语就是典型的例证。尽管苏联解体对俄语传播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近年俄罗斯经济复苏，发展成为“金砖五国”强劲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军事实力在世界军事强国中名列前茅，其他国家对俄语另眼相看。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考虑，美国开始鼓励国民学习俄语，并设款资助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

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教育所需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支持都需要经济的扶持。教育投入的产出是人才，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经济发达的国家都重视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扩大教育规模，这已成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教育的基础前提是语言，当今教育已步入国际化轨道，教育资源和受教育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对语言的需求大、要求高，尤其在教育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对留学目的国语言的学习必将带动留学国语言受体数量的扩充，从而加速语言的扩张。“英语热潮”不仅席卷中国，世界上很多其他非英语国家为顺应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都致力提高国民英语水平，其中各国商学院争相在“英语热潮”中发力助威。越来越多的世界顶尖商学院采用英语授课，以改革人才培养方略来提升英语学习力度，甚至连语言保护意识极强的法国高校亦在之列，如法国商学名校INSEAD、HEC、ESSEC。韩国的大学近年来也努力推动英语教学，如建于1886年的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施行了“全球化2010计划”，要求其大学新生主修至少四门英语授课课程，且其中两门课程的指导教授必须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英美国家兴盛的教育业是英语全球扩张的助力器。

经济对语言的扩张除了利用经济对政治、科技、文化、军事、教育发展的促进而间接作用于语言外，强势经济对语言强势地位的构建也极为显著，其通过贸易促动、需求拉动、生产联动、就业牵动等作用力直接影响语言的发展。英语广泛扩张乃至成为当今世界性通用语言，就是自工业革命后世界所确立的以英美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具体表征，而美式英语取代英式英语成为全球语言霸主又是另一个典型例证，证明经济对语言产生的直接作用。随着英国经济的日渐萧条与霸权地位的逐步丧失以及美国经济的日益强大，美国成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其强势经济影响下，学习美式英语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遇，更广的就业市场，更畅的贸易渠道。因此，美式英语学习需求不断扩大，全方位实现全球输出，英式英语也就逐渐陷入日薄西山的窘境。经济的强大与否对语言发展的制约作用不可小觑。

(二)经济全球化推进语言全球化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推动了强势语言的推广和扩张，并为语言走向全球化提供跳板，而语言全球化是语言扩张的最终结果和必然趋势。受经济势力的影响，某些语言被边缘化、弱化，而另一些语言则逐渐入侵他族语群，并凭借其占据的优势地位强势扩张。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把其制定的经济管理规约强势推向世界，实现经济领域的标准化，从而系紧各国间的关联纽带。要遵循经济规约，必先了解规约制定国的语言规则，语言发展势必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实现全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短，人类的跨区、跨境、跨国交际因不受时空限制而日趋频繁。不同语种的交际功能也被现代化进程催生变化，某些语种因跟不上全球化步调而面临生存危机，于是语言趋同或语言融合已主导全球语言生活的发展进路，语言从国际间的交往扩张至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尽管各语言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互动和衍化，但是经济的作用加速催化了强势语言的全球化进程，化解了语言多样性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各域的经济发展不可孤立而为，而是与外界宏观经济相依共生，人们需要冲破原有地理空间，改变局囿于同族或同语群内部间的互动局面，与不同语族进行交流和沟通，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广泛盈利。

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了语言强势国家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各族文化的共融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推进的必要因素。通过频繁的经济交往，人们往往会逐渐适应不同族文化的“共同在场”。生活方式上，文化的融合表现为大众文化的趋同，价值观上，则表现为市场观念的趋同。而这种文化和价值的认同会促进强势语言的同化进程。

英语成为当今各国实现国际交往的语言工具。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英语是国际协议、经济合同等文本选择的第一语言。英语也是国际互联网上传递信息的通用语言。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将英语全球化推向新高度。虽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仅十多个，但全球超过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在内)已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推广教学。从交际方式而言，英语现今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深刻反映了英语对他族语言的渗透和影响，其伴随着生产要素、文化产品以及其他无形物质的流动散播而无形扩张，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通用语。

英语的全球化虽对其他语言有强大的渗透作用，但也产生对他族语言的移借或转用，具有“语言大熔炉”的特质，这是语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也是英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要因。在人口流动频密的今天，移民携带的原有文化烙印和民族归属对移民国的文化冲击或强或弱都存在，当移民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不可避免形成移民语言而影响英语的纯度，长此以往将触发英语的演变。英语倚其强大国家经济作为支承占据文化优势地位，其对他族语言的移借或转用表面上有文化减损的作用，实却对自身语言体系产生丰富和增补效能，利于英语全球化的深化。

(三)强势经济催生强力话语权

知名符号学家巴赫金认为语言和话语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语言是话语表达的方式，当一种语言在其他语群普及时，说明其他语种人群为了能与话语者有效沟通或充分理解说话者目的，自愿或被动接受话语主体国构建的规约和体系。话语包含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能体现出说话者与对话者的权力关系。

最先揭示权力与话语关系的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福柯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以法国大革命中法语地位上升，变为官方语言为例阐明“语言是国家体制担保下的符号权力产物，语言的推广和传播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张天宇、周桂君：《英语语言推广的权力之争》，《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此外，布迪厄指出，语言的运用或语言的表达都体现了权力的运作，在交流过程形成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语言市场”。每种语言市场受一定规则制约，该规则决定话语的价格，因而语言交换可被视为一种经济交换关系，类似于经济市场中的并购行为，语言市场也存在合法官方语言吞并或主导非主流边缘语言，强势语种排挤或侵蚀弱势语种，如同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语言的价值也随权力关系的变更而变动。

话语权是指话语包含的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是语言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语言是话语权的行使工具。利用不同语种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意即语言主体国在实施话语权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占有相应优势地位。

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话语权呈非均衡性分布。掌握国际话语权就相当于对国际事务和国际事件有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有制定权，对是非曲直有评议权和裁判权，在国际关系中享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国际话语权涉及话语实施者，话语的内容、对象、平台以及话语反馈。一战前，美国将不平等的话语权观推向极端，从“唯英语独尊”的语言政策可见一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宣称，美国只有容纳英语的空间，“语言大熔炉”的人都是具有美国国民性的美国人，这意味着宣布讲其他语言的人丧失话语权。*衣长军：《海外新华侨人社团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美国从二战后至今的七十余年间，一国的经济总量几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不论是经济数量还是经济质量，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毋庸置疑是当今头号经济强国，国际话语权“最强音”。现今的英语全球化进程是以美国统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衍生品为主导，依托强大的硬实力使美国成为世界话语体系的核心，在众多领域握有话语霸权。如美国组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联合国，承担着联合国的绝大部分会费，作为出资人，自然有理由享用更多话语权，其同时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G20国集团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主角。以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为话语内容，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新闻媒体、国际会议、援助活动、国际经济峰会等为话语平台，美国建立了良好的话语权架构。美国的信念、价值、法制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追捧的样板，得到世界较高程度的支持和认同，其国际地位首屈一指。此外，美国还善于利用其他各类资源，如和平队、慈善家、智库、美剧等，在国际话语权中赢得主动的同时也巩固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全球地位。

由此可见，一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有助于该国掌握国际话语权，使行使话语权所用的工具——语言得到强势发展。同样，对于非经济强国而言，其语言国际影响力薄弱有限。尽管从语言学角度而言，语言没有高低贵贱、先进落后之分，在现实社会中，语言的发展却被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强制力所主导。落后的经济体无力建设让其语言得到发声的平台，更毋须说获得话语反馈。在面对强大的话语实施者时，语言的级差现象就凸显，经济发达国家的民族语言得到广泛使用，而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语言会遭受同化和侵蚀，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体系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方言也产生同样的强势影响，致其受到歧视或制约。

二 语言对经济的反拨

经济与语言的作用是相互的，经济对语言发展施加决定性的外力作用，反之，语言也会反拨经济的发展。人类语言的形成期是渔猎采集期，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士特(F.List)认为经济活动的初始阶段是渔猎时期。*李士特：《国家经济语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人类的语言与经济可谓同出一源，都是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两者紧密关联。语言对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进程。*李江伟：《晚清幼童留美起讫因由及其影响刍论》，《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一)语言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

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离不开语言，而作为人类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也不例外，需要语言来组织和开展经济活动。没有语言为介，人类将无法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因此说语言是意义交流的符号工具，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载体。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包括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的语言是贯穿经济活动流程的纽带。

广义上，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原材料的设计、购买、投入到成品出产以及售后服务，涉及整个流程的衔接与协调，必然需要借助语言进行沟通与合作，尤其是当前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产品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界流动，语言的作用强力彰显。

分配是指把生产资料分给生产者或消费资料分给消费者，需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规约下进行，而社会制度的生成与语言及语言的运用紧密关联，种种制度和规范依赖语言存在，语言是制度生存的载体，制度需用语言来界定、表述和呈现。换言之，正如市场交换需要货币中介一样，制度规则的存在需要语言作为媒介来实现。

交换既包含生产过程中人们活动或能力的交换，又包含一般产品或商品的交换，其贯穿生产过程、分配环节以及消费领域。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发展，社会经济生活高度依赖交换和交换范围的扩展。交换主体间的互动频率变高，语言运用的频度、广度及需求程度也相应提升。如缺少语言这一交际工具，交换将无法顺利进展，甚至终止。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环节，指的是人们购买社会商品或服务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涵盖消费者需求的诱因、购买行为、消费方式，关涉复杂的选择或决策过程。其中，语言对消费过程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前，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促使消费发生，完成经济活动的最终一环。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言语的内化作用影响人的思维，进而影响受体的经济决策。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广告语言、商标品牌等营销方式，其通过改变语言的表达方式或呈现形式，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直至做出购买决定。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对经济活动可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旦缺失语言这一最基本的要素，商品和服务无法被消费者知晓，更不用说激发其购买欲望或导致购买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经济活动对语言高度依赖，语言是经济活动发生的前提和经济活动信息的基本载体，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都离不开语言。

(二)语言是经济发展的动态折射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为社会发展服务，反映和记载社会发展和变迁，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写照。作为驱动社会前进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也是语言反映的对象。因此，语言的发展可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语言的核心要素是表现符号，而语言符号是能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和所指(事物的本身概念)的联合产物，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非自然的，因而语言具有任意性。正因为这一特征，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语言对于同一个所指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人们根据自身认知能力集体约定俗成的结果。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取得巨大进展时，各类新事物会不断萌发，人们自然会用新的表现符号指代新生事物，因此我们可透过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概念观测社会的动态发展状况。

从历时角度来看，同一语言体系中，语言的变迁见证社会经济的发展，语言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经济生活决定了人们思维和意识的范围，语言所指代的事物均与谷物粮食有关，主要因为当时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当人类前进到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各种加工技术的广泛普及导致语言中产生大量相关表现符号以适应社会工业化进程；在当今后工业时代，国家经济以服务和加工为主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为主导力，如贸易、金融、房地产、卫生医疗、科学研究等，其中信息技术与科学知识是关键变量，信息化产物需要有相应的语言来描述和反映，语言范畴不断拓展和语言内容不断丰富。从人们解决内急场所的称谓变化也可窥见一二。过去，人们称之为茅厕，意指茅草堆砌的厕所，是由当时简单的社会经济决定的，其功能仅限于方便的时候遮羞；后来，人们改称为卫生间，说明人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且经济状况允许人们用建筑材料搭建成房屋，提供一个卫生干净的场所；现今，人们普遍称洗手间，名字含蓄，场所也变得洁净宽敞和人性化，甚至有星级之分，高档的场所提供先进的厕所设施以及星级厕所服务，等等。这足以证明语言能度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此外，汉语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变化也是一个充分的佐证。美国唐人街历经几代移民的变迁，交流用语从最初的台山话转变成粤语，现在逐渐被普通话取代，成为华人交流的主要用语，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是移民来源地的差异。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内地居民移民美国的人数占华人总量的绝大部分，因而改写了粤语主宰美国唐人街的历史。现在中国移民的语言生活状况说明唐人街的华人以中国内陆人居多，此也从侧面说明内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已逐渐赶上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普通话地位的不断提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不断攀升。

从共时角度看，不同的语言体系中，不同语言的地位折射出不同国家或民族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语言体系反映经济时代特征的表现符号越丰富。在经济富裕的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人们的交往形式、范围、手段以及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也势必带来其所用语言对其他语言形式的影响和革新。如汉语中有关计算机的术语基本上是转借或直接引用英语中的表达方式，如CPU、Windows、Excel等，其原因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诞生在美国，作为率先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国家，站在信息时代的最前沿，其语言统领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语言，并侵入到他族语系。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贞观之治”的唐代兴盛时期，灿烂的文化孕育出丰富的语言，吸引邻国使节和留学生纷至沓来，尤其是对当时日本的影响，从日语的外来语即可窥见唐朝经济鼎盛的局面。此外，即便是同一语言体系，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可通过其语言的普及程度表征出来，如英语的两种语言变体——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世界上的语言地位差异也可衡量英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差别。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语言的主要驱动力，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又决定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因而语言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语言的表现符号可忠实记录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承载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成果，是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简言之，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也可反映各国经济力的世界市场份额。

(三)语言对经济的反拨效应

语言对经济发展的反拨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消极的制约作用。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来看，语言的趋同发展有利于交际作用的发挥，共同的语言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融洽经济交往的氛围，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然而语言都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约定的语言规则和符号体系，当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了人际交往范围时，语言的同化发展成为新的交往体系的要求和必然选择。反之，语言的多样化妨碍了人们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制约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英语为例，英语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在外交、经贸、科技、教育等众多国际领域和场合是第一大语言，为母语是英语的国家带来直接而显著的经济效益，促进了英语国家经济的积极发展，甚至惠及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民族语言非英语的国家。如印度就受益于国家早期发达的英语普及教育所带来的语言优势，该优势使其在IT业占据国际软件业的领先地位，在IT业尚未全球兴起时就已向众多英语国家输出IT产品。相应，非英语国家和民族为融入英语国家构建的世界语言体系，不得不投入高额的语言学习资金来培养国际型人才，打造对外交流平台，其为国际交往增投了额外成本。此类国家无法拒绝英语全球通用的现实，否则将被孤立，无法获得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滞后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或在国际交往中蒙受比投资学习英语更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可知，英语全球化对英语国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从语言的思维功能来看，语言是人类的思维载体，不同的语群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这一载体特性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学者基思·陈(Keith Chen)认为，德国人尊崇节俭和金融纪律，美国人无法说服中国人多消费少储蓄，希腊人不考虑明天的存在而疯狂用钱等原因归结于语言，全因讲不同语言的人对时间概念不一所致；英语和希腊语的未来时间参照FTR强，而汉语的FTR比较弱，认为未来并不太遥远，因而FTR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经济学行为和决策，进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同后果。根据基思·陈的论断稍加推理，如果希腊人像中国人一样，善于规划未来，或可避免沉重的债务危机。此外，语言差异也是导致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因素。欧盟为保护其文化多元化共存的局面，不但在进行国家间交流时要支付大笔翻译费用，而且需承担翻译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引发翻译失误而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

从语言自身角度，语言的某些特质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如语言自身能构成人力资源的一部分，被投入经济建设。语言自身具有产业性特征和经济价值，能集结发展成语言产业，为一国或地区带来经济效益，成为经济的增长点。语言是一种信息工具，经济活动需要借用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交换，因而语言使用的效率和得体成为经济的利益点，广告语言就是充分利用语言满足经济运行的需求的典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会致使部分人出于经济、意识形态等目的而随意篡改词语的意义，操纵人心，语言的交际功能遭到破坏，无法传递真实信息，即产生所谓“语言腐败”现象，给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三 语言经济的价值表征

国际交往类型繁多，按照交往的不同主体可分为国家层级，民族团体层级和个人层面。按照交往的范畴，有政治交往、经济交往，也有文化交往等。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特性。语言通过交换产生价值，其中语言交换可被视为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当语言运用于交往活动中，能够产生效益，尤其是在各类经济活动中体现出语言的经济价值。语言的经济价值包含三个层面：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话语权价值，作为生产资料的公共资源价值和作为人力资源的个人价值。*张卫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经济价值

“语言具有软实力属性”这一命题是成立的。*王越、吕美嘉：《语言软实力发展新模式与路径创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每个国家都有主体民族语言，其语言越是强势，表明国家的软实力也越强大，而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经济的强势催生出强有力的话语权，国家的软实力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同向密切关联的，软实力的消长、发挥和实现总是以国家经济等硬实力为基础和后盾，而经济的持续强盛又依赖于软实力的维护和支持。

历史事实力证了语言的软实力属性具有话语权价值。古罗马在共和的理念上迎来发展全盛时期，其凭借强大的军事硬实力扩大国家版图，输出拉丁文化，造就了拉丁语在欧洲的“超级语言”地位，从保存至今的科学文献，如牛顿用拉丁语发表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以及罗马文明的痕迹来看，拉丁语是古代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心语，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从而获得相应的价值。英美的崛起缔造了英语的话语霸权地位——共同的语言、雷同的文化、相似的价值观，派生出种族、体制、文明与文化的优越感，拥有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治理权，抢占着国际标准和制度的制高点，成为各种博弈的赢家和最大获利者。当前，新兴大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尤其是中国表现强劲，其发展模式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某种意义上挑战了西方世界的原有体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如全球掀起“汉语热”浪潮，中国在大型峰会中发声倡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加入G20并取代G8等，中国在经济等硬实力强大的基础上逐步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国家软实力不断攀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利益在世界利益市场中的权重，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话语权事实上体现为国家层面上该语言的经济价值。它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环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不可估量。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是该语言代表的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地球演变成一个紧密耦合村庄的今天，经济活动更是国际交往最活跃的组成部分，经济强国往往占有全球更大的经济份额，这意味着强大的经济话语权。在经济话语权更加强大的同时，其他领域的话语权也协同强大，共同作用于国家软实力的整体提升，并不断强化语言的推广与使用，发挥语言的经济力量，使语言的价值不断提升。

(二)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

语言作为沟通与思维载体的工具，决定了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能被转化成生产力以及文化产品，创造出经济效益和价值。语言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需要说话者(劳动力)与语言作为工具所承载的文化和信息内容(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使交往双方达到预期目的，体现语言价值。

在特殊的经济活动领域中，语言和语言知识具有生产资料的性质，既是劳动工具又是劳动对象。如语言教育培训活动，语言知识和语言教育方法是教师具备的资本，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劳动对象)，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学生获得了语言知识且将其内化为语言能力。在此过程中，同时涉及其他一系列生产资料，如语言教学设施、书籍材料、考试评估活动等，可集结形成具有明显经济活动性质的语言教育产业，为社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

国家间贸易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根据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技术、信息、管理、知识等无形的“软件”要素愈发成为现代贸易形成的基础，决定着一国在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的格局。这些新要素与语言的关系尤为密切：技术标准的制定；信息的高效传递、处理和反馈；管理的协调与运作；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均建立在语言使用的基础上，因此，语言在国际贸易中可被视作最基础的生产要素，掌握通用语言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优势，通用语的使用能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贸易成本，带来经济效益。

如何最大化体现语言作为基础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关键在于国际贸易中语种的选择。根据交往理论，若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能达成协议选择使用同一语言，则可有效降低交往成本，实现顺利协商和沟通，从而转为交往收益，并存在刺激累积性交往的可能，从而形成稳定而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实现双赢互利。

(三)作为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人力资本的概念源自人的经济价值思想。人力资本依附于人，通过一定的投资获取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技术等，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内生变量和原动力，具有可投资性和增值收益性。对个人而言，对语言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无可比拟的经济价值。

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理论中，语言与劳动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已得到大量实证支持。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差距与语言密切相关，关键原因是语言技能这种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有市场需求，且获取一门语言技能是一项高投入且耗时久的投资。

语言能力是后天获得的，人们掌握母语本身就是一种高成本的投资，如能充分利用母语技巧，高质高效完成某项任务，必然会给个人或企业带来可观效益。当人们受到母语以外的语言预期效益激励时，会考虑对第二语言或多语的投资，发挥语言人力资本的增值性特征，增加语言资本存量，实现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从而为自己在有多语需求的环境中赢得核心竞争力，获得高薪岗位、高层地位或其他方面的优先权等实际利益，甚至还可为企业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创造长期效益。个人高水平的语言能力还会惠及周围人群和下一代，一方面是对周围人产生示范和激励的效益，进而促进整体语言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往往能提高个人收入，从而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优裕的经济基础，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和平台。

由上述可知，语言作为人力资本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直接作用于个人，带来实际的直接产出，表面上是一种微观层次的价值观，但置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环境时，微观的个人价值则会加合成宏观的经济价值。当前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语言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激发人们向复合型人才转型，即不断学习语言知识，以捕捉全球最新动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通过交流加速各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最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成宏观价值效应。

四 语言学中的经济博弈与融合

语言学具有博弈性，通过与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进行比照，学者们尝试将博弈理论引进语言学中，并且逐步实现语言的融合。语言融合是语言动态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见之：Breton首次提出了共同语言发展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原理表述为：假设一个群体由n个村落组成，并且每个村落的语言不尽相同，那么在何种条件这n个村落的人可以共同交流，同时确保付出的成本最小？Breton运用博弈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只有当n个村落共同学习同一种语言时，各个村落才能够达成共同交流，实现语言融合，且产生的成本是最低的。虽然Breton从整体上解决了语言规划问题，但该模型大大简化了语言的学习成本、语言环境以及各个村落之间交流效用的大小，从而无法刻画当前国际语言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结合当前国际语言的发展态势和经济状况，对语言的学习成本、语言环境及各个村落之间的交流效用进行一系列定性定量的假定，构建国际语言博弈的纳什均衡模型。假设有四个国家a，b，c，d，每国使用不同种语言，其语言依次为A，B，C，D，各国学习任何一种外语的成本为1，另外这四个国家任何两国能够相互交流，且产生的经济效用均为20。根据Breton的共同语言发展理论，四个国家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是它们一起学习同一种外语e语，获取的经济效用为16，而利用规划配置能使这个效用变得更大，也就是任意三个国家都去学习余下一国的语言，四个国家最终实现语言融合获得的经济效用将达到17。可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难以发生，缘于政治文化的因素，任何三个国家都不乐意让剩余一国的语言成为共同的语言。实际上各国之间的语言经济情况比这些要复杂得多，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大国常常借助经济利益引诱小国去学习大国的语言，小国考虑到经济利益，也愿意去学习大国的语言，反过来，小国用经济利益诱使大国去学习小国语言的现象则极少发生。关于大国权衡经济利益去学习小国语言的情况如何利用博弈模型去分析呢？接下来，依然以四国为例，假设a国的经济实力最强，b国次之，c国第三，d国最弱，并且这四个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a国的经济实力最强，于是它得到经济效用是最大的，依次类推，b国的经济效用次之，c国第三，d国最少。假设任何一个国家学习任意一门外语的成本仍是1，在自由贸易下各国获得的经济效用分别是10，5，3，2。如果不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那么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动态的纳什均衡，具体是a国为了追求贸易自由化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是10，b国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5，c国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为3，d国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是2。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这四个国家会任意选择一个国家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其他三个国家都去学习这种语言，而作为通用语言的国家会将自身节省的语言学习成本1分摊给四个国家，使得四个国家的总收益为1，各国的净收益情况是a国为9.25，b国为4.25，c国为3.25，d国为2.25。但是倘若a国离开这个自由贸易圈，那他面临的损失为9.25，其他三个国家的亏损只有1.75，为此其他三个国家会相互合作并与a国谈判迫使a国把净收益分出一部分给他们，最终达到四国语言博弈的纳什均衡，此时，a国获得的经济效用为8.5(17*(10/20))，b国获得经济的效用为4.25(17*(5/20))，c国获得的经济效用为2.55(17*(3/20))，d国获得的经济效用是1.7(17*(2/20))。达成纳什均衡的同时，四个国家都选择a国作为共同语言，亦实现了语言的融合，从而提升各国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考虑政治和文化的辐射作用，大国通常愿意支付更大的利益引诱他国去学习本国的语言，这一点也充分解释了英语的世界霸主地位。

Rubinstein揭开了语言内部结构在据点均衡模型中的黑箱子。他认为存在某种最有效的线性二元关系用来描述人的思维或语言结构，即只有当人类语言思维中的元素呈现为线性的二元关系时，该系统才能使语言的运用者在各种情况下判别出语言全集中的任一子集中包含的任意元素，为了表述这些元素，线性二元关系成为最佳表现形式。Rubinstein首次从集合和函数视角研究了据点均衡模型中语言的内部结构。然而，不足的是Rubinstein仅从静态角度探索语言的内部结构，难以揭示语言自身的变迁路径和发展规律，事实上语言内部各元素的地位并非平等，容易出现高频词或一词多义现象。不仅如此，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到自身语言知识水平的局限性，往往会引起一些语言元素的学习和运用体现出网络外部性，也就是说，语言元素的使用次数越多，其使用频率亦会越高，这是语言内部的微观结构。此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多种语言之间可能具有类似的相关关系，例如普通话与闽南话、普通话与粤语之间的据点均衡作用满足Rubinstein的二元线性关系，可以实现局部的据点均衡。但是，国际上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演变路径不一定满足Rubinstein的二元线性关系，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语言网络外部性表现得特别凸显，此时各个语言元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即元素的使用频率会因使用次数的增加而提高，按照概率论推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未来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将在价值的融合中求同存异。

博弈论能够阐释语言的经济效用规律，每一种语言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具有结构属性和交际属性，因此，这两种属性与语言最终实现的经济效用条件一定有关。语言学作为一门多元学科，人类的生活与语言息息相关，所有基于各个视角来探索语言本身的规律与以语言为出发点去分析其对相关方面的作用是研究各类学科的必经之道。

【责任编辑 龚桂明】

The Expansion and Backwash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and Its Value Fusion

LI Fang

Traditional theory holds that language is an indispensable medium for peop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However,the modern social economy is to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language:to drive the expansion of the modernity of language;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strong economy generates powerful discourse.The backwash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promoting and restricting.The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nguage is conducive to communication,harmonize economic intercourse atmosphere,smoothe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enhance economic efficiency,which is als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language.The economic value of language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the value of the discourse power as the country’s soft power;the value of public resources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the individual value as human resource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world will be integrated to explore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value fusion.

linguistic economics;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value fusion

2017-03-12

黎芳，长沙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副教授，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湖南 长沙 41002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外经贸英语教育研究”(13WLH0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语言在对外交往中的经济价值研究”(16C0143)；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ZD1601087)

F08；H0-0

A

1006-1398(2017)02-00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