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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撷珍 嘉惠学人——基于古籍保护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

2017-02-24何燕华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11期
关键词:全图书目古籍

何燕华



坤舆撷珍 嘉惠学人——基于古籍保护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

何燕华

(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项目持续了两年多,此间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核心内涵,即摸清家底、优化服务、有效保护,紧密结合。通过整理掌握了馆藏舆图文献种类齐全,版本价值高等存藏特点;在对馆藏舆图实物整理基础上对以往错谬的著录内容加以修正,鉴别厘定已有的数字化成果;根据实际需要对馆藏舆图实施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馆藏古文献整理;舆图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07]6号),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内容包括;对全国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对古籍的分级管理与保护;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改善古籍的存藏环境;培养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特别是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建设中华古籍保护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国家层面推进的中华古文献保护措施。就其内容而言,它体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宏观实施范畴。而作为某一具体的收藏单位,其每项古籍业务工作均应体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五项内容的核心内涵,即摸清家底、优化服务、有效保护。摸清家底就是通过整理掌握馆藏某一类特定古文献的数量、品质,及在各类型图书馆中的收藏地位等特征;优化服务是在对馆藏古文献整理基础上对以往错谬的著录内容加以修正,以及对以往形成的数字化成果加以鉴别厘定,为以后向读者提供准确优质的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有效保护则是根据某一特定类型古文献的存藏状态和数字化程度实施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

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自2007年起就有计划地把整理编辑影印特定类型的善本古籍纳入馆藏古文献保护工作的重点,并将其运作步骤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核心内涵紧密结合。本文基于对馆藏舆图的实际整理,明晰该类型文献的总体收藏特征;以优化服务为目的,梳理以往整理成果,对已有成果中的错谬内容加一更正;以及对该批舆图中的破损者实施修复和数字化补充扫描提取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对馆藏舆图的梳理工作在此之前做过两次,一次是在2004年,为科技部的舆图数据库项目提供数据支持,我们将六百多种舆图按其著录要求,将题名、责任者、绘制或出版年代等事项填入表格,并形成电子版提交给科技部舆图项目数据库。此项目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提交完整著录格式的书目数据,包括复本在内共计1000余条。另一次的舆图梳理工作持续时间较长,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前期先将舆图数字化,后来为“大清史”的编撰提供清代舆图扫描数据。两次梳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物、扫描数据和所提交的书目数据没有做到对应核实。所以从实际需求上看两次梳理不仅于读者提高对馆藏舆图信息的识别度没有多大帮助,而且也对业务人员了解馆藏舆图存储规模和收藏状况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本次整理的目的是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因此必须做到馆藏舆图实物与书目数据和扫描数据逐一匹配,对未曾数字化的舆图进行扫描。所有馆藏舆图真正做到准确著录,并有TIF、JPG两种格式的数据与之对应。通过两年多的详细整理,我们了解并掌握了馆藏舆图的基本特征。

(一)种类齐全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舆图内容包括了古今中外各种形制舆图。究其原因,现今的馆藏是继承了老北大和老燕大的收藏,而当初两校图书馆在舆图入藏标准上各有侧重,前者着重收藏中国人自己编绘印制的舆图,后者则将西方人编制出版的舆图作为入藏重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两校图书馆所收各具特色的舆图合为一体,而从编制者的角度看,则中外皆备。除此之外,种类齐全这一收藏特点还体现在舆图文献的本身。首先,馆藏舆图的版本类别除常见的刻本外,还包括彩印本、石印本等不同形式的印本,以及各种彩绘本、拓片,甚至是照片。而馆藏舆图的装帧形式更是多样,多数绘本采用折装、经折装、毛装、平装及片叶式等。卷轴装舆图则多由片叶式裱制改装而成。馆藏舆图在绘制方法上包括了写景法、晕滃法、晕渲法、等高线法及分层设色法等。种类齐全这一特点还体现在馆藏舆图内容的丰富上。从内容上区分,舆图可分基本舆图和专题舆图。前者包括皇朝一统图、坤舆全图、广舆图等;后者则包括各朝行政区划图、历史沿革图、地理地貌图、湖河流域图、业务区域图、物产分布图和军事地图等。

(二)版本价值高

谈及古文献的价值,古书可有善本与非善本之分。而舆图由于存世少,则有“物以稀为贵”的说法,因此国家图书馆将所有舆图全部入藏善本库,并未划分善本与非善本。此次舆图汇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第一次对舆图进行的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善始善终的整理。收录范围以1949年以前的中文古旧地图为主,共汇集652种。其中官绘本府州县与图、河流水利图、海防边防图,以及道路里程图、名胜古迹图等,都颇具特色。这当中的一些稀见明代手绘本舆图颇为珍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如馆藏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彩绘本《巩昌分属图说》、明万历间(1575-1619)彩绘本《平番得胜图卷》、明万历十五年(1587)墨绘设色本《毛卜刺堡图》、《横城堡图》皆鲜为世人所知。再如清乾隆年间《避暑山庄全景图》巨幅绘本两种,一为彩绘,一为纸本墨色,反映乾隆时期避暑山庄的布局。清朝舆图中也不乏比较珍贵的绘本图,如康熙年间李桧绘制,由59幅彩绘图组成的《云南临安府全图》;康熙间(1685-1687)绘制,由26幅彩绘图组成的《肇庆府属州县图说》,均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馆编修《大清一统志》,谕各省将阨塞山川、城池道路、风土人物画成地图呈送时期的作品。这类清代前期的地图集,除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保存着形式与画法均同肇庆府属州县图说相近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由禹之鼎绘制的《广州府属十四州县分图册》残本外,世间很少有收藏。在绘本之外,一些罕见的刻本亦十分难得。如清阿弥达编制的《河源图》,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刻本,全图分切五轴,图中所绘为黄河上游地形,图之上方有满汉对照的修纂原由及御制河源诗一首,并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印。该图原藏宫中,为孤品。此外,一批由“大德陆军参谋处测量部”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制,彩色印制的系列地形图,反映我国直隶、山东地区府县地形地貌的情况,构建了成套系列化中国近代地图文献收藏的完整性。综合以上特点再经了解,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存藏舆图可成规模者首推国家图书馆,该馆其《舆图要录》收馆藏舆图6827种,该馆以京师图书馆筹建时所接收的内阁大库珍藏的百余种明清绘本地图为基础,经余百年的不懈努力,成为国内舆图收藏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公藏单位。位居第二的上海图书馆则是以大量收藏民国年间编制的地图为主要特色,共六千余种。而位居第三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则虽然在总量上远不及国图和上图,但在舆图的品种上则比上图所藏丰富,可谓中外具收,古今皆备。

本次以影印出版为目的的馆藏舆图整理是基于将馆藏实物和相关书目数据与扫描数据一一对应,而根据实物发现并修正原有各种书目著录中的错谬则是本次业务整理工作的重点。

原有书目数据出现错谬,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初根据实物著录时,编目人员对有些舆图的内容形式判断出现误差,导致某些著录内容不正确。二是由于手工编目阶段著录款目形成不甚完备,机器录入阶段对所缺事项进行补充时,编目人员或未见原物而根据其他著录事项推断而导致该字段内容的失实,或因编目员本身水平有限而造成错谬。三是某些读者在未与馆藏实物核实的情况下,贸然引用原有书目记录,造成馆藏舆图数据谬种流传。错误的内容不仅在书目数据库中存在,而且在所谓的研究性著作中也时有出现。如:

《北京城图》,原著录:

年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

尺寸:纵114厘米,横88厘米

佚名绘,硬纸折装,无比例尺,有经纬线。此图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敕绘的《皇舆全览图》彩绘本分图之一……

错谬疏漏之处:

1.内容著录不完整,即无版本形态项。

2.绘制年代错误,非康熙朝绘,图中“寗”字乃避道光讳而改写。

3.图名为考释而出,当加“[ ]”。

正确的著录数据:

SB/981.211/1046

[北京城图]

清后期(1821-1900)墨绘着色本,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舆全览图》彩绘分幅版摹本,2折册拼合1幅,图幅尺寸:纵114、横88厘米。

相同形制的舆图还有《盛京全图》、《河套图》、《口外诸王图》、《山东全图》、《江西全图》、《浙江全图》、《山西全图》、《陕西全图》、《哈密全图》、《四川全图》、《云南全图》、《贵州全图》、《福建全图》、《广东全图》、《黄河发源图》、《金沙江源澜沧江源图》、《岷江源打冲河源图》等,亦属《皇舆全览图》系列,且绘制年代均著录“康熙五十八年(1719)”,现均更正为清后期(1821-1900)墨绘着色本,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舆全览图》彩绘分幅版摹本。

《清朝舆地全图·国朝天下舆地全图》、《清朝舆地全图·盛京兴京统图》、《清朝舆地全图·直隶》、《清朝舆地全图·江苏》、《清朝舆地全图·安徽》、《清朝舆地全图·江西》、《清朝舆地全图·浙江》、《清朝舆地全图·福建》、《清朝舆地全图·湖北》、《清朝舆地全图·湖南》、《清朝舆地全图·河南》、《清朝舆地全图·山东》、《清朝舆地全图·甘肃》、《清朝舆地全图·广东》、《清朝舆地全图·陕西》、《清朝舆地全图·广西》、《清朝舆地全图·云南》、《清朝舆地全图·贵州》、《清朝舆地全图·新疆》。

以上所记19幅舆图,实为《清朝舆地全图》之零种,然北大馆书目系统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中均以各零种题名为标目进行著录,且注明绘制年代为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1763)。另,大多记“佚名绘,纸本设色,经折装,无比例尺”等。细观丛图,则又有“寗”字为避讳而缺笔。在“四川”一图中,已有绥定府出现,而达州升绥定府则在清嘉庆六年(1801)。可断该系列舆图的绘制年代非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1763),应在清嘉庆年间。于是将书目著录内容修正如下:

SB/981.2/3474

清朝舆地全图

清道光间(1821-1850)彩绘本,1折册,含21幅,每幅图各具图题;图幅尺寸:纵26、横30厘米。

包括:国朝天下舆地全图、盛京兴京统图、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陕西、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

在纠正书目数据错谬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对以往相关工作成果的梳理与补充。如本文开篇所述,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两次对馆藏舆图的梳理没有一次是善始善终的整理工作,而后者的舆图数字化工作,由于缺乏基本的逻辑思考与系统管理,更是造成了有很多馆藏舆图目录、实物和两种格式的扫描数据无法做到一一对应。这为以后开展以数字化为核心的读者服务工作埋下了一定的业务隐患。对此我们在这次的整理工作中首先确定对原有的相关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

首先我们从为读者提供阅览服务的舆图数据入手,得到309种,4853个数据,全部为JPG格式,由于影印出版需要TIF格式的数据,因此要在已扫描的舆图数据光盘中查找相应的数据。而光盘盒上没有标记索书号和中文题名,仅有一些缩写字母,所以只能逐一打开读取数据,再按图中的信息,如题名、关键词、出版信息等到秘籍琳琅书目数据库中检索,并与JPG格式的舆图对照匹配。在查找第一批TIF格式光盘数据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有246种,3741个数据是阅览室中的JPG数据所没有的,于是将检索出的书目记录编成目录,再取出实物逐一核对。在核对实物时又发现很多馆藏舆图根本就没有扫描,也就是两种格式的数据均没有,我们将原图提出进行补扫或补拍。比如,在清点储藏在樟木轴柜里的舆图时,我们发现59种舆图没有提取过数据,其中挑出大幅面的交由出版社拍照,普通尺寸由本馆扫描;我们在对未编库进行清理时,发现未编舆图139种,交编目业务人员优先编目后由编辑部拍照提取数据。

在将书目数据与舆图实物和扫描数据进行三方核对时又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情况,经业务人员的认真梳理均得到圆满解决。现举例记述。

因索书号录入错误造成有数据而未见实物。《华夷建置》,当时索书号为X/981.201/4903。核对实物未见,经查清点帐亦显示“未见”,但光盘中确有扫描数据。在核对X/981.261/4903《新疆地图》时,书目数据库显示有图七幅,但子目只有六幅。调实物,欲与扫描数据核对,展开则发现《华夷建置》就在其中,且登录号与其他六幅均是71556,为《新疆地图》中之一种,而书目数据库中的六个子目也正无《华夷建置》。由此推测:当时编目员在录入子目时误把索书号X/981.261/4903录为X/981.201/4903。

扫描数据与书目数据揭示不符。在核对阅览室舆图的数据中发现,编号为94的《奉天全省輿圖》,按目录所标架号Y/3076.1/5513取出的实物虽是同名舆图,但藏章却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而光盘数据中则是红色“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经仔细核查,发现扫描数据与目录揭示内容不符,扫描数据内容是排架号为X/981.241/1042的光绪二十年(1876)刻本,而Y/3076.1/5513所记则是民国石印本。

一书重复编目造成实物标注混乱。如X/981.2/4764《中華民國最新分省地圖:附索引》,清点帐注“未见书”。核对实物时发现此书被重复编目,原登录号103137,重复编目后登录号为0212975。又如《日本分县地图》共52幅,原数据库中显示有两条记录,北大、燕大各有一部,索书号分别为X/982.12/4282和M/3418/4428,细勘实物则发现,索书号为X/982.12/4282的舆图实为燕大旧藏,因为在其扉页上还留有M/3418/4428的索书号和26022的登录号。由此推断,在第二次舆图梳理扫描后,编目员先把此书放到了未编书库,而后又误将其重新编目。

在本次整理中,我们从修正各种错谬书目数据入手,将书目数据、扫描数据、馆藏实物三者核实无误,其目的是为以后开展的读者舆图查询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向读者提供可靠畅通的馆藏舆图检索和使用的路径。

在古籍保护概念中,原生性保护是对馆藏破损古文献进行可逆性的手工修复,是古籍保护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关键步骤,和主要的支撑内容。在对馆藏舆图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将原生性保护贯穿始终。因为对馆藏破损舆图我们必须经过修复后才能扫描或照相,进入提取数字影像阶段,而我们的馆藏古文献破损率是在35%左右,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破损级次又有重度破损、中度破损和轻度破损。

此次大修舆图共计35种,140幅,其中有四种为册页装共九册。小修小补未统计。在所修的35种舆图中有轻度破损九幅,其中:

修复编号为2015-006的《邢西德胜图》一幅,原始尺寸182cm×106cm。破损情况记,“彩色绘纸本,镜芯(横)右侧横向一道裂口你,右侧部分缺损,红色纸签。横批,彩绘纸本”,又记“原件横向170cm裂口,右下缺8×45cm,上部多处糟朽。整幅画芯多道纵项裂口,右侧天杆无”。此图曾经修复,先托一层覆背,裂口处补了许多嵌条,之后再托一层单宣。修复要求为“断裂、补缺、托裱”。修复流程是:先喷湿清洗,案子上塑料布。揭开覆背纸。补缺。重新装裱。所用材料为染色薄皮纸、皮纸。

修复编号:2015-004,《犹太人漂流之地》一幅,原始尺寸99.2cm×60cm。此图未曾修复。现今破损状况:“天头纵向裂口,天杆断裂,绫子糟朽”,为“轻度破损”。选染色薄皮纸和皮纸对裂损处进行补缺修复,并重新装裱。装裱时先揭开覆背,重新装裱成镜芯,镜芯之天头为20cm,地脚16.6cm,两边各留3cm。

九幅轻度破损之外的25种舆图为中度破损,其中以编号为2015-003的《坤舆全图》为代表。该图档案记录破损状况为“天头缺损,断裂”,实际目验,该图因成卷存放,展开时先断为两截,其中前半截又碎裂成一大两小共三块,大块再有纵列。该图需用染色薄皮纸和皮纸对其局部采取补缺性修补,并托裱装帧。经两周的修复,在基本保留了原有内容信息的前提下,全图被拼接成原大整张。

在35种破损舆图中,有一种为重度破损,即《平番得胜图卷》。

该图为明万历间(1575-1619)彩绘本,四卷轴,第一轴图幅尺寸:纵184.5、横134厘米;外廓尺寸:纵278、横153厘米;第二轴图幅尺寸:纵184、横150厘米;外廓尺寸:纵272、横150厘米;第三轴图幅尺寸:纵184、横144厘米;外廓尺寸:纵303、横144厘米;第四轴图幅尺寸:纵184、横133厘米;外廓尺寸:纵295、横154厘米;传统形象画法;四幅拼接为一整图,四周绘云龙纹,每幅底侧绘三屏插瓶装饰图。此图系明万历年间平定西北少数民族叛乱的历史画卷。图中表现了万历三年(1575)甘肃西南部西番族攻打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明政府派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镇总兵官领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兵马镇压的过程。全图内容大致可分为“发兵、进军、平番、赏功”四个阶段。四轴图均有严重裂碎现象。鉴于此图为馆藏绘制年代较为久远之舆图,且幅面较宽,破损程度大,受损类型较为复杂。在综合评估之后,我们将其定为重度破损级次。由于我们对大型古文献修复能力有限,本次舆图整理过程中只在做了适当的展平和物理拼接后,进行了数字化提取,并未对其实施修复。

多年的实际业务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凡具有古籍保护性质的馆藏古文献整理实践最终都要将所整理的古文献进行数字化提取,即实施古文献再生性保护。其目的是将古文献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进行彻底剥离,在将原版古文献得以长期保存的同时又方便读者利用,即兼顾有效保护古文献和图书馆职能的充分发挥。这就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核心理念在公有收藏机构的具体体现。本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工作共扫描舆图652种,提取TIF高清书影数据14726拍;其中采用照相方式处理213种,获得高清数据5846拍。这些高清数据不但可以满足馆藏舆图出版印刷的需要,也为我们的阅览服务以数字化阅览为主,原版典籍借阅为辅,逐步形成有利于馆藏古文献保护的新服务模式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持续两年多的馆藏舆图整理项目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作为全国古文献存储第一的高校图书馆,馆员必须具备较强的项目运作组织与管理能力,这当中对项目选题要有一定敏感度,具备选题的设计能力;善于组织调动各学科的专业力量开发馆藏,并形成明显的业务优势。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核心内涵与每一个馆藏开发项目紧密结合,将书目数据、馆藏古文献实物和书影数据三者核实匹配,确保在未来的服务中为读者提供准确畅通的古文献检索与阅览路径。另外,作为古籍业务人员要具备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那些“应景”的多单位参与,最后又很可能是不了了之的“书目数据”提交项目尽可能回避,而对国家级项目要头脑清楚地认真做好每一步业务工作,在全力支持的前提下,也为我们未来的业务开展积累相应的数据,可一举多得。

[1]韩云鸷.舆图——图书馆的藏书特色[J].图书馆论坛,2008, (4):179-180.

[2]万群,赵海云.“舆图”的认知与保护实践谈——记一次古旧纸质地图的修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11):94-97.

[3]赵小丹.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与开发现状及其模式研究——以辽宁省高校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 (11):68-70.

[4]李荣慧.古籍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6,(5):37-43.

[5]李明杰.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的传承与拓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5):99-110.

[6]董润丽.浅谈高校古籍的开发与利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5):49-51.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7-10-26

何燕华(1965-),女,北京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古籍部典藏组组长。

G253

A

1673-2219(2017)11-01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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