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士人的生活图景——兼论李渔的生存智慧

2017-02-24吴琼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11期

关键词：李渔士人生活

吴琼

吴琼

（凤凰出版社，江苏南京 210009）

明末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明末士林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个性，具体表现为悠游末世的生活状态、师心悦禅的精神信仰、出雅入俗的审美取向。明清易代之后，一代风流衣冠散尽，士人面对着出处的选择，而李渔却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明末士人的生存方式，值得注意。

明末；士人；末世；心学；李渔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历史转折带来的社会影响之深广，远远超过普通的改朝换代。明末社会，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固守其堡垒负隅顽抗，以强大的惯性继续着对精神疆域秩序的维持；一方面新兴的潮流跃跃欲试，急速搅动着沉闷的社会氛围。明末文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无烟混战的时代，其心灵图景呈现出非常有意思的景观。腐败的政治现状、强烈的经济刺激、失路的人生感慨，使明末士子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沉痛于吏治腐败、八股堕落：“以邪官举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国欲治，得乎？”[1]（卷五）面对危乱时剧，他们敏感地觉察到明王朝的倾覆危机，“而今不要掀揭天地、惊骇世俗；也须拆洗乾坤、一新光景”[1]（卷五）。无可救药的社会现实、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使明末士林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景观。

一　悠游末世的生活状态

明末社会千疮百孔，国家统治能力的削弱使科举弊端愈加暴露，加之商贾地位提高，社会风俗变迁，儒家传统权威不再，一系列的变迁使文人陷入对自身价值的深深迷茫中。一部分人对仕途心灰意冷，自我人生定位发生偏移，既然世乱时移、功名难就，他们选择放弃“致君尧舜禹”的理想，开始放浪世俗。

追求生活享受，是明末世俗众生共有的特征。然而士人的生活追求中多少有些无奈和刻意的成分。刘基《题王右军兰亭贴》慨叹：“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现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传统士人的出处之道，而明末的翻天巨变使独善也失去了存在的心境和价值，内心失衡迷茫的他们于是刻意经营生活细节，逃往山林野趣，避向温柔甜香，企图以生活表面的繁华充实来遮蔽绝望的人生境地。

在生活方式上，士人普遍追求一种精致高雅的生活情调。谢肇淛曾描绘：“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留连忘反。”[2](第258页)他们对居处很讲究，既然不能隐居山林，得山水佳趣的园林就成为他们新的栖息处。“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3]（卷上）士大夫之家居，近水则为河亭游舫，蓄歌伎，弄丝竹，花晨月夕，酣嬿不绝，风流吟啸，仿佛晋人，以外在生活环境的风流雅致来达到内心的平静。

除了居处环境，士人普遍留意山川水月、泉石烟霞、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他们爱好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时而流连豆棚菜圃、三径竹间，暖风和风之时，无事听闲人说鬼，风雨潇潇时与高衲谈禅，一派世外闲人景象。他们放浪江湖、畅情山水，收藏艺术品成风，《万历野获编》载：“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云间则朱太史，吾郡项太学、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4]（第654页）当时甚至有专门的艺术品市场，如“招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5](第82页)。

然而，风雅之趣不过是明末士人生活的一面，放浪形迹、不讳享受或许才是明末士人的常态。譬如山人虽号“山人”，却并不避居山林，而是游于达官贵室之家，间或披风抹月。明末士人不惟没有避开世俗社会的纵欲狂欢，反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李贽认为“士贵为己，务自适”[6](第258页)、“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6](第82页)。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引下，明末士人普遍打着率情任性的旗帜纵情声色、啸呼山野、混迹优伶、沉迷享受。如袁中道不仅宣言：“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乐极欢乐，声色穷情欲。”[7](第63、64页)更亲身实践，他“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白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8]（第188页）。顾斗英“穷服馔娱声色，选伎征歌，座客常满，日费万钱，不惜”[9]（第527页）。当时“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5](第46页)。士人们结交妓女，风流自赏，无视世俗眼光，反以挑战为乐事。钱谦益与柳如是结婚时，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伤士大夫之体统，甚至老拳相向。钱谦益满船载瓦砾而归，居然怡然自得。之后也一度是士林佳话，明末士人之放荡不羁可见一斑。

理想的缺失加上物质生活市侩风气的冲击，使传统的士格完全丧失。传统的士大夫崇德重耻，以道义名节感染后进。而今士人全然不知道义为何物，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如何于乱世自保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菜根谭》即是其代表作，通篇教人如何圆滑通达处世。可见狂放不羁、爱财耽物不仅是跟风世俗，更是借机掩饰内心的空虚剔怵，是士人生存的保护色。士人作为文化精英阶层，其品味追求、道德良知关乎民族尊严、国家兴亡。明末士人却普遍轻道德化，只求悠游自保于乱世。他们一方面自矜高雅脱俗、清逸悠闲，一方面穷奢极欲、焚膏继晷，庸碌、退让、无为的内敛心态和狂放、倨傲、流俗的外在表现，构成了明末士人普遍的悖论生存状态。

二师心悦禅的精神信仰

明末是个缺乏理想光芒照耀的年代，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都被弥漫着腐朽味道的繁华景象所冲击。物欲无限膨胀，儒家权威没落，传统信仰丧失。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最后龟缩为修身自适。心学的提出和最后的被解构，正是这种心态转换的结果和呈现。

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随着朝政日益恶化，士人对政治愈加疏离，心学也发生变异。阳明心学提出其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偏重内心自省与超越，关心万物与人类的和谐共存，但是在极端的思想禁锢之下，它倡导的自我发现不自觉走向了自我解脱。这种自我解脱甚至自我释放的意向，在李贽之后愈加明显。尽管李贽本人激进狂放、关心世事，但晚明文人不约而同继承了他师心悦禅、随情任性、浮浪俗世的一面。李贽以自适自足为目的，以忠实于内心为态度，将王阳明的体味本心、知行合一改造为顺遂童心、自我解脱。王阳明以为天理存于人心，李贽却转换概念，认为存于人心者即是天理，故人心之各种私心、欲望都是合理的。如此为私心辩护、激烈抨击道学，引起了时人的共鸣。

心学本有些许禅宗血缘，加之士人参禅成风，使得明末之悦禅，有以禅证儒、以释解经的普遍风气。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各家各抒心得，其弊端也日益暴露。至王守仁之末学，皆以狂禅解经，乃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泰山后学论心性时惯用禅宗术语，如颜山农说：“人心妙万物而不测。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慎？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10]（第703页）李贽更是直接入禅宗之域，以禅宗之众生平等、无视人伦支持其非圣非孔，宣扬尧舜等圣人与凡人无差。狷不裁，不失为狷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禅。黄宗羲言：“李卓吾鼓猖狂禅，学者靡然从之。”[10]（第815页）的确，李卓吾好为惊世骇俗之论，一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倾慕之，后学蜂聚。李贽之后，师心与悦禅相通，已成必然之势。学盛行之时，人人皆称三教归一，常有以经证悟，以悟释经者。袁宏道亦以禅释儒：“三教圣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所谓学禅而后知儒，非虚语也。先辈谓儒门澹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11]（第237页）心学与禅宗的紧密结合已成为明末精神表征之一，它洋溢着强烈的自由精神，是明末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师心悦禅的精神信仰，为明末士人的心灵世界带来了新的面貌。一方面士人倾向于倾听内心、率性而为。禅宗倡导“自信、自力、自悟”，再加上无心、无执，便成为文人任情放诞生活的哲学基础。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云：“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8]（第193页）士人不论做人还是为文，皆是自然发挥，无所顾忌：“禅者定也，又禅代不息之义，如春之禅而为秋，昼之禅而为夜也。既谓之禅，则迁流无已，变动不常，安有定辙？而学禅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8]（第253页）他们拒绝束缚、敢于疑古、勇于否定权威，呈现出所向披靡的对传统的破坏力。一方面士人们容易超越现实，走向虚无。“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戒律，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12]（卷十）袁中道《寒食郭外踏青，便憩二圣禅林》：“我自未老喜逃禅，尘缘已灰惟余酒。一生止用曲作家，万事空然柳生肘。终日谈禅终日醉，聊以酒食为佛会。出生入死总不闻，富贵于我如浮云。”[7]（第10页）心学之放诞，禅宗之彻悟，成为士人理想遭受挫折时的逃避之所。

明末士人的信仰选择，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如全祖望《槎湖书院记》批评心学后学：“遂有堕于狂禅而不返，无乃徒恃其虚空知觉，而寡躬行之定力耶？……盖其所顿悟者原非真知，则一折而荡然矣。是阳明之救弊，即其门人所以启弊者也。”[13]（卷一六）钱谦益所记瞿元立：“痛疾狂禅，于颜山农、李卓吾之徒，昌言击排，不少假易。”[14]（第1610页）熊赐履更怒骂：“昔之佛老，犹是门庭之寇，今之狂禅，则为堂奥之贼矣。昔之佛老，犹是肤骨之疾，今之狂禅，遂成心髓之毒矣。”[15]王夫之亦责难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16]（第1468页）然而，明末士人的精神信仰，其实是无奈的选择。清初士人自申：“谈禅不是好佛，只以空我天怀；谈元不是羡老，只以贞我内养。”[17]（第6页）明末人亦然。这些寺庙僧道，虽与士大夫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而然其恬淡清虚、萧然寂然之境，可消解俗世烦恼，故达人高士，往往皈依。他们面对时代的巨变，只能沉浸于空虚禅语，师心悦禅，只是他们集体构筑的精神寄托与排遣罢了。

三出雅入俗的审美取向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迁，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减弱，人们普遍重视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这种倾向在明末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生活是个万花筒，三六九等杂居同住。士人深入商贩、赌徒、骗子、妓女遍布的市民社会，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

士商关系的此升彼降使士人无法再清贫自守，适者生存法则强迫士人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世之末降，士通苞苴，充囊橐，自谓得计，即有清修之士，或不庇其妻孥，人且以迂腐笑之”[18]（卷十七）。于是传统的非仕则隐的生存方式被改写，士人高调地穿行于都市、混迹于商贾，以各种商业行为经营生计。很多文士“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6]（第49页）。文人投身商贾者屡见不鲜，常有屡试不第投笔从商者，“三言”、“二拍”中不乏此类文人。如“洞庭山消夏湾蒋举人，屡试春官不第，遂弃儒攻垄断之行，鸡鸣而起，执筹握计，以赀雄里闬”[19]（卷二）。更多的文人加入文化传媒行业，从事设馆教书、校对编书、卖字卖画等，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完全融入了世俗社会。

士人是雅文化的承载者。尽管他们在生活观念和思想信仰上不同于市井细民，有其高雅追求和境界向往，但同样的居处环境与潮流风尚，会使得整个市民群体的价值观、审美取向呈现出趋同倾向。随着城市文化的日益发展，士人对市井生活的认同感愈加强烈。在许多生活习惯上，士人主动向普通市民靠拢。如“布袍乃儒家常服也，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文，且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起”[20]（卷二）。不管是主动融入世俗繁华、沉迷声色，还是被迫卖文为生、游戏江湖，士人在接触市井的过程里，对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化消费日益亲近。沈璟妙解音律、雅好词章，梁辰渔则享受“丽调喧传于白苧，新歌纷咏于青楼”。士人在生活享受的同时积极参与到曲文的谱写中，“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记”[21]（第164页），“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4]（第643页），活跃的氛围中产生了汤显祖、沈璟、王骥德、吕天成等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另一方面，社会危机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重视民情，唯有熟悉街谈巷议、俚言野语，才能听懂真正的民间心声，才能知道为政者得失和社稷安定状况。接触下层就势必要熟悉下层的话语习惯，这些极浅极近的俚言野语，全然不同于古雅的传统诗文。所谓“野语街谈随意取，懒将文字拟先秦”[8]（第609页），其直剖己心、随兴而发的风格与当时的思潮恰好合拍，尤其是清新的民歌时调，成为许多很多诗人的挚爱。

明末民歌俗曲十分发达，遍地传唱。卓珂月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22]民歌在民间“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4](第647页)。袁宏道对民歌尤其留心，民歌任性而发的特性暗合了他的诗文理论，他在《叙小修诗》中感叹：“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甚至赋诗曰：“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8]（第81页）冯梦龙更是身体力行，编民歌集《挂枝儿》和《山歌》，极推其情真意切.其他如《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南宫词纪》、《徽池雅调》等，都是文人倾力选编的民歌集。民间诗歌的质朴率真，为习惯庙堂文学的士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最能集中代表士人审美趣味转变的，是他们对小说的关注。在传统的文章观中，小说一向难登大雅之堂，不去提它在过去受到的冷遇，就是在万历以后，对小说轻视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如郎瑛曾言：“余则曰《说郛》不独淫亵，而鄙俚无稽者亦有之。”[23]（第189页）然而随着小说艺术的精进，特别是长篇巨著的出现，大部分士人都对小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正视的态度。袁宏道将《水浒传》、《金瓶梅》抬至“逸典”的高度，署名汤显祖编辑的《艳异编》序文更对轻视小说的态度进行痛贬。在这种共识下，士人纷纷从事小说创作和编纂，如冯梦龙有《智囊》、《古今谈概》、《清史》、《笑府》、《燕居笔记》、《五朝小说》等。除了创编之外，士人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评点也盛极一时。明末小说评点主要集中于小说序跋、评语，少量散件文人信函、诗文中。其发达程度一方面是受当时小说创作的刺激，一方面是承袭了前期对小说认识的余绪。时人如钱希言、沈德符、李贽、袁宏道、谢肇淛、胡应麟、汪道坤等等，就小说之概念、功用、特征、具体小说的思想艺术之类，展开了精彩的批评和辩论，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沿用。系统曲论的起步要早过小说，有王世贞《曲藻》、何良骏《曲论》、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等。这些作品在曲词本色、旁白安排、生旦设置、冲突构建上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讨论，是明末戏曲评论的专门著作。更有当时著名的沈、汤之争，两派人各抒己见、当仁不让，显示了士人对戏曲创作的极大热情。

明末士人在融入市井生活的过程中，在古雅与近俗审美倾向的冲突中，呈现出了明显的出雅入俗的倾向。不论是在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是在文学样式、文学风格的欣赏趣味上，都逐渐走向世俗化、平民化。这种审美倾向为明末文学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风貌。

四明末士人生存方式的嗣响

明末士人这种个性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失去踪影。甲申国变后，出处去从的选择摆在世人面前。有人慷慨济世，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活动中，甚至以身殉国，如复社诸人。有人心灰意冷，萧然逃世，成为遗民。随着清朝政权的日渐稳固，明遗民开始息心潜虑、避世不出，或逃禅逃僧，或著述讲学。亦有人投诚新朝，沦为贰臣。有一类人的文行出处，却比较特殊，他们没有像一般遗民一样固执对明朝效忠，亦没有高调出仕，而是谨慎地选择了明哲保身，混迹于市井，安心作一个升斗小民，甚至在生存状态上，完形地保持了明末时人特有的个性风采，李渔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明清之际的文坛，李渔是最有明末气质的文人，单纯探求李渔在清初的生活状貌，会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因朝代改弦更辙而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和入清后心绪淡然的张岱截然不同。

在李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末人的影子。他标新立异、露才扬己，在才华展示上毫无惧色；他接受新的婚恋思想，谈情谈性，嘲笑冬烘腐儒；他沉湎物质享受，追求华服美食、精美家居、优雅宅地；他生活浪荡，妻妾成群，在外还有女伴，在品评女子容貌上是行家；他爱好广泛博学多才，通晓园林、建筑设计，是清初园林设计的名家；他有闲情雅致，在家授曲教文，颇会经营生活；他有敏锐的商业头脑，自己出版著作，组织家班表演戏曲谋生。明末士人对及时行乐的追求、思想的活跃放纵、对俗文化的张扬，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入清后的人生范式堪称醉生梦死，在生活和作品中几乎很难见到改朝换代该有的痛楚痕迹。有人因为其生活方式和文品对他评价不高。如黄宗羲说他“蹇乏，而不足数”，袁于令说得更刺骨：“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24]黄启太《词曲闲评》中说他乃“衣冠之败类，名教之妖凶”。而我们也看到，他生活方式上不仅有晚明文人的市井风范，还有着清初文人的隐忍彷徨。他少年成名，但屡次不中，遂心灰意冷，开始卖文为生，兼开铺刻书，成了专职的文化商人和写手，倒也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这种生活方式是很适合李渔性格的，科举失利和鼎革巨变磨圆了他的性格棱角。他圆滑老成，精通人情世故，深知在太平新朝做人的道理，变得安分守己又积极生活，留恋凡俗又不愿抗争。

李渔的放达，有着深深的内心苦痛。除了时人不屑之外，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时感羞愧，曾感叹自己：“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25]（第二卷第494页）他有自己的坚持，不参加科举考试正说明他对易代自有他的节行选择。他的作品虽以喜剧为主，也偶尔闪现锐利锋芒。如《生我楼》中写乱兵“把这些妇女当做腌鱼臭鳖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止论斤两，不论好谦，同是一般价钱”。虽寥寥几笔，亦见战乱给女性带来的苦痛和屈辱。《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中：“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话，夹棍上逼出来的并非实据。从古这两块无情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一番，损一番阴德。不是什么家常日用的家伙，离他不得。”对于官府严刑逼供残害百姓，他语带调侃中不乏辛酸。正如包璿为其《一家言全集》作序时言：“笠翁游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恢谑，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不知者以为此不过诙谑滑稽之书，其知者则谓李子之恢谑非恢谑也，李子之滑稽非滑稽也。当世之人尽聋聩矣，吾欲与之庄语道德固不可，既欲与之庄语经术复不可，则不得不出之以恢谑滑稽焉。”[25](第一卷第1页)

李渔的人生哲学是现世的，充满东方式的圆通和豁达。这种智慧不是天生的，恰恰是生离死别的战乱带来的。易代的痛苦折磨不仅淬炼出了遗民式的忠贞符号，照出阮大诚式的无行士子嘴脸，也诞生了李渔式的追求现世享乐态度。表面上他和明亡前的士人并无二样，实则是郑重的生活方式选择。他珍惜劫后余生，凭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他对生命充满感恩：“造物之悯予，亦云至矣。非悯其才，非悯其德，悯其方寸之无他也。”[25]（第三卷第7页）他对生活的艺术经营和追求带有晚明的习气，然而有种刻意的痕迹。清初的文网导致了士人品节的进一步下降，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可以说，物质生活的丰富放荡一方面腐蚀了士林原有的清净朴拙信仰，却也弥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失望迷茫愤懑，成为了他们发泄不合时宜的端口，所以他们颓放自娱地心安理得。对李渔来说，他在易代之后成了浮世浪子托钵山人，快意人生的面具下实际是觍颜求生。他身上体现了明末文人对生活的理解对艺术的追求，也反映了清初文人的个性锋芒在现实威压面前的妥协。这种心理作用到文学创作上，使他的作品腾挪如意之余，批判力度欠缺；既诙谐搞笑，也暗透悲辛；既意图劝惩，更费力娱乐，在游戏人生和自我麻痹中徘徊。

结语

明末士人醉心于红尘享受，喜好清谈逃禅，混迹世俗、与市井打成一片。这种种的生活选择，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群体动向。这种动向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开始，继而搅动社会心理，引起了士人们行为选择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明末士人的生存方式，不仅是明末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结果，也是它继续深入演变的推动者，于我们来说，则是窥探明末时代的一个重要视角。而清初士人李渔的生存方式，成为明末一代衣冠的嗣响，表面是明末习气，其实是热闹的明哲保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被迫收缩，家国事略让步于个体生存，这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是他们调整心态的智慧体现，也是他们的无奈与悲哀，是对知识分子历史价值与生存待遇反差的内省，或者说对士人群体理想失落地位跌落的无奈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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