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帅

·文学与文化研究·

接受与影响：晚清以来中国作家世界文学观念的历时性演进

曹 帅

（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110036）

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学”已然成为各民族学者无可规避的课题，晚清以来中国作家从未停止走向世界的脚步，从清末民初对域外文学的认同与发现到现代文学三个十年中郑振铎、鲁迅、张爱玲的世界文学接受，1950－1960年代中国文坛总体世界文学倾向的转向，再到新时期莫言等作家对域外文学的借鉴与超越。在接受与影响中，中国作家走出一条明晰的世界文学观念演进历程。梳理世界文学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纵向地了解中国文学的演进脉络；也可以透过中外双重视角横向比较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差异，以探究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同时也可窥见中国文学的不足，进而探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路径。

晚清以来；中国作家；世界文学观念；中国文学

“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或理论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自1827年歌德明确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各国学者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割裂与他国的联系，屏蔽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孤立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学。“世界文学”观念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学不断追求与世界连接的希冀，“走向世界”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中，文学走过了艰难的历程。从最初天朝大国的自以为是，惊醒之后的亦步亦趋，到渴望发展的中心焦虑，再到理性应对域外文学的干预，中国文学在不断地改变自己或者说是在追赶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骨，中国作家逐渐走出了放眼世界的大国气度。相对而言，“世界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理论色彩不

如西方浓郁，更多的是作为创作实践加以表达。

一、清末民初：发现世界与世界的发现

最初封建帝制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美丽幻梦的包裹下，对国门之外的世界巨变蒙昧不知，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充耳不闻。直到鸦片战争中洋人的坚船利炮摧毁了清廷高高的红墙，也轰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内忧外患的清朝政府才从懵懂中惊醒，在惶恐中认识到“世界”空间之广阔，破除天朝大国的藩篱，逐步实行洋务运动，进行百日维新。封建王朝开始谋求创新之路，也因此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局面。

最早在世界文坛发出声音的是晚清外交官陈季同。他在19世纪到法国索邦大学演讲时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后，陈季同在法国出版了小说《黄衫客传奇》，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用现代手法重述了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将富有中国传统小说唐传奇带到域外读者的面前，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发展。此后，陈季同又相继用法文创作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等作品。在获得国外读者广泛肯定后，陈季同认识到“不能局限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陈季同的想法非常具有前瞻性，既要翻译国外的名作，让国人了解世界，也要积极把中国的重要作品译介出去融进世界的文学，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在这“推扩而参加”、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一来一往之间中国文学向世界踏出了第一步。

陈季同深厚的文化造诣和多年的异域行旅、语言积累给以创作小说《孽海花》闻名于世的曾朴极大的影响，曾朴称其为自己的“法国文学的导师”。在陈季同的指点下，曾朴翻译了多部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通过对域外文学的阅读，曾朴认识到应输入外国新文学，注入新血液以扩大中国文学领域。曾朴对域外文学的广泛译介，尤其是他的法国情结对当时晚清民初的文学现代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样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热衷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国学经典并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辜鸿铭和曾朴同为晚清名流，皆是广纳西学意在发扬中国文学的爱国之士，用写作实践着洋为中用的强国理念。

1902年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寄政治改良的希望于小说。新小说的形成主要依靠域外小说的影响……新小说加入了很多西洋小说的表现手法，通俗易懂，迎合了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受到青年读者的追捧，它的发展带来了翻译域外小说的热潮。

民国初年，陈序经、胡适、卢观伟等人主张全盘西化，胡适后来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他们质疑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意与传神，推崇西方表达的写实。面对当时中国文坛乏善可陈的局面，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开始走异地寻异路到西方去探索通过文学富国强民的道路。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发现“世界”，对于世界而言，此时的中国也是蒙着神秘面纱的奇异国度。来自欧洲的商旅、东方传教的传教士、侵略战争和殖民者留下了有关中国的最早记载，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神往。1827年，歌德正是在阅读才子佳人小说《风月好逑传》时发现了中国文学的精妙，透过文字产生了对古老中国诗意的想象，“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1］。中国文学的阅读经验让歌德体会到各民族文学的广博与精深，认识到各民族文学的价值，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产生与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世界性交流活动密切相关……清末民初的学者们抱着寻求强国之道的理想从西方引入文学，寄政治改良的希望于文学。在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过程中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萌芽和发展。然而，世界文学并不是单向的亦步亦趋而是双向的交互渗透。无论是中国发现世界，还是世界发现了中国，都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诚如清末学者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中提道：“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文化无碍于中外，也无需东西之别，将东方、西方二元对立只会影响借鉴的本质，无论是东方中心抑或是西方中心，都不利于对他者的发现和了解，更不利于自身的反思和认识。

二、现代阶段：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渴望接受一切域外有益的资源，中国文学更是积极地找寻域外的启蒙与鼓舞，希望国外文学的新风给封建陈旧的文坛以崭新的刺激，但现代的学者在大量译介国外文学和理论的行为背后是对自身固有文化的强烈质疑。固然要迎接域外文学的有益影响，但更不能够抛弃基本的民族文化身份，现代作家们于是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相继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作家。

（一）郑振铎：文学统一观

郑振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自觉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很多观点与泰戈尔一脉相承。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中，郑振铎首次提出要将文学作为统一的整体、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观点，倡导超出国家边界的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样联系。

郑振铎质疑以往的文学研究常常将文学进行阶段性片段分析，例如国别文学、时代文学、个人的文学，认为文学应该同经济、哲学、历史一样作为一个超越局部的整体进行研究。他率先对世界文学进行系统的论述，提出：“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究竟是几乎完全无异的。无论人类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如何，终是人类，重视同样的人类；虽文化至高之人类，其喜怒与食饮与居住的本能——原始的本能——终是不能有一点削减的。”［3］可见，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念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所认可的世界文学是建立在人类的精神和情绪的共通性基础上的。郑振铎列举：莎士比亚的文学不仅能够感动英国人，在德国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安德烈夫的《红笑》收获了俄国人的眼泪，同样在日本也颇受赞誉，以此证明文学具有世界的统一性。他认为整个人类是一体的，人们的情绪情感是相通的，而文学作为人生的反映、情绪的镜子不应该有地域、国别、种族的界限。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念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这一点与歌德的想法是一致的。郑振铎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大背景中进行总体考量，他的世界文学观体现了对各民族文学的真正尊重与开放心态，也正是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呼唤和热忱拉开了五四新文学的帷幕。

（二）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的文学素养深厚，早年浮槎东渡期间形成了力图借助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想法，他在文论思想和写作实践中形成贯通古今中外的思想。通过作品，他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和理解。他的作品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被译成法、英、俄、日等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传播的现代转型，也为中国文学打开了对话世界的崭新局面。

鲁迅先生的理想是摹仿与创造并举，他提倡“拿来主义”。“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4］，“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也不能成为新文艺”［5］。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立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他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对域外文学广泛“拿来”，以期通过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文化水平，以抵抗主流文化对本土文化剥夺。在谈到外国小说的影响时坦言自己的创作都有蓝本，他正是受到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启发创作了同名小说——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他的创作实验显然是成功的，他的思想和作品的世界性传播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吸引了大量关于鲁迅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总结道，“鲁迅的创作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要素”；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称鲁迅是“一个世界的作家”；瑞典文学院曾想题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些都说明现代文学阶段鲁迅作为世界性作家的身份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鲁迅的世界文学观是理性而客观的，他关心民族的存亡、中国文学的发展，但他从不孤立地考察中国文学，而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鲁迅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丰碑，不仅是因为他所提倡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艺术杰作，还在于他具有超越性的世界文学观念。在翻译和引进域外文学时，鲁迅并没有把目光聚焦在西方主流文学，而是积极地关注弱小民族的文学，同时，他也重视自己的文学在弱小国家的传播和接受，当得知他的《呐喊》被翻译到捷克后，鲁迅甚至感到“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在给捷克译本写序言中鲁迅提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路的人又少得很。”［6］在鲁迅的观念中，文学并不是谋取世界级作家地位的手段，而是各国人民精神交流的途径。在现代文学阶段就具备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他是真正堪当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三）张爱玲：中西合璧的艺术实践

张爱玲，沉浮在1940年代旧上海的美丽名字。提起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上海弄堂里的琐碎日常、想到缓缓流淌的小资情调，想到饮食男女的两性博弈和人性的种种纠缠与堕落，那些虚荣、妒忌、疯狂的情欲故事呈现出张爱玲特有的中西合璧、雅俗融合的艺术风格。张爱玲身处上海沦陷区的写作环境和她出身名门、晚清达官显宦后代的落寞身世让她的小说充满世纪末情绪，笔触苍凉、挑剔又不乏诗意，独特的教育背景也让日后的写作既有传统的韵致，又不乏现代派的味道，融古今中外于一炉。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的名流，父亲是旧派的纨绔子弟，她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家学渊源使张爱玲自小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熏染，她八岁开始读《红楼梦》，喜欢《海上花列传》，她熟悉旧社会的传统遗俗，从小说的题目到叙述的语言都可以感受到她浓厚的文化底蕴。她的母亲是崇尚西洋文明的新女性，张爱玲自小就学于教会学校，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她的作品自然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在小说中她运用象征、意象，注重写人物的病态心理和意识的流动，在作品中她运用多种感官的互动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注重现代派手法的运用，镜子、玻璃、玫瑰、月亮等是她信手拈来、频繁跳跃的意象，张爱玲笔下的一切都透露着西方文明的影响。

张爱玲对人性的描摹有一种洞穿的犀利，常常用华美的语言、绚丽的文辞展现繁华都市包裹下的冷漠阴森、扭曲错位的人性，尽展都市舞台的浮世悲欢。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封锁》以现代派的手法写旧上海的情景，封锁的铃声打断了电车单调的行进，隔绝了时间和空间，在这里时间凝固了，一切沉浸在无声中。坐在电车上的吕宗桢百无聊赖，读报纸印在包子上的铅字。同在电车上的一向循规蹈矩的吴翠远漫无目的地晒着太阳。为了躲避董培芝，吕宗桢阴差阳错地坐到吴翠远身边，空虚的情绪让他们开始谈话，在这静止的车厢里，他们好像忘记了自己，开始扮演别人，又好像卸下面具专心演自己，他们毫无顾忌的倾谈就像是在恋爱，可当封锁解除，他们又变回了陌生人，“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人生犹如电车，沿着原定的轨道曲蟮般继续延伸。

纵观中国文化在现代阶段的世界文学交流情况，就会发现，现代的作家们几乎都是文学家兼翻译家，甚至也是文学理论家，他们可以直接面对外国文学原著翻译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发表作为特殊读者的理论批评，也可以从中获取灵感进行民族化创作，这种全面化、综合性的文学素养、开阔的世界视野使得他们有能力引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这也是很多当代作家无法企及的。此外，活跃于现代阶段的学者、作家们几乎都具有留学海外的经历，这也对他们自身眼界的形成、语言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裨益。

中国现代作家们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民族使命，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达到世界文学的先进水平的理想，开始了对外来文学的汲取和整合。虽有一些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但更多的情况仍是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单向传播，现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主要是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引进。经过这一场大规模的文学译介，中国现代文学又向世界文学主流迈进了一步。

三、1950—1960年代：从苏联到亚非的视野转变

文学终究无法摆脱时代的导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政治价值核心指导下的产物。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提到要批判地继承外国文学。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坛上涌动着文学革新的浪潮，而这股浪潮主要借助于当时苏联的解冻文学。

中国文学在1950—1960年代进行了两次世界文学尝试，第一次是对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进步文学”观念的接受。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苏联处于强势地位，它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十分繁荣。中国作为苏联同盟国，无论在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都对苏联极为推崇，在文学上同样紧随苏联文学的脚步并承认苏联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核心的地位。1949年10月新创刊的《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最大的需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7］在《人民文学》和国际形势的号召下，中国文学积极地做出了回应，对例如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乡土诗人叶赛宁、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代表的苏联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中国文学而言彼时的世界文学就是革命的世界文学。

苏联文学中所饱含的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当时的每一位作家都是在苏联文学的阅读中成长起来的。王蒙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直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8］59此外，王蒙也提到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丛维熙、茹志娟、张贤亮等作品中，都能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与其说是作家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8］59。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有一个情节，林震同赵慧文都非常热爱俄国文化，晚上一起收听俄国音乐，这一生活场景即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真实生活剪影。当时的苏联文学的基调是崇高与自信，强调人的价值，具有强大的抒情性，苏联很多杰出的作家，例如法捷耶夫、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影响极大。高尔基的《母亲》，奥斯托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受到苏联文学塑造正面人物的写作倾向的影响，1950—196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大多高大全的典型人物。樊星评述当时的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追慕的情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蒙受到《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周立波、刘绍棠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山乡巨变》、《青枝绿叶》就显示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李国文在少年时代因《铁流》、《毁灭》的启蒙而走上文学道路；贺敬之、郭小川的‘楼梯体’诗歌明显脱胎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诗歌……苏联文学的理想主义热情、集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品格哺育了新中国一代作家和一代青年。”［9］当时的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的推崇可见一斑，不仅是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苏联的文学理论，例如现实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创作也有深刻影响。

但在对苏联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曾经被认定为中国文学最高标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暴露了弊端。由于苏联过分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忽略或压制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发展，中国一味追随的中国文学也随之进入一种近乎“充血”的狂热之中。这种文化左倾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世界文学的发展视域。随着中苏关系的降温，中国开始逐渐调整外交定位，在文学上也将世界文学视野转向东方文学。周扬在《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亚非两大洲的作家在这里讨论东西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这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正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东方各国人民之间以及东方和西方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10］中国文学认识到亚非各国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进而开始了第二次世界文学的迈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格局形成，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力量的两级，亚非国家在摆脱殖民体系之后迎来了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国家不愿重蹈覆辙再次沦为奴役附属，于是反帝反殖、要求民族和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也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时代主题。鉴于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加之地理位置的相近，在文化和历史背景、阶级立场、民族经历等方面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文学主题的理解和接受的困难相对较小。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亚非国家的优秀文学成为我国主要学习和交流的对象。其中，与印度的交流较为突出。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一直吸引着中国无数的朝圣者，早在唐朝的玄奘就远赴印度求取真经。在现代文学阶段，印度诗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对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文豪产生过重要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又一次开启了对印度文学译介的高峰，其中主要对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的作品，除了他们的世界文化名人的文学地位的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适应了反帝反殖民战争的时代主题和满足了中国文学的需要。此外，20世纪60年代，很多作家的创作与参加亚非会议有关，如杨朔、冰心的《樱花雨》，林林、刘白羽的散文，《青春之歌》在1960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地也拥有很多的读者。

总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完成了两次世界文学尝试，也实现了对东方维度的重要文化扩充。

四、新时期：借鉴与超越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趁着国门大开的契机，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蜂拥而至，中国社会终于摆脱了长期的政治桎梏进入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西方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异彩纷呈的文学理论给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带来全新的灵感和刺激，这样豁然开朗的局面给处于沉闷、压抑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坛注入无限生机。新时期作家们本能地延续了五四新文学时期借鉴西方、走向世界的惯性，世界文学观念日渐明朗而辩证。

响应思想解放的号召，作家们借助文学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感受生活、重新评价历史。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带来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的多方交流，面对国内文学创作资源相对枯竭的局面，新一代的作家们迫切希望从西方文化中获取最新的文学理论资源，寻找崭新的写作题材和艺术手法，通过文化的横向移植获得西方文化的滋养。对于中国作家而言，1980年代是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学的狂热阶段，因为长期以来的保守隔断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学接触。1980年代的作家想要知道在中国文学发展相对瘫痪的时期，域外文学的发展状况，正如作家莫言所说：“在我们二十年闹革命的时候，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做了什么、怎样做的，这是我们所缺的课，我们必须补上这一课。”新时期作家希望通过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学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难题，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突破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从西方文化和文学中中国作家确实收获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和艺术技巧。

在西方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大批模仿的文学环境中，希冀“心斋”、“坐忘”、不闻天下的作家也很难摆脱欧风西雨的淹没。诚如范小青所言：“我从来没有远离过外国文学，这是我想远离也远离不了的，人类的艺术，原本就是沟通的，横竖都是贯穿的，又是互助的，是胶着的。”［8］215作家们面对大量外国文学的席卷，逐渐发现文学是贯通的，中国文学需要也正在进行着与世界文学有益的交流。同时，他们也不忘以“世界文学”眼光回望中国文学，在视角变换、目光交错之间，新时期作家发现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重拾了民族文学的自信。“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从外国文学里学到的看到的几乎全是优点，现在经过了近30年的实践，我们应该能够从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它们的缺点，找到了它们的缺点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11］此时的中国作家对于西方进行的是批判地学习，莫言在读完了诺贝尔经典《百年孤独》后，竟“感觉到了它的明显的缺点”。

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受到国内读者、甚至是国内文学评奖机制的认可，颇有卓见的作家们希望跻身世界主流文学的行列，获得更多境外读者的肯定，这也是每一位精英分子对于文学的经典性的追求。新时期作家在多重文化的滋养中逐渐蜕变，他们运用自主、强烈的创新意识，创作了大量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品。可以说，走向世界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而此时的世界文学观念已经臻于成熟。

不同于近现代社会对国外作品的单向输入，新时期作家的文学作品的海外输出也是十分庞大的。韩少功在一次演讲中就曾介绍过中国作品在法国的惊人的出版量：余华的小说《活着》的外文译本多达十余种，范围涉及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等许多国家；莫言的作品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苏童、卫慧、虹影等都是拥有众多海外读者的新时期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并不意味着臣属，新时期作家已经不再如以往阶段的被动接受，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会选择、消化、改造，进行创造性的借鉴，双向的阐释取代了过去的单向吸收，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和交流成为中国文学创新的动力。

结 语

晚清以来秉持世界文学观念的作家们，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洋为中用”的曾朴、辜鸿铭，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要求“补上一课”的莫言，都是怀有极大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忱，热切地渴望中华民族的富强，希望通过国外文学的借鉴来提高本民族文学水平，可以说，域外文学的影响一直在参与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进。

中国一直渴望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列土封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进程的开始阶段注重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借域外文学的强大复兴民族，在实现一定的进步后，则希望重新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与他者的不同，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入手重新定位自我并成为世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从郑振铎的《文学统一观》到如今理性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经历了学世界、向世界、在世界之后最终实现了为世界这个从理想到现实、从吸纳到输出的华丽转变。或许走向世界和走在世界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甚至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的。

总之，在域外文学参与下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作家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增强中国文学的域外影响，也在积极地促进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更在为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默默耕耘，他们一直在追逐世界文学理想的征途上。

［1］［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120．

［2］曾琼，曾庆盈．认识“东方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4．

［3］［美］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理论读本［M］．刘洪涛，尹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8．

［4］孙周兴．赫尔德美学文选·总序［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

［5］鲁迅．拿来主义［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

［6］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24．

［7］人民文学·发刊词［J］．人民文学，1949，（1）：1．

［8］林建法，乔阳．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9］樊星．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11．

［10］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2．

［11］张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C］／／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

Acceptance and Effect：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ers’World Literature Idea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O Shuai
（School of Literature，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t the tim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world literature”has become the hot issue for the national scholars．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writers have never stopped their steps towards the world．From identification and finding the literature outside in the Qing dynasty，to the acceptance of Zheng Zhenduo，Lu Xun，Zhang Ailing in the three decades of modern literature，the overall tendency of world liter⁃ature of China literary circles in 1950－1960s，and then to the reference and surpassing the outside literature world of Mo Yan and other writers in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Chinese writers have covered a clear evolution course in the aspect of concept on the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acceptance and influence．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ideas，on the one hand can longitudinally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and on the other hand can also transversely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This may reflect the uniqueness and creativ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wherea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be into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literature，and explore the reasonable pa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the late Qing Dynasty；Chinese writer；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

I206．7

：A

：1009－1971（2017）02－0081－07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6－10－30

曹帅（1984—），女，辽宁鞍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