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与天津海河文化重构

2017-02-23张慧芝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期

张慧芝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雄安新区及其环绕的白洋淀皆属海河支流——大清河，因津保铁路至2015年才建成通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内河航运衰落前，三县社会经济主要仰赖大清河水运，城镇布局也呈现出以河道为轴，与天津关系密切。作为北中国最大的国际港，天津是海河腹地近代转型当之无愧的“龙头”。

基于新区选址和“三区”布局对中国传统“山川定位”哲学思想、“城市营建纳入山水体系”规划思想的继承[1]，及全面开放、绿色交通、水城共融、模式创新等战略定位，天津如何通过海河文化重构，借力河流廊道，从文化视角深层次服务京津冀协同与新区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雄安新区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天津“海门文化”重构

“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是新区规划突出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一[2]。新区应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深化之需而设，“开放导向”转向“改革导向”是其超越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的新使命，作为区域经济创新性增长点，更要肩负从实践层面深入到体制模式探讨的重任。由之，位于新区东向100公里、北中国最大的国际港——天津，重构其“海门文化”文化，培植与“一带一路”相呼应的国际文化视野与文化自觉，旨在深层服务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一）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功能定位

张高丽曾对新区的定位和功能进行解读：“最重要的定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3]。北京非首都功能中亟待分离的是其经济功能，新区之新在于它并非原封不动地承接北京部分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而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驱动、通过以淀泊为中心的生态城市布局，摸索出具有国际视野、国际领先水平，且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生态城市发展模式。这不仅关系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更关系民族复兴的千年大计。

作为创新驱动引领区、开放发展先行区，新区建设需主动顺应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布局，从国际化视野、国家战略高度深化对外开发与区域合作；为之，作为环淀内陆区，就必须有一个国际港口门户。新区所在的大清河及整个海河水系近代化进程证明：天津对流域腹地国际化发展，从文化意识、交通经济诸方面皆起着决定性的引领、支撑作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环渤海地区是重要起点之一，由此南下经南海可进入印度洋，并进一步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还可东进太平洋，进一步连接美洲。服务新区作为21世纪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区的功能，曾带动了东北、华北、西北整个北中国地区近代化的天津港，其海上“门户”地位必将因之进一步提升。

（二）天津港是新区外向型国际化发展无可替代的门户

天津处海河尾闾，历史时期有“海门”之谓，其含义有二：一指陆地与大海接壤处，即学理上的海门，或曰入海口；二指与其河海联运职能结合，距离海口一百多里、渤海逆潮可至的三岔河口等地。海水逆河水而上，增加了河道水量，使原本无法驶入的海轮进一步深入市区，这里“海门”称谓突出的便是天津作为流域腹地出海口的“河海联运”功能。

明清以降流域人口渐多，上游山地开垦、中下游围湖淀造田等不断加速，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同步加剧，以致航道淤浅、“海门”位置不断东移。至1927年2 000吨的海轮还可驶入天津市区，以后吨位不断减少，1958年建海河防潮大闸后，海水逆溯基本消失，海船再也无法驶进河道，港口只能继续东移海滨。目前，天津港作为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距离最短的东部起点，是整个华北、西北地区的出海口，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轴心，有数十条远洋航线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有经贸往来。天津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近代形成的三北经济中心地位正随着海河流域腹地的国际化发展而重振。

新区所在的保定地区一直是华北平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清中后期为解决人地矛盾，与口外、东北等地商贸规模不断增大，无论棉花输出、还是粮食等输入，皆通过大清河及海河干流与渤海湾“河海联运”进行，近代津保间货运总量约2/3利用“大清河—海河”水运[4]。随着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功能逐步落实，天津“海门”之外向型门户功能必然随之提升；与经济发展一致，重在引领、服务新区国际化发展的“海门”文化，亦必然成为天津海河文化重构的重心。

（三）构建“海门历史文化保护带”

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天津“海门文化”重构应围绕以下核心：一是“海门”历史文化遗存的调研梳理；二是以文化遗存为载体，构建天津“海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带”；三是服务新区建设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海门文化”对腹地文化之引领作用、实施路径等展开研究。

历史时期有“潮不过三杨”之说，“海门”位置大致有三岔河口、杨柳青、杨村等数种记载[5]，这些地点大致反映了渤海逆潮波动的范围，或曰“河海联运”码头位置的变动情况。“海门文化”重建，首先要对见诸文献的几处“海门”遗址的文化遗存，展开抢救性网罗收集；其次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依托历史时期、特别是近代以来“河海联运”的遗迹遗存，及现代新建的纪念性、地标式建筑，诸如渤海大厦、海河大桥等“海门文化”载体，在“杨柳青—三岔口”、“杨村—三岔口”及“三岔口—入海口”段，考虑建立“海门历史文化保护带”，以文化保护带为依托，全方位展示“河海联运”对腹地社会经济的外向型引领，及海河腹地通过“海门”与环渤海湾地区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贸易往来。

依据陆大道“点-轴”理论[6]，海河流域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作为流域经济中心的各级城镇上，如京津保及雄安三县县城等，这些城镇作为流域内的各级中心“点”，以河流干、支流为“轴”分布其上，并沿着轴线方向形成产业聚集带向外延伸，逐次形成各级经济子系统，并最终汇聚成海河流域经济系统。中心城市“点”的层级越高，对腹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辐射、引领作用越是显著，毋庸置疑京津属于第一层级，但由于北京位于海河支流——永定河流域，而天津地处海河干流、遏控整个水系入海口，所以天津就成为对海河腹地影响力最大的中心“点”，京津冀三地近代化进程可以充分佐证这一点。

构建“海门历史文化保护带”，对近代以来整个流域外向型、国际化发展进程，在海河干流段的予以集中、系统地呈现展示，旨在重塑天津、雄安新区乃至整个海水系的文化体系，特别是培育经济全球化视野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文化觉醒与文化自觉。

二、雄安新区绿色交通体系与天津“津门文化”重构

“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亦是新区划建设要突出的重点任务[7]。目前新区交通主体是铁路和公路，以内河航运为主的交通格局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消失。依据国际经验，利用已有航道适度恢复内河水运，构成水陆互补的现代交通格局，有利于实现交通与环境双赢。“津门”之谓强调天津在海河水运中的渡口枢纽地位，重构“津门文化”旨在重建人们对内河航运的文化认知及文化自觉。

（一）新区打造绿色交通体系的功能定位

“绿色交通”突出的是低成本、低污染、零阻碍，主要体现在交通方式、交通工具等方面。基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其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包括以白洋淀为核心未来新城的市内交通及其与京津之间的交通。从世界范围来看，铁路、公路等近代交通方式的出现，曾对传统内河航运产生过强势的替代作用，但二十世纪初随着环境问题凸显，欧美各国已经关注到水运衰落的弊端[8]，开始逐步修复河道、恢复水运，他们的实践也证明了水运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双赢优势。

在通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情形下，再设河北雄安新区，选址除了形成左右两翼空间布局，更主要是基于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考量，这些因素又多以白洋淀、大清河为自然地理基础。鉴于传统的驿道交通多沿河谷延伸，近代铁路、公路体系也大致与河道平行，大清河及海河水系河道网络也就成为雄安新区对外交通格局的地理基础，由之必然与位于水系尾闾、入海口处的中心城市——天津产生密切关联。

（二）新区与天津之间大清河水运的绿色特征

与“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一致，雄安新区的绿色功能定位旨在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现代化智慧城市，而社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水绿共融的生态城市及绿色交通体系等目标落实，咸离不开水资源支撑。鉴于内河航运对径流量、泥沙含量等皆有一定要求，适度开发恢复内河航运，对河流、湖泊生态修复之意义不言而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经白洋淀的内河航运一直是津保间的主要运输线，对大清河腹地社会经济近现代转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内河航运功能逐步消失，与气候干旱等自然因素有关，但根源还是人类不合理的干预，特别是新中国治理海河过程中，一方面在白洋淀以上流域修建了王快水库、西大洋水库等5座水库，另一方面在大清河下游汇入海河的独流镇修筑独流引河，使其在海河干流以南独立入海，这些举措在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因河道水量减少、水运衰退也就成为必然。

目前新区与天津间有较为便利的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体系，但是鉴于水运的自然属性和铁路公路的人为选择性，二者在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一定差异的，特别是水运借助干支流河网，可以将山区与平原、农村与城镇及上中下游之间“人水合一”地连接在一起，这一点近年也被国际经验证实：在中下游“大城市病”蔓延时，适度恢复内河航运，有助于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双赢。所以，利用新区与天津同处海河水系的自然地理条件，利用新区横空出世的历史契机，逐步、适度恢复内河航运，构建交通水陆互补体系，以期实现水系生态修复与新区经济腾飞同步。

（三）实施“津门文化大遗址保护”

服务于雄安新区建设，天津“津门文化”重构应围绕以下核心：一要对天津作为海河水运最大、最重要码头的历史文化遗存展开深度调查；二要依靠现存文化遗产，实施“津门文化大遗址保护”；三要以“津门”文化为核心重构海河水系文化，并对其流域性、同质性等特征展开研究。

《说文解字》释津：“水渡也。……若涉大水其无津”，十分贴合天津历史文化景观。关于天津名称来历，现存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三官庙碑》记：靖难之役时“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天津得名不一定与明成祖有关，但民用为渡、官用为津，可佐证它作为码头与皇室的关系，或曰从水路“屏障京师”之职能。此外，天津有七十二沽之说，境内小河、坑、塘、洼、淀等星罗棋布，地名中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沽、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字的使用，目前全市18个区县中10个区县名字带有“水”偏旁。

清人曾阐述了内运与“津门”之关联：“津门者，众流之所汇聚也……河海会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门”[9]，晚清《畿辅通志》亦记：“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臣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实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10]交相通达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刳木为舟为开端，利用河谷、山川作为交通通道在世界交通史上具有普遍意义，河道之便捷性、畅达性是非流域自然区难以企及的。世界水运史及“点-轴”理论等都证明了在干支流交汇处、河流入海处，极易形成流域最大、最重要的枢纽，具体到海河流域便是其之“津门”——天津。

“津门文化大遗址保护”要依托海河尾闾地带多“沽”之地貌，突出天津在海河水系中最大“水渡”之功能，重在唤起民众对于内河水运的关注、对“海水共长天一色”生态景观的文化向往及文化自觉。

三、白洋淀水系生态修复与天津“九河下梢”文化新构

“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是新区规划建设要突出的又一重点任务[11]。新区要水与城合一，要突出白洋淀水系资源在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及文脉传承中的作用，鉴此白洋淀生态修复就成为新区建设必须面对的难题。实施“引黄济淀”、“穿府济淀”项目是必要的，但水生态问题的根治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从流域“生态-社会-文化”系统视角重构天津“九河下梢”文化，借力传统“水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唤起人们对水资源、水生态的关注、敬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一）新区“水城共融生态城市”的功能定位

徐匡迪院士对新区建设与白洋淀的关系做了如下解读：“新区开发建设要以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为前提，白洋淀生态修复也离不开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改善。要从改善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全局着眼，将白洋淀流域生态修复作为一项重大工程同步开展工作”[12]。新区建设一则要依赖白洋淀生态资源，二则要肩负修复白洋淀水系生态之重责，利用与修复互为依存。

以河流、湖泊为主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须臾难离的，步入文明时代城市选址首要考虑的也是水源，如管子所述“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13]。近代科学技术加速，社会生产扩张成为一种超越生态系统生物繁衍意义的财富掠夺，人本主义思潮盛行、过度依赖技术力量，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许多河流被迫转道或者被覆盖甚或消失。近年世界范围“大城市病”的蔓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力与技术力间的博弈，河流再生工程正成为城市设计的最新趋势，“河流、运河和湾岸等水边的再生遗迹，以此为中心的城市再生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14]。全球正从河流再生开始城市的再生，具有代表意义的有英国墨西河水边城市、美国波士顿湾岸水边城市、新加坡河畔城市，及上海再生苏州河、北京再生高粱河等开始的城市再生。借鉴国际城市重建的理念、经验，将白洋淀、大清河再生与新城建设同步推进，佐证了国家对雄安新区“水城共融生态城市”的定位，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前瞻性，更是可行的。

（二）白洋淀生态问题的流域性特征

保定市政府已决定投资近246亿元用于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逐步推进“引黄济淀”、“穿府济淀”项目实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的制定小组也汇聚了国内生态环境领域顶级专家。京津冀地区的生态问题根源是水资源，而水问题的解决就必须从水存在母体——河流湖泊视角予以系统应对。

白洋淀一词见诸文献应是明弘治《保定郡志》：“去郡治东九十里，在新安县南十五里，周围六十里，人以水势汪洋故名，内出鱼藕”[15]。近代以来的总趋势是水域逐步缩小、水质不断下降。根据1981年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调查，从顺治元年（1644）到光绪七年（1881）237年间，白洋淀面积缩小了十分之九[16]；1924-1966的42年间，白洋淀面积继续减少32.25亿立方米[17]；至20世纪末平均蓄水量13.2亿立方米，面积只有366平方公里[18]，近一百多年间白洋淀储水量、面积的迅速减少、萎缩可见一斑。

作为华北平原仅存的大型湖泊，白洋淀亦被称为“华北之肾”，目前流域总面积31 199平方公里，仍处于萎缩态势。白洋淀占大清河水系流域面积的96.13%，在近代水系格局中大清河中系、南系是白洋淀最直接的水源，1970年白沟引河开挖后大清河北系也开始注入白洋淀，可见大清河流域生态环境是决定白洋淀生态质量的直接原因。“河流和运河是一个国家立足于历史、文化、环境甚至还包含经济的城市再生进程中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素材”[19]，大清河河流再生是保定、雄安及天津城市再生的生态基础，白洋淀湖泊再生则直接决定雄安新城建设的成败。

（三）天津“九河下梢卫派文化”重构

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天津“九河下梢”文化重构应围绕以下核心：一是对杨柳青、三岔河口等海河水系汇流处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调查梳理；二是对海河水系干流段“九河下梢卫派文化”之特征展开深层次挖掘整理；三是从流域文化系统视角对海河干流文化对各支流文化的引领作用及路径等展开研究。

“九河下梢”指天津是海河各分支最终汇聚入海之处，“天津卫”字面取义明代卫所，深层内涵则是“宿卫”京师及其腹地的“卫派文化”。从文化学视角分析，流域文化核心多与流域内中心城市一致，即多形成于河流尾闾、河流拐弯处或干支流汇合处等聚集效应显著的地区，并在河流的廊道作用下，逐步扩散形成文化的流域整体性特征。从自然资源、地理基础分析，天津是海河流域自然资源禀赋最佳聚集之地，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可佐证这一点。目前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除引领、服务各支流水系外向型发展，更重要的是作为海河文化及海河文化与流域外文化交汇之中心，对整个流域文化觉醒、重构的引领、带动。

流域“上、中、下游往往会流经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与民族、文化区域，但就整个流域论，又具有明显的共同特点。所以要对流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对流域文化之整体性特征进行探讨与阐述”[20]。天津“当海河之中，为畿辅之门户”，对以干流文化为核心的流域文化展开系统研究，传承中华“水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必将推进整个海河流域文化自信的培育。

四、“京津——雄安（冀）”文化一体化与海河河流廊道文化重构

雄安新区设立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千年大计”[21]，从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被称为国家一号工程至2017年4月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彰显了中央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新增长极之决心。二者皆带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新区作为中央“顶层设计”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之特征，因此推进三地协同的举措一定要符合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依据国内外经验，“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认同的育成是决定区域一体化成败之关键。

（一）雄安新区延续历史文脉的发展定位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是新区规划建设要突出又一重点任务[22]。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改革推进到体制机制层面，既是新区建设的制度保障、也是其奋斗目标。要完成对体制模式探索的历史重责，新区建设势必要深入到社会文化层面，所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是雄安新区又一新的历史使命[23]。

“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24]，是习近平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规划建设新区“四个坚持”之一。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改革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体制等都将面临深刻变革，而一个和谐安定、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环境是保证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及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目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并不能很好地相互适应、同步前行，而二者间不适应、不同步必然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破坏作用。此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传统道德观念、伦理秩序也已十分脆弱、甚至难以承继，进一步加剧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现代文明、特别是西方文化冲击下，人们归属感、价值观的困惑和焦虑。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借鉴，重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已提上日程，成为关系深化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

（二）河流廊道与京津冀（雄安）文化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特别是三地各自为政的局面亟待深层突破，此外“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三地居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阻力，也是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协同的社会障碍。欧盟等国际经验显示，培育区域社会文化认同、凝聚人心，是关系一体化成败的根本，“一个区域，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区域，就在于区内有一种认识到共同区域利益的一般意识”[25]。区域协同发展的主体是人，所以首先是人心要一体化，其次才是经济中心的协同，在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日渐突出的社会背景下，二“心”缺一不可；而且经济产业协同是表层的，决定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文化一体化才是决定区域协同的基石。

京津冀（雄安）居民社会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前者主要是行政区划，在“山川形便”原则下，历史时期京津冀三地辖区大致属于同一个一级行政区划：从先秦行政区划的雏形，至秦代郡县制的确立，再至明清省制的成熟，大致如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形成两市一省的区划，三地亚文化区特征才被逐步强化。后者就是海河水系，京津冀辖区大致与海河流域范围一致，这是三地一体化发展的“自然-经济-文化”基础。从景观生态学视角河流本身就是一个廊道，具体到文化扩散路径，借用廊道一词，意指河流是重要的文化生态通道，具有突出的文化廊道功能[26]。鉴于河流廊道在文化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海河干流不仅是船舶“河海联运”的通道，也是流域文化一体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廊道。

以海河文化的同质性、系统性为基点，借力雄安新区的设立，将文化认同体系构建与行政区划调整、河流生态治理等现实问题结合，着力培育区域协同的向心力——居民身份的“文化认同”，必将从社会文化之根本推进三地一体化进程。

（三）“海河——大清河河流廊道文化带”建设

服务于雄安新区建设，从河流廊道视角对天津文化重构应围绕以下核心：一是对津雄间大清河、海河干流廊道历史文化遗存的调查整理；二是以文化遗存开发保护与内河航运的逐步恢复互为依托，以文化重构与文化旅游互为支撑，适度恢复“保定-雄安-天津”间的内河旅游，构建“海河—大清河河流廊道文化带”；三是对河流廊道在京津冀文化（海河文化）形成、扩散中的通道功能展开研究，服务三地文化一体化重构。

近代大清河运“为由省达津之通衢”，“河北省西南部大清河、潴龙河、滹沱河、滏阳河所灌流的西河地域，即平原产棉地域，产量的30%，收集量的43%，是由天津收集的，所以天津对河北内地的支配力相当大”[27]。其间民间运输力量一直是津保内运主体，据统计1905年通过大清河、子牙河进出天津的民船多达35 621艘[28]，至1925年已增加到50 065艘[29]，居河北省各河系之首；直到1956年前后新中国推行集体化运输，民船仍然是津保水运的主力。民船在津保水运中的占比，折射出内河航运的民间自发性特征，佐证了前文提及的水运在连接山村与城镇、上游与下游、支流与干流中的自然力作用，由此亦可见水运在“自下而上”居民文化身份认同生成中的廊道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津保内河航运由兴盛走向衰落，既有气候干旱等自然因素，更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模式、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相处模式的理解与实践相关，所以目前随着生态修复意识的觉醒，适度恢复津保水运是完全可能的。

五、结语：海河文化重构的历史性与“功成不必在我”的新区精神

雄安新区设立被称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30]。“千年大计”含义应该有两层：一是新区将担负探索中国创新发展新模式的历史重任，在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已危及人类生存的今天，对于社会绿色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千年大计”，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二是中央对雄安新区设定的七大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一个历史过程，“要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3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认识到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的巨大制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日渐文化化，甚或已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脱离文化背景的发展已是一种无灵魂的前行。雄安新区作为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千年大计”，在体制改革、发展模式等层面的深度探索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遗产，为之既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更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模拟组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以文化为建“区”之本。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32]，文化的重构、变革要比制度的建立、变革艰难得多，但它却是社会文明进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文化意识觉醒、重构的漫长性、历史性，就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改变政绩观，切不可急功近利，正如2017年4月习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所指出的：“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33]。

天津重构其海河文化，旨在提升其作为流域文化中心对各支流文化的引领、带动，旨在通过流域文化意识的觉醒、重构及流域文化自信的培育服务雄安新区建设，而其“以文化人”的漫长性、历史性，又是对中央“功成不必在我”新区精神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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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22][24]郑文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N].人民日报，2017-0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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