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胜利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河洛文化】

《汉书》《后汉书》中的死亡主题考验及其文化启示
——以京房、郑玄的占断故实解析为视角

田胜利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汉代筮卜文化盛行，象数易学家、方术家都加入进来，史籍记载丰富。西汉的京房、东汉的郑玄是两位典型代表。他们预知死亡，死亡期限被事先定格在那一瞬间；面对死亡的考验，他们的选择具有时代文化特征，对后代也具有启示意义。观照汉代文献，整体上呈现出汉代象数易学家、方术家善于筮卜自身的死亡之期，每每能占筮准确且能以身应验。死亡考验对他们来说，充满传奇色彩与神秘性。

《汉书》；《后汉书》；筮卜文化；死亡主题

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说：“惟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1]534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有宗教了。”[1]534死亡，华夏文明的祖辈们同样聚焦于此，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及死亡带来的考验无不时时显露出他们的智慧和胆魄。死亡对个体而言是一块未知的处女地，人对自己未知的这块领域总是充满孩子般的好奇，总爱追问个为什么。如《墨子·鲁问》记载：“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2]这是彭轻生子与墨子关于“来者”是否可知的辩题。如果说对未知的敬畏和渴求是生命个体的本性，那么这种渴求的产物就是筮卜文化的亘古不衰。筮卜发展到汉代更是繁荣，对死亡吉凶的思考明显而突出，“吾以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的追问不乏其例。直面死亡，京房、郑玄两位鸿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人的死亡都被自己提前预知，对于个体而言，死该是如何的一种考验呢？背后蕴含了怎样的汉代筮卜文化呢？他们的故实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亚宗教性命题，学术界论之者甚鲜。

一、京房死亡占断的考验解析及汉代筮卜文化

以蓍龟为占的筮卜文化至汉代依托《易》而兴，《汉书·儒林传》记载：“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易》是群经之首，因具有筮卜功能而免遭秦火。经秦汉，《易》与阴阳灾异学说结合在一起，为汉代的筮卜文化彰本。针对灾异，《白虎通义》写道：“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3]阴阳灾异和政治勾连，《汉书·五行志上》曰：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4]1317

汉人言灾异充斥各种学说，筮卜文化在此背景下大势而兴，丰富而多彩。《易》、筮卜与灾异的结缘，在汉代和政治搅和在一起，使得其发展独树一帜，异常繁盛而又独具特色。筮卜的一大功能是预知生死。《白虎通义·蓍龟篇》：“乾草枯骨，众多非一，独以蓍龟何？此天地之间寿考之物，故问之也。龟之为言久也。蓍之为耆也，久长意也。”这是筮卜选用器具时寄寓的初始功能，筮卜文化中的宗教死亡主题考验也是与之相伴随而经常发生的。西汉时期京房的死亡占断及考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京房是焦赣的弟子，易学博士，关于其著述，《汉书·艺文志》载有《孟氏京房》11篇、《灾异孟氏京房》66篇、《京氏段嘉》12篇。此外，《汉书·五行志》多次援引京房的《易传》和《易妖占》，学说以阴阳灾异见长。扬雄《法言·渊骞》称：“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李轨注：“董仲舒、夏侯胜、京房皆善推阴阳，知灾异。”[5]其师焦赣曾预言：“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房也。”[4]3160史实记载也确实如此，京房的死不仅其师预测准确，京房自己也有预知。《汉书·京房传》有这样的记载：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遂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4]3164-3165

在这里，《遁》卦不效，指遁卦所标示的物候没有按时出现，因此接连出现反常现象。《遁》卦，依孟喜十二月卦，对应的是六月。《新唐书·历志》记载六十四卦用事配七十二候图，提及《遁》为辟卦时，对应的是“土润溽暑”。《新唐书》的划分基础是六日七分理论，远承汉易，大体是可信的。《遁》卦不效，当指六月出现大旱或者过于湿润之候，至七月份而出现“涌水而出”的反常之象，涌水是阴性的，象征的是将发生阴盛犯阳之灾患。类似的灾异事象并不是个案，背后的象征含义具有确定性，无一例外，和京房阴犯阳的论断可以相互印证。《汉书·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师，明年复城郓以强私家，仲孙蔑、叔孙乔如颛会宋、晋，阴胜阳。”[4]1345秋高气爽、水落石出的季节出现大水，预示的是阴盛阳衰之义，与之附会的史实也是如此。《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宫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时咸有鸲鹆之谣，而后有来巢之验。井水，阴也。灶烟，阳也。玉堂、金门，至尊至居。象阴盛而灭阳，窃有宫室之应也。”[4]1395这是借井水上涌事象而言灾异，井水属阴，对应的正是阴盛灭阳的宫室之乱。《后汉书》亦持同样观念：“永建三年，京师、汉阳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复有大水。雄推校灾异，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雄指左雄，推校水泉涌出对应的灾异为下人逆上。由此推测，京房所观测到的《遁》卦主事时出现涌水的现象，就筮卜占断的普适逻辑来看，必将是阴盛犯主之象，京房自身亦曾言：“井水沸者，谓人君好用谗邪所致也。”因此京房汲汲不肯离开京城。班氏书所载京房的死因也正是如此。据《汉书·元帝纪》记载：

(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淮阳王舅张博、魏君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语，博要斩，房弃市。[4]294

京房的弃市是以一次偶然事件为导火索。他因开罪于朝内权贵石显、五鹿充宗，被以泄漏秘密为由杀害。《汉书》记载：“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4]3601-3602其被杀时间恰是京房远离朝廷之后，构怨的对象是身在君王侧的臣子，属性阴，正是“涌水而出”所对应的阴盛犯阳的应验体现。

通过占断，提前预知阴盛蔽主之患，经历的是死亡考验。京房弟子姚平力劝其全身远祸，避免《遁》卦未有征验所带来的不祥之灾。在姚平的眼中，京房是能推知灾异的知“道”者，七月涌水出乃预示人当死的符兆，师徒二人都清楚。对于如何选择，京房的态度是明朗的：“虽言而死，臣犹言也。”[4]3164从历史事实来看，京房也确实没有听从弟子的规劝，而是以自己的生命验证了卦气异样所带来的灾祸。京房死前观察卦象与物候，将之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卦象代表的卦气反常，预示着不祥事象。面临死亡的考验，京房毅然以死践行《遁》卦所示，昭示的既可以说是对于国家政事、皇帝的忠心，亦表明自己面对预知的死亡并不畏惧的胆魄。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京房无疑是不畏天命者。人的生命逝去的情状，班固《白虎通》写道：“命者，何谓也？人之寿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记验：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京房的死，无疑又是属于“遭命以遇暴”类型。

京房对占筮结果充分相信，积极和政治相联系的做法，与汉代的筮卜文化氛围吻合，是汉代筮卜文化的一大特色。汉代筮卜之风兴盛，和皇帝、权贵的巫术信仰是分不开的。《史记》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6]312又：“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6]317成帝时，曾“(命)太史令尹咸校数术”[4]1701，这是汉代帝王对鬼神巫术的认可，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的淫巫淫卜风气更是如此。董仲舒、刘向、刘歆、谷永等无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落实到具体文化层面，一时间各种占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十分丰富，如《汉书·艺文志》载有《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汉日旁气行事占验》《汉流星行事占验》《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海中星占验》《海中日月彗虹杂占》等书[4]1764。由此不难推测汉代对筮卜的热衷和推崇。京房置身于汉代文化洪流中，亲历死亡考验的故实，占验主体对于死亡占筮的结果以及灵验性不持怀疑态度，同样是表现得十分认同。这种认同的态度取向和先秦时期相比是迥异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这样一则占筮：

在这则记载中，南蒯认为爻辞吉利，惠伯也同意占筮的结果吉利，但尽管如此，惠伯仍然拿出了另外一套标准，将儒家的忠、信观念熔铸于其中，解易呈现出重人事的特色。并且进一步指出“易不占险”，揭露出南蒯的阴谋，据此而认为，即使占筮结果是吉利的，实际情况也并不会如此，事实也恰如惠伯所料，由此不难看出，惠伯的解卦故实暗含的是对占筮结果的理性反驳。

京房作为言易者，亲历自身的死亡占断考验，彰显的是汉代筮卜易学家对生命的敏感度。汉代文献往往有涉及死亡的占筮易例的语料留存于世，如京房、郑玄、刘京等。相较之下，宋代无论是朱熹、程颢、程颐，还是张载、邵雍等，都无一例外少有史籍记载他们关于自身的死亡占验故实或为他者占断死亡的故实。之所以如此，大抵在于宋代学人偏于理性思考，剥除掉了象数预测色彩，回归到性理之学，直承先秦学术。汉代的文化氛围则笼罩在谶纬、符瑞、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下，是多种文化因子的共同作用结果。汉代易学处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喜言卦筮占验，这从《汉书·儒林传》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以孟喜为界，之后的易学家往往长于筮卜：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贺以筮有应，由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易。……房以明灾异得幸，……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自孟喜之后，列入《儒林传》的易学家多好言卦筮或者灾异，且有不少弟子弘扬其学术。京氏易列为博士，随之而来的不少研习者，亦均善筮卜。如《后汉书·方术传》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8]798又如“唐檀，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8]800。由此不难想象，孟氏之后，喜言灾异、卦筮，和生死主题打交道是汉代易学发展的走势，客观上催生了喜对生命进行预判的风气。这种流风一直延续到三国乃至魏晋。如《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9]在这里，虞翻为孙权占断关羽的生死，十分精准。又如《晋书·郭璞传》记载：

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10]

在这段文字中，郭璞为自己的死亡大限时间作出了准确的占验，并且在赴刑过程中，郭璞不断地以各种事类物象证实自己的预测，对自己的死期以及如何死亡的方式可谓了如指掌，一步步地从容应对死亡，对于提前预知的死亡考验，毫不畏惧，这一点和京房有相似之处。

视线再聚焦到京房。其中年去世，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属于非正常死亡。死亡的时间定格，又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被提前筮卜知晓。面对死亡的考验，他选择顺应占断所示，悲壮地迎接死亡。从学理层面堪进一步，如果说“(汉代)求仙的现世精神的另一重要侧面在于它与政治纠缠不清”[11]，那么，京房的死亡考验虽不隶属求仙，也同样可以归之为与政事相关联。后人对京房的评介也是从这一角度予以切入，如《西汉会要》写道：“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12]京房对于死亡的考验，作为预知者并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以身践行。他的死亡考验背后充斥的是政治诉求，是社会价值和个体生命价值之间的冲突。面对君王昏庸，朝内权贵石显、五鹿充宗当道，置身于朝廷斗争之中，处于群体冲突氛围里，筮卜和死亡沦为了工具和斗争的资本，个体的死亡考验也被相对最小化了。

二、郑玄死亡占断的考验解析及汉代筮卜文化

死亡是始终横亘于每个个体面前的考验，子产曾曰：“人谁不死？”[7]1230针对死亡，《吕氏春秋·节丧》曰：“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13]531又《孟冬纪·安死》：“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13]533相比于西汉，死亡主题与筮卜文化关联在东汉表现得同样异常活跃。

《后汉书·郑玄传》有这样的记载：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寐，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8]360

郑玄梦见孔子告诉其“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将梦与谶占合而观之，得出的断语是“命将终”，对此，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写道：“《北齐刘书·高才不遇传》论玄曰：‘辰为龙，巳为蛇，岁在龙蛇，贤人嗟。玄以谶合之，盖谓此也。’”[14]岁在辰巳，对应龙蛇，谶对应的是气数将尽之象。郑玄预先知道自己即将死亡，面对死亡考验，郑玄产生了些许的心理负担，有顷寝疾，指不久即病。病出现于梦醒之后，是应验的表现，也是死亡前的病征。寝病之后，郑玄最终于随军途中死去。

郑玄的死亡占验故实有多个方面值得筮卜文化溯源。其一，物候之征而带来的死亡心理负担描写，和汉代筮卜文化紧密相连，在历史上并不是个案。如贾谊《鵩鸟赋序》写道：“鵩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随后在正文中说道：“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兮，主人将去。’”[15]7描写鵩鸟飞至住所，贾谊认为是死亡的不祥之兆，并由此而产生出强烈的心理恐惧。面对死亡的考验，贾谊持认同征兆之说，就历史事实来看，贾谊也确实印证了它的死亡占验。针对贾谊与筮卜文化关联的本事，司马迁《日者列传》有相关记载：“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履也。’”[6]2425-2429可见，司马氏书中提及的贾谊是一位深谙筮卜易道的儒者。关于贾谊《鵩鸟赋》的死亡感伤，后世作家也有过论述，见于孔臧的《鸮赋》。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鸮，集我屋隅。异物之来，吉凶之符。观之欢然，览考经书。在德为祥，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渝。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服乌，卒用丧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真。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听天任命，慎厥所修。栖迟养志，老氏之畴。禄爵之来，袛增我忧。时去不索，时来不逆，庶几中庸，仁义之宅。何思何虑，自令勤剧。[15]120

孔臧面对死亡征候的考验，显得科学得多。同样是不祥之鸟飞集屋舍，他的解读“在德为祥，弃常为妖”，是以德为吉凶生死的主导者。在随后的行文之中，他对贾生的因鵩鸟来集而忧郁死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某种恐惧而致病的故实，在《风俗通义》“世间多有见怪惊怖而自伤者”条目也有记载：

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谒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疼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16]

这则故实就是众所周知的汉代故实“杯弓蛇影”。主人公“予之祖父郴”，王利器先生引《永乐大典》注：“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子劭。”因为受到墙壁上的影子投射到饮酒之杯中而心生恐惧，这种恐惧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生命受到威胁之后而激发的对生的渴望。

其二，故实曾提及孔子托梦给郑玄，选择的也是以梦作为媒介。梦是一个经常引发古人思索的对象，有时给人带来恐惧。如《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病水十日，夜梦与二日斗而不胜，晏子朝，公曰：吾梦与二日斗，寡人不胜，我其死也？”[17]齐景公梦与日斗，因不胜而心生恐惧。针对梦的认知，东汉王延寿的《梦赋·序》写道：“臣弱冠尝夜寝，见鬼物与臣战，……后人梦者读诵以却鬼。”[15]649梦有时也指向美好事象。如《梦赋》“乱”曰：“齐桓梦物，而亦以霸。武丁夜感，而得贤佐。周梦九龄克百庆，晋文盬(音gǔ)脑国以竞。老子役鬼为神将，传祸为福永无恙。”[15]649在这里，悉数罗列历史上关于梦的故实，梦中的内容和现实往往能够契合，指向的均是吉利事象，并且一一应验。郑玄之梦无疑属于前者。《后汉书》所载郑玄借助梦象和孔子发生关联的内容有两点，一是郑玄精通儒家典籍。范晔记载：“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礼》《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尤以注“礼”而影响深远，是东汉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一生“克己复礼”，选择孔子托梦自己，谓己之寿辰将终，具有文化对接的意义。这从范晔对郑玄的评介中可以得到印证：“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又赞曰：“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缀。”二是孔子自身的死亡也是由梦而得知的，郑玄和其具有相似之处，这是《后汉书》将郑玄的地位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具体表现。针对孔子的死亡记载，首见于《礼记·檀弓上》：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叹而言曰：“赐，汝来何迟？夏后氏殡于东阶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18]

这则记载是关于孔子逝世的典故，孔子梦见坐奠于两楹之间，属于商礼，商亡已久。郑玄注曰：“以三王之礼占己梦。……是梦坐两楹之间而见馈者食也。言奠者，以为凶象。”针对孔子得寿，以及逝世前的细微情节，《孔子家语·终纪解》写道：“遂寝病，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二矣。” 两则故实，以其同者言之，梦醒之后，郑玄和孔子都是遂寝病，指随即患上了心病，郑玄得寿七十又四，孔子得寿七十二，相差无几，由此不难推测，范晔为郑玄作传时，郑玄的死亡占验故实当依托孔子为标杆，梦占记载脱胎于孔子而得。郑玄所经历的死亡考验，孔子也经历过，面对死亡的考验，通过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对话，标示的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感。

郑玄面对梦占，经历死亡考验时，和孔子有相似性，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视野放大到整个东汉时期，关乎筮卜文化中死亡预知的记载更是丰富，同样充满神秘性，在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类似郑玄者，并不少见，试以《后汉书·方术传》为例摘抄数则如次：

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之死，我乃当之。自是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后三月果卒。

后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谢夷吾)豫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

时博士渤海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

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灶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卒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灶者，妾将亡之应。”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而卒。

国生像，……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决，忽然而终。时年八十四。家无余资，诸子衰劣如其言云。

计子勋者，不知何郡县人，皆谓数百岁，行来于人间。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

上述故实散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占断凭据或是物候、或是图谶，借助一定观察而作出判断，并不完全依傍《周易》。故实里的主人翁任文公、谢夷吾、郭凤、李南之女、折像、计子勋等都准确地预测到自身的死亡期限，亲历死亡考验，字里行间凸显的是事件的神奇性，而并不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少有笔墨涉及死亡心理的叙写。其中文公、(折)像“设酒食”“召宾客九族”的超然举止，更是令人折服、向往，是汉代筮卜文化留给现世人间的精神食粮，启人心智。类似的案例，《后汉书·逸民传》也有同样记载：“(矫)慎不答。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8]814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不惧死亡占断的考验在世人的眼中已然还有另外的解读，和汉代的神仙思想捆绑在了一起。

孔子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占筮是为了定祸福、知来物，来物即包含生命的拐点——死亡，汉代筮卜文化的驱动力正是如此，繁盛也可见一斑。《汉书·张衡传》载：“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妖言即指各种预测之言。《后汉书·方术传》记载善于筮卜占断者不在少数，如：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廖扶、樊英、唐檀、公沙穆、许曼、韩说等。此外，《后汉书》和《汉书》一样，于《天文志》《五行志》中亦罗列了丰富的灾异占断条目。由此不难想象，郑玄和京房一样，同样置身于筮卜术繁兴的文化洪流内。

如果说，京房经历死亡考验时，斗争的焦点在于自身与外界社会的矛盾，是非自然死亡的话，那么，郑玄的死，则增添了几分顺应天命的色彩，偏于自然行为。在京房的占断故实里，死亡到来对他来说意味着斗争的失败，他对此并不畏惧，寻求的是以死来抗争朝廷权贵，抗争命运，是凝重的。在郑玄的占断故实里，死亡的考验更多流露出的则是对生命将逝的徒然感喟。以其同者而观之，作为汉代经历死亡考验的个体，他们身上少了份道家式的超然，而多了份儒家式的沉重。

三、余论

在两汉400余年的时间里，筮卜文化是多元的，夹杂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这是对筮卜的批评，在同一篇中又说：“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这是从儒教层面对筮卜的肯定。先秦时期流行的不死观念于汉代依然流行，《汉书·窦田灌韩传》记载：“(皇)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侯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视鬼者为巫师，魏其侯和灌夫指先于田汾死去的鬼。同样是在汉代，又产生出不少科学的声音，如王充的《论衡》。死亡是人的生命拐点，世界存在于人的感知世界里，对个体来说，一切伴随死亡的到来而消失。卡夫卡曾说：“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19]死亡之外，意味着无知，思维意识在那一刻完全停止。死亡让人感到恐惧，只要人类存在，考问死亡主题的意义也就具有永恒性。死亡的考验对于个体而言，充满挑战性，不能逃逸，追求生命的永恒与现实生命的短暂形成了一对不解的矛盾，于死亡越关注，于生的渴求就越强烈，借助占筮提前预知死亡则加剧了这种矛盾的冲突性，汉代筮卜文化如此繁兴，这也是汉人为什么热衷于寻求长生的原因之一。

[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荣震华, 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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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唐]孔颖达，等.礼记正义[M].[清]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1283.

[19]卡夫卡.卡夫卡散文[M].叶廷芳，黎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59.

The Test of Death Motif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nTheChroniclesoftheHanDynastyandTheBookofLaterH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ing Fang’s and Zheng Xuan’s Stories of Forecast Judges

TIAN Sheng-l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Beijing 100875，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divination culture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Han Dynasty, with numerous scholars of image and numerology and masters of divination methods as the leading force. Jing Fang and Zheng Xuan were two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forecasting death and date of death. In face of the test of death, their choice ha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ater generations. On the whole, these scholars and masters as well as their accurate forecasts of their own death dates were recorded in the Han Dynasty documentaries. The test of death was miraculous and mysterious.

TheChroniclesoftheHanDynasty;TheBookofLaterHan; Divination culture; Death motif

10.15926/j.cnki.hkdsk.2017.01.001

2016-07-15

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6CZW034)

田胜利(1982— )，男，湖南常德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经学研究。

B232

A

1672-3910(2017)01-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