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宪达 万向东

（1.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香港999077；2.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广东广州510275）

回到社会权力：新生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探讨
——基于L机构的个案研究

郜宪达1万向东2

（1.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香港999077；2.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广东广州510275）

新生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使其生存状况与生存策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分视角，纳入市场维度，考察新生社会组织在三维生存环境中的生存策略。L机构的个案表明：新生社会组织受到国家各种形式的管制和引导；在向市场寻求资源进而结盟的过程中，又受到了市场逻辑的冲击，表现为服务异化和使命扭曲。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如何培育自身的社会权力，成为其生存和实现使命的关键。

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社会权力

一、问题的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口号之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职能转移使得处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①“社会组织”的概念类似于西方的第三部门，在中国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三种注册形态。大量涌现，仅在2012到2014的三年间就有65000家组织注册成立。②数据来源：（1）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 cn/2201/yjzlkindex.html；（2）民政部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新生”社会组织③官方对“新生”的定义是登记成立日期不足36个月（广东省民政厅，2012）。的重要特点在于，一方面各地纷纷尝试改变久遭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国家对其直接态度由严格监管或视而不见，转为“扶持、引导和培育”④这一政策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及各地方性档案、法规中，各地建设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广东省还设立了新生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希望其通过有效的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新生社会组织亦强调自身的公益性和专业性，希望抓住“社会组织的春天”⑤王名等：《当社会组织不需要再自找”婆婆“(腾讯-燕山大讲堂)》（http://cul.qq.com/zt2013/ysdjt213m/index.htm）；许晓青、马扬、徐扬：《中国民办社会组织的春天将至》（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2/c_114994472.htm）。增加自己的影响。大量新生社会组织面临自身建设和生存系统建设两大任务，这两个任务处理不好会导致组织受挫或组织坏死，行为策略的选择对于新生组织至关重要。

大量研究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国家在社会组织领域的政策开放这一表面上的权力退却，却使社会组织受到更加隐蔽的分类控制，即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会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及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对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①Saich，Tony，“Negotiating the Stat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China Quarterly，Vol.161，No.161，2000，PP.124-141；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由于东欧颜色革命的影响和对政治不稳定的担忧，②Chan，Kin-Man，“Commentary on Hsu：Graduated Control and NGO Responses：Civil Society as Institutional Logic”，Journal of Civil Society，Vol.6，No.3，2010，PP.301-306.国家仍然维持对社会空间的有效控制，“国家控制社会”仍是这套控制体系的根本特征。③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另一方面，国家又采取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策略，即培育“可控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乘机收编某些受资源驱动（resource-driven）的机构，消除一些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实现功能替代。④⑤Ferguson.I.&R.Woodward 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Making a Difference.Bristol：Policy Press，2008，P.31.刘鹏进一步认为，近年来政府通过吸纳草根组织、制度建设、利用多种工具嵌入政治偏好等“嵌入型监管”，实现对社会组织更加精细和隐蔽多样的监管控制。⑥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手段管理社会组织，使其在帮助政府履行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增强了对政府的行为依从性。

从应对策略来看，大部分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的“与国家商榷”（Negotiating the State）⑦Saich，Tony，“Negotiating the Stat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China Quarterly，Vol.161，No.161，PP.124-141.与政府互动获得生存空间和自主性。无论是利用国家的碎片化管制⑧Spires，Anthony，“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State：UnderstandingtheSurvivalofChina’s Grassroots NGO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 5，2011，PP.1-45.及政绩导向，⑨王信贤：《争辩中的中国社会组织研究：国家—社会的视角》，韦伯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12页。还是采取不同程度的“去政治性”⑩唐文玉、马西恒：《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对自己的活动采取严格的自律⑪⑫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抑或通过私人关系和非政治获取国家控制的资源，⑬⑭⑮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它们大多依赖于国家的支持或至少是容忍，争取政府认可的行政合法性。⑯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当然，少数组织（如劳工NGO）选择与政府抗争和不合作来延续使命，⑰⑱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却遭遇房东断水断电与逼迁；⑲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也存在一些组织，由于资源与权力单一地来源于政府而对政府无条件妥协，⑳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进而丧失原有目标，成为政府非正式的下层序列。㉑⑪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⑫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⑬朱健刚、景燕春：《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期。⑭Keech-Marx，Samantha，“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M.E.sharp，2008，PP.176-215.⑮赵秀梅：《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⑰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⑱何艳玲、周晓峰、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⑲《深圳劳工NGO遭遇寒流》，《潇湘晨报》2012年10月18日A叠A18（深度·调查）。⑳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㉑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与政府的关系确实是社会组织生存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命题，然而，将社会组织局限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在逐步摆脱单一与政府互动的关系模式，行为互动扩展到媒体、互联网以及国际非营利组织领域；①Guobin，Yang，“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The China Quaterly，Vol.181，2005，PP.46-66.对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机构资源依赖和自主性的讨论，产生了向公众和企业要资源、进行多元合作的呼吁；②③郭林：《香港养老服务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探索》2013年第1期。近年来兴起的“公益市场化”的争论，即社会组织是否要以市场逻辑开展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一场实务界的论战。④徐永光：《公益市场化刍议》，《中国慈善家》2014年第4期；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NGO发展交流网，http：//www. ngocn.net/news/90132.html，2014年；曲晨：《“美丽新世界”：公益的黄昏？——公益市场化现象与思潮批判》，中国发展简报网站，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8466. html，2016年4月1日。当不依赖政府资源成为共识，现有研究无法回答“往何处去”的问题。

社会组织的多元实践提示我们必须突破“国家-社会”关系，将社会组织置于三元框架和权力格局中进行考察。三元社会即是将社会区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部分，⑤莱斯特·萨拉蒙、谭静：《非营利部门的崛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三者分别掌握一定的权力，从而有能力对不同的领域施加影响、产生预期效果;但权力又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能力”（capacity），其内涵隐含着从行动力（即最纯粹的power to）到影响力和控制力（power over）再到权威这样一个逐渐增强的序列。⑥关于权力的定义有手段说、强制力说、能力说等，“序列说”是夏循祥、陈健民提出的，海曼也持此立场。参见：张广济、计亚萍：《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9页；夏循祥、陈健民：《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社会》，2014年第34期；海曼、黑启明：《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权力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断经历着再分配，使得掌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主体不断发生变迁。⑦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4页、61-62页。从社会组织的产生来看，正是市场经济激发的个体自由精神和关怀社会的理想，及其导致的权力与资源再分配，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生存与运转的空间。⑧朱健刚：《中国公益发展报告导论——跨界合作、策略联盟与专业转型》，载朱健刚主编《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张紧跟：《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社会》2012年第3期。从社会组织的外部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时代转变，使得国家同时占据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情况得到改变——经济权力已大幅转回市场，政治权力却仍然维持着对社会领域的一定控制，经济权力也开始向社会领域渗透。⑨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2页。西方学者已经亲历并描述了福利紧缩与管理主义、服务外包与合同竞争、服务排斥穷人与远离社会公义等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病，⑩Ferguson I.、陈穆仪、施怡廷：《挽救社会工作——挑战新自由主义与促进社会正义》，郭姵妤译，台北松慧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Leung，J.C.B.，“The Advent of Managerialism in Social Welfare：The Case of Hong Kong”，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36，No.1/2，2002，PP.61-82.并担忧社会组织仅能满足短期生存需要却带来长期的消极后果，使追求公民权利、公共利益和多样性的“社会”处于风险之中，⑪⑪Eikenberry，A.M.，&Kluver，J.D.，“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Civil Society at Ris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64，No.2，2004，PP.132-140.⑫Eikenberry，A.，“Refusing the Market：A Democratic Discourse forVoluntaryandNonprofitOrganizations”，Nonprofit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38，No.4，2009，PP.582-596.⑬罗文恩、周延风：《中国慈善组织市场化研究——背景、模式与路径》，《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甚至直接喊出了“拒绝市场化”的口号。⑫⑪Eikenberry，A.M.，&Kluver，J.D.，“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Civil Society at Ris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64，No.2，2004，PP.132-140.⑫Eikenberry，A.，“Refusing the Market：A Democratic Discourse forVoluntaryandNonprofitOrganizations”，Nonprofit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38，No.4，2009，PP.582-596.⑬罗文恩、周延风：《中国慈善组织市场化研究——背景、模式与路径》，《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尽管如此，通过市场化来摆脱政府控制、使得经济权力很大程度上回到市场主体，这样一条去行政化的道路对于仍深陷于政府影响的中国大陆社会组织，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⑬⑪Eikenberry，A.M.，&Kluver，J.D.，“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Civil Society at Ris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64，No.2，2004，PP.132-140.⑫Eikenberry，A.，“Refusing the Market：A Democratic Discourse forVoluntaryandNonprofitOrganizations”，Nonprofit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38，No.4，2009，PP.582-596.⑬罗文恩、周延风：《中国慈善组织市场化研究——背景、模式与路径》，《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因此，社会组织是处在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权力构成，并有多个主体相互作用的权力空间里。那么在这样多个主体和多种权力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如何与环境中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互动，求取自身生存？在求取生存中采用的策略，又能否让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有所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权力的核心主体”？①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这正是本文所关注并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个案简介及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诞生于“社会组织春天”的新生社会组织L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此个案的解剖和深描，探讨上述研究问题。L基金会于2013年注册成立，那时正是其所在的广东省大力推行社会治理创新和全面铺开政府购买服务的时期。L的前身A机构从1993年起开展服务，由于在北京一直无法进行民政注册，便到广东省寻求发展机会，并以基金会的名义成功注册，成为一家“专注乡村妇女发展的民间公益基金会”。

L机构“通过资助或者执行相关项目，基金会为乡村妇女改善生活状况、发挥潜能、参与公共事务等提供资源条件及行动支持”；②关于L基金会的介绍，引自其官方网站和2013年年报。事实上，除了少量资助之外，其本身也执行公益项目。注册成立后一年，L机构先后开展了雅安地震救助、打工子弟暑期班、流动妇女融入调研、流动女性青少年发展调研与活动、广州家政工调查、关爱刑事案件受害人家属、公益论坛、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作为“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的混合体，从注册之始L机构就不能也不愿依赖政府资金，而是在国家基本管制的前提下，面向市场和公众筹集资金，维持机构运作。这使得L机构在“国家-市场-社会”的环境中做出的生存策略选择格外值得期待。

本文笔者之一在L机构进行了3个月的全职实习，期间参与了其绝大部分日常运作过程，整个“上班”过程也是一个参与式观察和记录过程，此后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本文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是在参与观察、反思和聚焦、访谈和再反思的多重过程中完成的。本研究中所描述的“故事”均为笔者亲身观察或亲自访谈所得。

三、生存策略：从依赖国家到拥抱市场？

（一）注册成立：必须依赖的国家和可能合作的市场

在注册成立阶段，政治合法性与资金的获取是L面临的主要问题。L利用地方政策机会、通过寻找关键人物争取政府认可，从而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合法性；L通过向拥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参与意愿的实力人士求助获取注册资金，从而拥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由于对既有社会权力的继承，L也具备了微弱的社会权力。

1.依赖地方政策，获取合法身份

政策环境是L基金会成立（注册）的决定性因素。A机构在北京一直无法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实现民政注册，是因为曾接受国外某基金会的资助，使得政府部门中无人愿意成为其“业务主管单位”，这在尚在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的北京市几乎等于丧失了合法民政注册的全部可能。虽然A机构在2001年以工商注册的形式取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却从2008年起遭受资源困境。新的外汇管理规定使得工商注册的A机构无法继续依赖长久以来支持他们的海外基金会；政府购买服务对机构承接资质（民办非企业）和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资格的要求又使得A机构无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得合法的国内资金。

相对而言，广东省却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前列。2012年7月1日起，广东省社会组织无需主管单位注册，除法律规定的前置审批外，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广东改革2.0：政府向社会放权”③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改革2.0：政府向社会放权》，http: //www.21cbh.com/HTML/2012-3-2/1MMDY5XzQwNjE1Mg.html.等舆论使得“东西南北中，注册到广东”的形势出现。A机构一直渴望的合法身份，“在北京办不成，但是在广东可以办得成”，于是决定到广东注册。

政府官员提供的注册便利，最终使得L机构获得了政治许可。经人介绍，A机构理事长等人找到广东省民政厅的官员，希望在广东注册民办非企业。官员表示非常希望此类组织扎根广东；但由于广东省民办非企业的注册权已下放到各个区县，该官员便建议她们以自然人身份在广东省发起基金会。L基金会秘书长解释说：

“这是他们政策内部的操作。注册NGO（民办非企业）就要到市里，但是他们希望把我们留在省里。然而我们这么多年都是搞执行的嘛，我说我们也不会在广东募资啊怎么样，他说也有执行型的基金会啊，就让我们就做执行型的。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在广东省里注册。”

首先，官员提供的注册便利是基于行政权力机构对A机构的信任。A的理事长和秘书长曾经的体制内身份很容易让人消除怀疑：理事长为某中字号杂志前主编，秘书长曾任某地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她们还具有主持参与联合国和地方公益项目的丰富经验。官员的信任使得注册有了可能。

其次，官员的政绩需要直接形塑了省级执行型基金会的形态——这意味着L既需要募集资金，又需要开展服务，还需要去资助其它机构做服务。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环境下，社会组织注册数量成为衡量工作绩效（政绩）的一个标准：根据广东省“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要达到50000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①广东社会组织信息网：《“十二五”广东省社会组织将达到5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http://www.gdnpo. gov.cn/news_view.asp?TID=4&NID=1336.因而需完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注册指标。但由于民办非企业一般不再注册为省级，于是NGO摇身一变成了基金会。

此外，官员也需要避免组织成立带来的潜在风险，避免政绩污点：L机构以服务乡村妇女儿童为主要业务内容，属于比较传统的与社会民生有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基本不会涉及敏感、有争议的维权行为；以自然人身份发起注册的方式，避免了以原A机构法人身份注册需要动用其本就敏感的资金。如此，官方为注册成立“广东省L基金会”提供便利便无任何政治风险。至此，该官员与其部门几乎没有再为L提供任何其他便利。

2.与市场合作，获取经济资源

L机构发起人拿到非公募基金会批文后才发现，发起人需要出具200万的注册资金，而且不能使用原来A机构的项目资金。她们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一位律师和一位企业家——后来的L基金会的理事和理事长——并用自己的工作经验说服了他们。理事长长期热心公益并且非常认可A机构的服务经验，号召自己的企业家朋友筹得了197万元的注册资金。从原始注册资金构成来看，作为发起人的理事长和秘书长两人出资仅3万元，而包括企业家的其他7人出资达197万元，其注册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企业界人士。

始料不及的是L还需要继续募款才能开始运行：理事长本以为原始资金200万可以用于第一年的行政与服务费用，“结果拿到营业执照的时候秘书长告诉我这200万不能动，我的头轰一下就大了”（理事长）。无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得项目资金的L机构，除了向某些资助型基金会申请包含服务和人工在内的项目经费，更是创办了“荣誉理事制度”这一低门槛的明码标价方式——个人只需每年捐款1万元即可成为机构荣誉理事并参与一些项目的运作。很快，在机构正式成立前就有9人成为荣誉理事，他们的年费和部分项目款解决了行政费用问题。注册成立的L机构终于可以开始进入运作状态。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L机构的筹资主要是基于商界的私人朋友关系及其个人的公益动机，而非基于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商业合作，也不是市场中直接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

3.传承社会影响，树立组织形象

L基金会通过寻找关键人物争取政府认可，通过拥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参与意愿的商界人士获取经济支持。但其获得国家和市场认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A机构的社会服务经验和社会形象。此时，L虽然通过盛大的成立大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但作为社会组织并未通过展现服务能力来获得相应的影响力。L传承的社会影响力，使其身处国家、市场之间，有了一定自主活动的可能性。

（二）活动启动：社会权力大幅增长

在活动启动阶段，L机构虽然仍有环境依赖，但已经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的回应策略。面对政府，L机构表现为“不敏感”的政治顺从和“做事情”的政治交待，以便使政治权力保持信心，并以此作为机构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L主要希望通过找关系获得政治体制之外的市场资源，对此机构表现为面向企业和公众的市场交待与绩效追求。同时，由于大规模服务开展和社会动员的宣传效应，L机构扩大了社会认可；新的资源与社会关系的开拓，使L机构的社会权力得到了较大的增长。

1.“做事情”的表现型活动

对社会影响力尚薄弱的L机构来说，通过“做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巩固政治认可和经济支持成为最紧迫的生存问题；新媒体时代不断爆出的社会问题和舆论热点亦增加了L努力“做事情”的信念。因而，在注册完成之后，L便进入了一个既有迫切需要也具备了初步条件大力推进项目以展现其“做事情”的阶段。

一方面，在成立半年的时间里，L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雅安地震救助、打工子弟暑期班、流动妇女融入调研、流动女性青少年发展调研与服务、广州家政工调查、关爱刑事案件受害人家属、公益论坛、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并通过传统媒体采访和自媒体（微信、微博）消息发布、参与媒体节目制作、邀请政府官员与名人出席活动等方式，既倡导社会关注相关问题，也提高了机构的曝光率。可谓是“抓住什么就做活动，一直都在做活动”（义工的话）。然而，由于着急开展大量活动，公益理想被简化为“很多很大”的表面绩效主义，这些项目多为“短平快”，其设计和执行本身的跟进与长远考虑均显不足。

另一方面，“表现”和“做事情”同样重要。其一，资源的大量投入成为一个重要特点。以打工子弟暑期班为例，除去桌椅文具等硬件投入，为期四周（两期）的暑期班花费为28000余元，两家开展类似活动的机构都表示这个金额大得惊人。其二，“表现”使得项目的衡量标准变成了能否立竿见影地受到媒体关注，能否树立机构的影响力、间接地让捐赠人满意。从实施效果来看，这种大跃进的推进方式带来很多直接的“产出”，使得服务对象直接受惠，投入了政治认可的政府和资金支持的捐赠方（企业以及个人）都非常满意，L得到的信赖和认可大大提高。

2.“不敏感”和“去政治性”的活动底线

在应对政府管控的生存策略上，L通过其自身任务的去政治性表现出适度的政治顺从，避免触及过多权力关系，努力成为一个“温和”的社会“服务”机构；并通过帮助政府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得政治权力的认可与支持，从而“选择了不敏感，就选择了没限制。我干嘛要选择跟政府敏感了让他来限制我？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秘书长）。

第一是以服务而非对抗的方式开展活动，以回避政治敏感的态度面对社会需要，从而在承担主体利益代言人和社会服务提供者两种角色时，主动、有意识地压缩自己为服务群体发声的功能，更单一地指向服务的提供：①唐文玉、马西恒：《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特别敏感的项目我们不做，比如说那些对抗性的维权项目我们肯定不做。现在基本上选择的是社区服务类的，兴趣班、打工妈妈俱乐部、亲子教育……我们不是找老板要求增加工资，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对权益不关注，下一步就要到社区做活动宣传法律意识。告诉他有哪些权益，什么样的情况下跟谁报告、怎么报告，这不都在维权嘛。”（秘书长）

第二是不接受境外敏感组织的资金，而是以国内基金会和企业、个人的小额资金作为主要资金来源。这是基于其在公益活动中获得的经验。L的前身A机构因曾接受境外某“敏感”基金会的资助而迟迟无法获得民政注册身份；曾与L有合作关系的B机构被迫搬迁、检讨，除去其对抗性的活动方式，也与其资金来源有关：

“B机构他们那么敏感，还是要从资金来源来看。它如果资金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国外的组织……大家（体制）觉得它跟敌对势力有些关系。所以我们要让任何资金都不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免得让我们不得不被它推着走，那个时候你想不敏感都不行。”（理事长）

此外，L还注重跟政府建立信任关系，主动汇报工作或邀请官员到机构考察。秘书长说：“（我们）跟政府建立很和谐的关系，让政府信赖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干敏感的事。我们做这么多事他们也看到效果意义，他们也就放心了。”

3.“找关系”的资源动员

第一是延伸到体制内的社会关系。L机构理事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甚至延伸到了“体制内”，具有资源链接的意义。掌握资源的部门和个人并非因为其职责，而是因为私人关系提供资源。例如办公场地问题，“我的一个朋友，她认识的（某政府部门的）人，给街道打了电话。其实每个街道都有既定的公益用房在那里的，本来就只能给社会组织用。这样我们得到了两个办公场所，加起来有300平米，每个月租金才4500，你说广州哪里有这么便宜的办公室？”（理事长）

第二是基于合作伙伴信任的公益关系。原A机构积累了一定的公益关系，这种信任传递（延续）到了L机构。L和一些机构可以在无项目书的情况下讨论合作意向，或在项目书不完善的情况下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提交：

“去年启动的主要项目是某机构资助的青少年项目。这是以A的名义拿资金，实际上是L来操作的。这里有个渊源，就是从A到L一开始是需要做事情的，该机构愿意去支持启动这一步，在广州首先做点事情，支持这个起步资金。”

除了资金支持，L从其他社会组织那里获得的主要是认可与潜在合作，方式是通过大量“社交活动”①在L机构的办公室，挂满了此类社交活动的合影。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例如在公益沙龙活动中结识新的伙伴，在机构互访中迅速寻找共识，以及及时邀请知名学者加入机构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在合作机构举办活动时以冠名、链接商业资源等形式体现自己的支持。此类社交活动使L机构能迅速建立起在行业内外的社会网络和知名度，其“做事情的表现型活动”进一步得到周知。

第三是通过商业关系来寻求资源，这是资源动员的重点。对L机构而言，通过社会关系连接体制内资源的情况较少，因为L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的主要是重视和认可（政治正确），而若致力于获取政府资源，则担心机构的独立性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②理事长认为，“肯定拿谁的钱就要受谁的影响”；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最怕跟政府某些部门打交道，因为“谁都可以难为你，谁说了都不算”。亦担心给职能部门增加负担破坏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了获得安全、多元的资金，独立筹款成为其必由之路；考虑L理事会和荣誉理事的主要构成，商业关系成为资源动员的重点。

除去基金会的资助，L机构的项目资金主要是通过朋友关系获得的商界小额捐赠。这又分两种：一种是来自个人公益与慈善热情，即动员市场中具有公益热情的个别人士捐赠；另一种则是资源导向的合作主义，即接受企业基于商业品牌推广与社会责任两方面原因提供的捐赠。例如在打工子弟暑期班中，37500元的费用中的81%直接来自企业。就最大一笔的捐款（3万元），理事长解释：“当时想要和时尚品牌结合，因为这些品牌最舍得出广告费，别的机构可以友情帮忙，只有这种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就有意识地找了一下。无意中跟朋友说到之后他说哇，你想找童装品牌，我有个朋友！他跟对方说我做事很靠谱，人家就把品牌总监派过来谈合作了”。相应地，企业获得了活动冠名并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三）服务深化：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

在服务深化阶段，L对于环境中的政治权力采取了从迎合话语到制造话语、从政治顺从到温和回应的转变：基于彼此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合作，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积极参与政治，回应社会问题。L在利用市场提供的经济资源的同时，也遭到了市场逻辑强势干预：社会服务的专业-社会逻辑受阻，导致机构受挫并由此压抑了社会权力的生长。

1.以社会目标为导向，温和回应政治权力

基于上一阶段积累的政府信任和社会权力，L机构从较多地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开始更加主动地和有策略性地回应政治权力，以增加政治筹码、回应社会问题。一方面，L选择了一种温和的策略，即从政治顺从与迎合话语，到制造新的话语与权力、参与到政治权力中的运作中去。另一方面，L的行动开始具有挑战意识，甚至以改变现有政治权力的不合理安排为目标，希望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消解政府权力”（理事长），朝向社会变迁。这种温和回应的过程，也是L的社会权力增长的过程。

第一种方式是在项目具体运作层面灵活处理。中国“严准入、宽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决定了L有可能在法律与行政管制的边缘，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和拓展工作内容。如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的L机构的资金应该来源于“少数的个人、家族或者企业等”，不能对外面向公众募款；①长期以来，公开募捐资格垄断在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手中；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慈善法》则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登记为慈善组织并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但在致力于救助刑事受害者的T项目②一年后，该项目的挂靠运行结束，注册为独立机构。中，由于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收到捐款的来源是不可控的。公众的捐赠热情、媒体的持续报道及良好的社会反响，使L掌握的社会力量进一步增强，也进一步受到社会力量的保护。

第二种方式是借助政绩导向与政府合作。在与政府的关系中，L明白政府部门及官员受政绩驱动，若能在有益社会的同时提高其工作绩效，便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与自由裁量权。与政府合作的基础是继续保持与官方话语的一致，保持机构活动“能做事、不激进”的服务形态，不在意识形态上让政府感到压力：

“现在的文件是开放民间社会，要加强试点；政府讲究的就是文件来了要树典型，要有这些东西，他想干事情也要依赖这些能干的社会机构去做；（你要）让他觉得，跟你们交往价值观是比较正常、不是特别激进，能够做出一些事情。”（理事长）

在具体执行上，L既配合有关部门“树典型”等工作职能，也主动邀请一些部门以“指导单位”的身份与L积极合作，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执行便利。对此，理事长解释道：

“政府部门或官方机构之间是有博弈的。像妇联本来要削减经费，但他们上报自己的工作成绩，体现他们的重要性，从而保证了原有的经费。妇联（要做事情）在体制内本身受很多限制，为了保证自己部门的利益，这个时候妇联也是要主动寻求与我们的合作的。”

L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争取项目服务地区的政府支持。“防性侵”项目点设在某国家级贫困县，L组织了十几名作为潜在资助方的企业家前往项目地考察。

“其中70%的人从来没去过P县。县长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讲P县的经济、投资环境，高端的企业家对这么一个小地方会有潜在的影响……我们的政府真是一个公司政府：什么对投资有利，他们就关心什么；而公益背后一定是有企业家资源的。”（理事长）

第三种方式则更为积极，即参与到官方的话语建构和政策制定中去。L通过温和且快速地回应社会问题，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青睐，连续受邀参加政府座谈会。而理事长认为不说空话、不为求取自身利益是最重要的：

“我们每次都会讲点实际的观点……他们（人民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基本都说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个不管啊人手不够啊这个做不到啊，都是去要资源要利益的……我们不心心念念想着政府的服务购买，保持财务的独立性，发言自然会有独立性。S委可能也希望我们的视角和我们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一点冲击。”（理事长）

在“做事情”与“座谈会”的交错进行中，S委这个成立仅一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完成了对L机构的考察，“觉得他们做的事说的话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因为作为一个刚成立又没有专业人士的部门，我们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S委工作人员）。在2014年初广州市制定重要红头文件征求意见稿时，市政府要求S委推荐一名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S委便“毫不犹豫地推荐了L机构秘书长”。在会上，秘书长痛陈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公共资源、孩子上学难、留守儿童的困难等问题，并指出中央文件已经说人是城镇化的核心，有几百万农民工的广州怎么能不在全国率先解决这个问题？她的发言“很容易就把他们打动了”，领导们“非常满意”，决定将社会治理作为文件的三大核心之一，其中又把服务外来工作人员作为一个重点。在第二阶段单一指向服务提供的基础上，L机构尝试承担服务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在经过了单方面的政治顺从和迎合话语的阶段之后，L机构得以尝试发出自己的话语并参与和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

2.社会逻辑的妥协：资源导向与资源绑架

在前文关于“找关系”的资源动员部分，探讨了L机构在活动启动期以商业关系为资源动员重点，是一种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的“资源导向的合作主义”。而L机构在一味向资源妥协的过程中出现了被资源绑架的现象。

第一，在项目内容上听从资源方的要求。例如，H项目计划在P县农村开展留守儿童性教育活动，企业基金会和企业家个人各出资50%。首先提出要求的是P县县长，他提出L不仅要在P县做性教育，还应该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帮助P县完成计生服务转型；对此，L回应可以以亲子教育作为性教育的切入点。其次是作为资助方的企业家，他们惊叹于当地生活的贫穷和教育资源的匮乏，决定捐助生活困难的孤儿，于是就有了孤儿助学的延伸性项目。

“当时有企业家说要捐衣服，后来教育局说他们有生活困难的孤儿，企业家就决定捐助他们，就成了孤儿助学项目。这个要单独募资，很多企业家就喜欢做这种事，觉得这样他们的投入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捐钱捐书捐衣服，认为这就是献爱心，就是公益慈善。”（H项目官员）

计生服务转型、孤儿助学是资源方的要求，成为开展H项目的折衷条件。L认为这样可以引入更多的资源，带来更多的合作效应。因而在原有的H性教育项目基础上“做加法”使项目演变为包含性教育、亲子阅读和孤儿助学等三个项目在内的“P县项目”，执行者却仍是一名H项目官员，她“只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做本来想做的H项目”，项目的内容被分散和转移。

第二，资源导向不仅决定项目的内容演变，还进一步使“投入-产出”的效率逻辑、交换逻辑和非个性化等市场逻辑蔓延到项目的操作层面。

L对商业资源的依赖，影响到其服务必然要以商业人士习惯的标准衡量服务：由于他们“最看重的是每一笔钱花到哪里去了”（理事长），因此他们的捐赠必须按照“投入-产出”的标准有一定的“结果”，即以数字和看得见的物品来衡量的项目产出，偏重服务对象直接得到的结果（物品、知识）而不重视其无形的转变。例如有个企业家想给P县捐LED灯来改善学校照明条件，但学校的照明灯已经全部重装过，再装LED灯不过是为资源而重装，有重复建设之嫌；项目官员进而建议将灯装在山村孩子家里，却遭到了间接拒绝，因为这样难以体现捐赠企业的爱心成效。资源没能服务到最有需要的人，而是被出资方的“投入-产出”逻辑替换。市场拥有“做好事”的善心和庞大的商业资源，能够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慈善事业提供经济基础，却不具备执行操作的专业能力。但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的专业逻辑的力量却小于、从而也不得不服从于市场逻辑的力量。

为了从“投入-产出”逻辑主导的市场中筹款，“理事长不仅要把钱拿来，还要设想项目能给对方带来什么，来体现他们的资助的‘产出’效果”（项目官员）。这种市场逻辑还有可能附带着某种意义上的“交换逻辑”，对服务对象权利带来损害或不利影响：

“因为活动涉及到那个品牌还有好几个企业的赞助嘛，班服上印着所有这些赞助企业的LOGO，每到电视台来摄像的时候就让他们穿班服，一个星期来好几次，学生就说怎么又要来拍又要穿班服啊。他们有点像活广告了。”（义工）

市场逻辑还可能附带的另一个逻辑是“非个性化”，表现为项目的简单复制而非从当时当地的实际需求出发。例如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点：

“没有做什么调研和特别的选择，就把农村这个项目点选在了这个村子，当时设想的思路就是做家庭旅社和生态旅游，带动生计和环境保护……想请设计师、规划师对整个村落样式进行设计，再由村民选择，这些是从河南C村学来的。”（项目官员）

总之，L成员在筹款的过程中确实较多地受益于对市场逻辑的运用：以“明码标价”的方式筹款，通过丰富的社交活动与潜在“客户”建立联系，为提供资助的商家提供企业文化建设和宣传机会而不是让他们白白出钱……这些商业技巧的运用使得L的“资源拼图越来越大”（理事长）,但是市场逻辑也使L遭遇了项目推进上的困难，即由于市场逻辑替换社会逻辑带来的困难，使得社会权力增长后劲不足。

3.后劲不足的社会权力

第一，专业服务受挫。

在理论上，社会组织应可以通过其专业性公益和社会服务体现其专业逻辑和“专业权力”，进而增强社会权力。但市场逻辑强势蔓延的结果，是组织通过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与推进社会变革的逻辑被替换。例如在美丽乡村项目中，因为缺乏需求调研，在实施阶段才发现农民并不愿意按照L的设想和方案改造自己的房子，同时干群关系等也使得项目的原有设想无法实施，“只好慢慢做减法”，只在村里布置了一个图书室，周末开放服务村里的孩子。由于致力于环保的某企业基金会可能资助这个项目，接下来的主要方向可能改为环保教育。

在极其缺乏资源需要生存的新生阶段，需求评估作为一项耗时费力产出少的工作，往往让位于直接的服务开展。结合具有针对性的需求分析开展服务的专业逻辑往往只能屈从于资源甚至资源来源的（市场）逻辑，使得服务目标定位不准确、服务内容流于表面。虽然反响良好的打工妈妈小组得到资助机构认可，也成为L在新一年度的重要规划，但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只能让两个社工专业的实习生来做这个项目。此时，社会组织虽能维持其生存，但当一个公益机构不能以专业服务有效回应社会需求时，其社会权力的生长就会受阻。

在市场逻辑的强势介入下，服务目标确定和执行过程的无效意味着其社会组织“专业权力”和社会权力增长面临困境，凸显资源筹集后进行合理配置更加有效地投入其专业服务的必要性。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公益慈善力量，①朱健刚：《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转型：一种理论视角》，《思想战线》2011年第37期。受到专业价值伦理、知识技巧的指导，以保证其活动开展具有基本的价值指向、恰当的服务目标和有效的实现手段。要使L通过有效的专业服务扩大社会权力，还需要更多证明其实践效果的持续行动，并在反思性行动中不断建构和增强基于人权和公义的“社会性”话语与权力。

第二，机构定位不清。

笔者所说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权力”并不仅仅指社会服务中的专业性，也指其在整个“社会”领域的角色。让我们回到L“执行型基金会”的身份上来：执行还是基金会？做服务还是筹款？分配资源还是筹集资源？L能否做更“专一”的事？基于A机构的多年服务经验和L机构的企业家背景，L想二者都做，但并没有明确的定位。一方面，L试图链接中产阶级的力量开展社会服务，这一阶层并非一掷千金的富豪（后者更可能直接去成立自己的企业基金会），而是财富、爱心和社会参与愿望都在累积的阶层。但L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要取得中产阶级的信任、筹得善款，就必须有自己的服务项目，让中产阶级看到自己的投入有对应的产出，所以要用既定“产品”（而非满是空话的项目计划书）以明码标价的形式去募款。因此加强募资能力的前提是拥有优质品牌服务项目，机构会倾向于成为庞大的执行机构。

机构定位不清意味着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认识不足，因而导致了专业服务受挫，进而遭遇社会权力的增长困境。L既不能如一个专业执行机构，通过准确的需求分析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专注于服务对象的成长改变；也不能像一个专业的募款机构，致力于链接市场资源和专业服务力量，充分协调资助方与执行方的行动逻辑，实现专业价值和专业能力主导的平等合作与多方共赢。简言之，L的基金会募款与服务执行之间可能会造成功能紧张，对其整体的组织目标实现潜藏着威胁。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新生社会组织的环境互动

本文尝试通过探究社会组织准入放松背景下新生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构建形塑社会组织生存状况与生存策略的基本框架，将组织发展视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参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三者互动的过程。

首先，就本个案而言，这一过程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在注册成立阶段，L主要依赖政治认可和市场资源要素，获得了合法身份和资源支持；在活动开展阶段，则是以做事情的表现型服务、不敏感的活动底线、找关系的资源动员继续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支持，在此探索过程中社会权力得到了较大增长；在服务深化阶段，L进一步巩固了和政府的关系并从政治顺从走向制造话语、温和抵抗政治权力，但也面临着由于过度依赖市场资源和市场逻辑，以及自身专业定位不清而导致的“使命”执行受限、社会权力增长乏力的困境。这个过程显示，社会组织固然可以借助外界环境来保障自身生存，但一旦组织运行步入正轨，就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社会权力的增长确保组织的发展；也正是在这里，组织虽未落入西方市场逻辑入侵、管理主义盛行的窠臼，也仍然随着进一步发展而显示出更多的限制。

其次，笔者尝试对这一互动过程做出如下概括：

从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来看，政治认可决定机构的政治合法性获得，机构需要通过某些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不敏感”的活动底线是获得政治权力认可的方式，也是机构回应政治监管、主动自律的表现；“做事情”的表现型活动是获得政治权力认可的方式，也是自身社会权力成长的过程；按照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政绩需求寻求合作，是组织以社会权力为基础链接政治资源的方式；温和回应政治权力，是组织在自身具备一定社会权力的基础上，撬动政治权力控制、主动拓展运作空间和社会权力的尝试。

从社会组织与经济权力的互动来看，市场资源动员决定机构基础性条件的具备；在现阶段，以市场资源为主要着力点的找关系式资源动员，是获得市场的经济权力支持的重要方式；“做事情”的表现型活动是获得市场权力认可的方式，也是自身社会权力成长的过程；经济权力在以其自身逻辑影响社会组织时，可能会对社会权力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从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的互动来看，“做事情”的表现型活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方式，也是自身社会权力成长的过程；组织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并进而寻求协同合作的过程中，环境社会权力的增长为组织自身社会权力的生长提供了支持性条件。

最后，可以进一步总结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与环境中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决定组织的法律和政治合法性，组织通过多种策略应对政府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决定组织生死；市场和政府分别掌握一定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形成或缓解组织的物质生存压力，组织通过相关筹资策略应对，与经济权力的互动决定组织存活；社会权力要求组织必须通过一定形式满足社会需求，由此决定组织使命。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互动之中，社会组织实际上处于一种多重权力场域的夹缝之中，并非完全不可生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自身权力生成和扩张的空间，但又处处受到约束。处于这种场域中的社会组织，当然可以灵活运用多种策略、整合环境场域中的多种资源以对抗单一资源对组织的控制，又不得不处处警惕处处斡旋，其前途命运究竟应该乐观还是悲观，实在还是个问题。

（二）讨论：新生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如何生长

在此个案的分析中，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互动中，不仅能使用一些策略减少政府管制的负面影响，还能够以社会目标为导向进行政治参与，保障社会权力的生长；但另一方面，其社会权力生长的主要阻碍在于，市场在为其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向机构输出其运行的市场逻辑。社会权力尚不稳固的社会组织无力招架市场逻辑的强势干预，这种情况从而限制了社会权力的有效增长。沈原指出，“社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产生，也在与市场的搏斗中得到界定。①沈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由于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即便无权者也可以通过非零和的博弈来生成权力、推动社会进步。②夏循祥、陈健民：《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社会》2014年第34期。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结构转变的脉络中，将难以在变迁的时代真正生成权力，难以成为真正的权力主体，也将难以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可以回到权力的构成来讨论社会权力如何生长。作为影响周围其他人或组织行为与态度、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影响力和控制力，构成权力的资源或物质是决定权力大小的基础性要素，权力的运行逻辑亦将对权力的效能产生作用。③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4页。可以辨识出，政治权力的逻辑是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权；经济权力的逻辑是以投入-产出为标准要求高效率高收益；社会权力的逻辑则是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正义。在资源基础和运行逻辑之间，社会组织常常面临抉择。在此，笔者试图提出的是，上述各种策略，无论是妥协、合作还是坚守，虽然在组织生长和发展的各阶段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身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但基本目标却仍然是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权力生长。

为此，值得在三个方面继续反思：

首先，最重要的是明确社会组织的使命和价值为何。社会组织要以价值为核心整合资源。④“以价值为核心整合资源”是中山大学周如南老师在内部研讨中的提法。就不同的社会组织而言，其工作领域、工作路径各有不同，但一个基础性的原则是要能明确其工作的一切努力均是为了“人与社会”的福祉，以及由此必须做出的环境改善，明确社会公正、参与、尊重等最基本的价值观，⑤赵小平、王乐实：《NGO的生态关系研究——以自我提升型价值观为视角》，《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才能够凝聚起最大共识来推动社会改变。社会逻辑意味着对基本价值的坚守，意味着在资源筹集中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资源背后的价值取向，才能避免一味以资源为导向、被资源所绑架。

其次，在行动中坚守价值追求的前提，是社会组织对自身能力和功能定位的明晰。筹款、执行（服务和倡导）、培训提升（能力建设）的功能，应由不同的、具有专业核心能力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如何定位作为自己立足社会的专业能力，培育何种专业能力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是组织迟早要厘清的问题，否则就会妨碍社会权力的增长。

最后，明确自身优势和准确定位也意味着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有效分工合作，构建一个层次分明、专业互补的社会组织生态。例如，企业作为市场力量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经济支持，社会组织中的资助型机构如基金会应直接与企业对接并甄选，再由基金会确定合适的执行机构进行资源分配和监督评估；各个环节均由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的人完成，建立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和资源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能够以共同体的姿态、以更加积极有力的面貌和话语，与政治权力、市场权力互动，捍卫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运行逻辑，壮大社会权力，实现其所珍视的价值。

（责任编辑：亚立）

Go Back to the Social Power：New-born Social Organization’s Survival Strategies

GAO Xianda1，WAN Xiangdong2
（1.Dept.of Social Work，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China；2.Dept.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born social organizations，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survival strategy has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This paper goes beyond the dichotomy of‘state-society’and adds the dimension of market to investigate the new-born social organization’s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 threedimension living environment.The case of Institution L shows tha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s governed and guided in various forms，while it is also hit by the market logic when seeking resources from market.Fo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cultivating the social power become the key to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mission.

social organization；survival strategy；social power

郜宪达（1990-），女，山东聊城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福利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性别、劳工与社会工作实践；万向东（1959-），男，湖南岳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社区、劳工问题、非正式就业与工人社会工作。

C916

A

1008-7672（2017）04-005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