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飞,宋 婷

(1.琼台师范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2.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教务处,海南 海口 571100)

明代丘濬学校教育改革践行及其现实意蕴

王彦飞,宋 婷

(1.琼台师范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2.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教务处,海南 海口 571100)

丘濬是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在主教太学期间扭转太学士习和文风、整顿历事制度和援例生管理等方面的教育改革实践充分抽绎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旨趣和以学生发展的道义改革正当性，改革实践中蕴涵的优秀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丘濬；学校教育；改革实践；启示

丘濬(公元1421—1495年)，字仲深，谥号文庄，海南琼山人。明代中叶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明代文化发展高峰的屋脊人物，因与海瑞同出于明代，后世将其与海瑞并称为“南海双壁”，也被世人称之与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相及的岭南大儒之一。出生寒门，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为了救时，丘濬一生博览群书，著述治学，积极从教育途径探寻救时方略及治国兴学出路,为明代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布衣庶士到位居相位：学校教育改革践行的生平与治学背景

丘濬生于明永乐十九年辛丑，字仲深，号深庵，别号琼山、琼台，因其谥号文庄，后来被人称为丘文庄。明朝中期历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朝廷要职，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后世将其与海瑞并称为“南海双壁”。

(一)幼年丧父成孤，勤奋好学、胸怀大志

丘濬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所作《五指山》诗曰：“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盔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去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朱东根：《丘濬<五指山>诗赏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39页。。学者朱东根评价《五指山》诗意境宽拓，想象奇伟，气势磅礴，清词丽句，一气呵成，尤其是诗末两句更是全诗命意所在*朱东根：《丘濬<五指山>诗赏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39页。。该写景诗无论从意境的构造抑或文化元素的摄入，均体现了少年丘濬的聪慧与才华。“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日记数千言，六岁信口为诗”，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和智慧，当时以神童为时人器重。幼童时期，丘濬听从祖父丘普之言，立志“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为实现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奋发图强，身体力行，研究“四书”“五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无论经传子史、诗文歌赋，乃至医卜星相，释道农桑之书，都精心研习；家贫无书，常步行数百里借阅书籍；“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之，卑辞下气，唯恐不当其愿，有远涉至数百里，转换至数十人，久积至三五年而后得者，甚至为人厌薄，厉声色以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怼，期必得而已，人或笑其痴”*周伟民，唐玲玲：《丘浚年谱》，《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3期，第96-106页。。

(二)青年中举成名，为士治学，文名远扬

丘濬十七岁开始学习举业，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参加乡试中第一名举人(解元)。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中二甲第一名进士后*周伟民：《丘浚年谱》，《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3期，第97页。，文名远扬，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之首，一时“名动京师”，并被授命参与编纂史书《寰宇通志》，后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自六经诸史,九流笺疏之书，古今词人之诗文，下至医卜老释之说，靡不探究”(《椒邱文集》卷30《丘公墓志铭》)；至进入翰林院预修《寰宇通志》的同时，丘濬“又于天下地理远近、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少、风俗微恶，一一得以寓目焉”*陈永正：《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濬思想》, 2002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0-26页。。长期的究心蕴蓄，俱“欲资以为世用”，成就其陆续完成了《琼台诗话》《朱子学的》《投笔记》《家礼仪节》等史学和儒学著作。正是这些努力，也为其后完成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巨著《大学衍义补》和以后的教育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丘濬晋升侍讲，并受命参与编纂《英宗皇帝实录》。三年后书成，孝宗读完赞道“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裨政治”，并升任为侍讲学士。每次讲学，英宗皇帝都为丘濬渊博的学识与其洪亮流利的言词所吸引，聚精会神听讲，敬服不已。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丘濬返回老家(今海口府城)为母亲奔丧并进行了三年的守孝道义，届时回忆年轻时代家贫艰苦寻书读书的经历后感慨万千。为使后代尤其是郡城子弟方便借书读书，他竭尽平生积蓄，建起藏书石屋，购数千卷书置于其中，并撰写《藏书石屋记》,以明其志*陈永正：《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濬思想》, 2002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0-26页。。

(三)晚年高居相位，著述繁富，以博综闻

在掌太学期间，丘濬对西山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潜心研究，并汲取诸子百家有关治国济民的优秀思想，在《大学衍义》基础上创新见解并增补160卷，形成了明代第一部实学集大成之作——《大学衍义补》，备受推崇其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成化二十三年升任礼部尚书，主修《宪宗实录》；成书后，加封太子太保，不久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务；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丘濬入内阁被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不久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卒于任上，赠左柱国、太傅，谥文庄；孝宗皇帝赐葬于琼山县府城西八里水头村五龙池之原(今属海口市秀英区)，立碑供后人祭奠瞻仰*参见：http://www.hnszw.org.cn/index.php.2014-07-08.。丘濬为官四十余年，廉洁奉公，刚直耿介，有“布衣卿相”之誉，被祀为琼州府乡贤。晚年右眼失明仍披览不辍，深入研究治国救时方略，涉及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医学和文学等领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大学衍义补》外，还著有《世史正纲》《琼台会稿》《朱子学的》《四书集注》《琼台史话》《本草格式》《家礼仪节》《成语考》及戏剧四部《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五伦全备记》等*参见：http://www.hnszw.org.cn/index.php.2014-07-08.，作品中的精湛论述,被后人传世不堕。

丘濬一生著述繁富,尤以《大学衍义补》(160卷约140万字)著称于世,《大学衍义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论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礼乐等领域的观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明朝人对丘濬有很高评价，认为丘濬为学“务求所谓道者而体之身、宣之文而不苟，其立言卓然可传而不朽”。(《椒邱文集》卷9《琼台类稿序》)廖道南评价道，国朝著名文人如刘基、宋濂、方孝孺、解缙、胡广、杨士奇、李时勉、刘定之等皆为世称，“然皆丽藻丰腴，未有若丘文庄之明体达用，酌古准今，裒然为一代文宗也”*陈应琴：《<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13页。；丘濬一生清白廉洁，治学严谨，勤奋好学，《明名臣录》评赞道“丘濬为官数十年，国朝大臣，高居相位，律己至严，一丝不苟；自少而终，手不释卷，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有出其右者”*王家忠：《丘浚与<大学衍义补>》,《海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26页。。

二、丘濬学校教育的改革实践——以主教太学改革为中心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且受制约于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背景。明朝中期，资本主义已初见端倪，手工业等商品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却加剧了农民贫困化趋势，政治上官宦腐败专权，奢靡化日益侵蚀着社会各个领域，学校教育也不例外。丘濬自成化十三年任国子监祭酒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升任礼部尚书时期正是明朝太学走向衰败、学风日下的转折时期。此时太学教官为世所轻，“而居是官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监规废弛，官署、生徒放肆纵横，肆无忌惮，风俗教化至此已及”(《明宪宗实录》89卷)。至于士子，则“群然居学校中，博弈饮酒，议论州县长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唯饱食安逸以度岁月……唯积日待时以需次出身而已；其向学者亦多不务正学，而学为异端小术；中有一人焉学正学矣，而又多一曝十寒半途而废”*郑朝波：《论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78页。。为改变风俗教化以及太学士习颓废不振的不良文风现象，恢复学校教育的社会教化功用，丘濬做出了切实可行的教育改革探索。据嘉靖时成书的《皇明太学志》丘濬本传记载：“其在太学，师道尊严无愧李忠文，综理微密则忠文有不及者。门生学子遍天下，人诵其文，家有其书，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李忠文即李时勉，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与同时期的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在教坛最负盛名，时称“南陈北李”。史称丘濬“师道尊严无愧于李忠文，综理微密为忠文所不及”，可见丘濬主教太学颇有成绩。

(一)整顿太学不良士习

当时太学生中士习不良者，莫过于有营求出身做官之心而无进德修业之志，有人甚至不惜行贿请托买通有司。为此，在师者教道方面，丘濬提出克己复礼，要求提学督官员们严格正身，率先垂范并将经书义理躬行实践，杜绝空谈误国不做实事行为。提出为师者立身中正、先正己而后教，以学为业、以道为任，进德修业等为教之道。丘濬认为，一为师儒者要立身中正，先正己而后教人，这也是对师儒者的基本要求；二为师儒者之职以学为业、以道为任，必须懂得尊道而贵学；三为师儒者必须不断进德修业方能为师。“温故而知新”，“理无穷尽，学无止法”，采取“得知新于温故之余”和“寓学问于教诲之际”的途径得以不断进德修业。在士子学风方面，对待有伤风化士子决不姑息迁就，平日不学无术的士子采取清退处理。同时以忠厚变士习，耐心开导学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岂能有所为哉！士之在学校犹女子处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请托，无所顾忌，则他日适人者从可知己。”在太学私试策中要求学生“言其所不为及将大有为之志以著于篇”，并表示“予将即其所以言以验其所以行”，课堂教诲之不足，又借考试以补之，试中有教，寓教于试*谢越华：《海南教育史》，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69-113页。。尤其留心学生的日常动态以进行因材施教的跟踪教育。

(二)扭转士子考试文风

在改变文风方面，丘濬极力主张文取明白畅晓，顺理达意，意尽辞止，反对浮文怪词，以此正人心、明学求。在主持南京乡试和礼部会试期间，“凡怪词险语皆痛斥之，怨诽不恤”。丘濬提出“文章关于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朱子谓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则文之关乎世道非虚语也”*周伟民等：《丘濬集》(第1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气运指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而文章内容可折射时代精神风貌，并关乎于作者的内在体验和心里感受，即 “言为心声”；正如他认为的士子所学的虽是《五经》濂洛之言，却没有以义理作为依据，发以文采，而只是编辑敷衍，应付考试*郑朝波：《论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78页。士子应该复祖宗之旧，改变不良文风，“使明经者潜心学理，无穿凿空疏之夫；修辞者顺理达意，无险怪新奇之作；命题者随文取义，无偏主立异之非”，以便达到“正人心、作士气”目的。据史载，由于丘濬的谆谆教导，“文体乃复浑厚”。 对于在学校的考试问题，丘濬提出在坐堂积分方法基础上，将学校教育、科举考核和历事制度有效结合起来，以期做到“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肆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科，许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考试中实行“试、课两不相妨，逐日使之做课，以为常程；每季合试以为激劝，恐不为过。”这样既能使学生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能端正学生志趣。

(三)努力整顿历事监生制度

由今看来，历事制度是明朝初期一种教学实习制度，旨在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取得初步从政知识和经验，始与出身做官没有直接联系。太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坐堂肄业即课堂教学之后，到诸司衙门历练政事，半年回学替换，学生必须通过肄业、升堂、积分及格才能出身做官；但后来在执行中不断发生变化，到永乐初年废除积分制度，学生不问肄业成绩，只要按入学年月先后拨出历事三个月或半年，经历事衙门考核勤谨便可出身候选为官*詹家豪：《明代太学中的援例监生》，《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2-78页。。这样，历事制度便逐渐脱离前期的课堂教学和考核，而成为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径。从此，学生对于坐堂肄业不感兴趣，而热衷于较岁月的深浅，争拨历事的先后，希图早日历事出身。正统末年，为节省京师粮食，又开始将太学生送回原籍依亲读书，到期取回历事。成化时依亲在家的时间也算作坐堂日期，通计为拨历的次序。这样学生更不以坐堂为意，课堂教学时间如同虚设，学风更加败坏。丘濬针对历事制度的恶变，深刻提出“太学之教，所以聚天下国家之用，非颛颛以记岁月，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学校肄业为本，诸司历事为末，二者结合，互相补充，则“本末兼举矣”。而今放弃学校教学，让学生单纯追求历事出身，完全违背了祖宗成法。他指出“近年以来，为边事起之故，建议者欲存省京储以备急用，始为依亲之例，教法稍变祖宗之旧。”针对这种情况，于是他提出“今疆场无事，储蓄日充，请赦所司申明旧法，从复祖宗养士之旧。”提出取消景泰以来生员纳粟、纳银就可进入国子监的不良做法。同时严格控制府、州、县学生员和国子监生的名额，不许借各种名目增加廪膳、增广、科贡、附学生员数额，对已纳粟入监的采取重新考试，清退不合格者；监事学业期满未合格证亦发充胥吏或罢黜为民*谢越华：《海南教育史》，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69-113页。。

(四)对援例生倡导因材施教

景泰时期因西北边事紧急，京都粮食储备入不敷出，令地方学校生员岁贡不及者纳粟朝廷，准其入监，称为援例监生。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又因山西陕西饥荒，为救荒而行纳粟入监事例，援例生多至六七千人，比以往多至数倍；这些援例生中有廩膳生，也有增广生和附学生，有在原学“食粮年深屡经科试者，亦有习学经书精通文理者，而幼稚未经启发蠢愚不识字者亦多有之”，文化程度差别甚大；按以往做法，他们放监两月便放回原籍依亲，待行取复监一年半即拔出监，历事出身；这样，他们基础本来就差，在监肄业时间又短，实际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太学出身徒有虚名*方旭玲.《明代中后期国子监衰落原因试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8-32页。。面对这种情况，丘濬认为，应在他们入监或复班之初就做好计划，区别不同程度因材施教，使其各有所获，做到既始而利用他们所纳之财救活一时饥馑之民，又终而将他们教养成器以备数世任使。为了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在监肄业，首先将他们拨出历事的时间按其在原学肄业时间的长短分为四个类型，使之在太学再坐堂肄业一年至五年不等。然后按知识水平分为三等，因材施教。并专委司业提督考课，对勤教和怠教的师儒予以奖惩，这个方案得到礼部的复议和皇帝的批准。自景泰开纳粟入监事例以来，朝廷官员对待援例生有两种倾向：一是主张开例而不考虑教养；二是反对开例而歧视此辈，两者都对援例生采取不负责任态度。丘濬则不然，认为朝廷不开纳则已，既已开纳，得其财解国家之急，饥民之困，就有责任将他们培养成才。丘濬这种真正的为师之道体现了“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的教育思想。

三、丘濬学校教育改革实践思想的当代借鉴与思考

教育虽为社会发展之产物，然而同一时代会有旨趣不同的教育，也会有旨趣有别的教育者，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人才之兴，缘于时势，根在教育。丘濬虽出身贫寒，自幼丧父成为孤儿，然其天性勤奋好学和长辈的谆谆教导，致其胸怀大志，励志治学救时，名文远扬，颇受朝廷重用，其自身的敏学悟性和时势造就了其成为明代文化发展高峰的屋脊人物。丘濬的学校教育改革思想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整顿太学不良士习、扭转士子考试文风、改良历事监生制度等改革举措，对明朝中后期学校教育风气的扭转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如有学者所言，丘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改革探索是十五世纪后期传统经学教育尝试着同时代与社会民生有机结合的转向标志，也是农民贫困化、城镇奢靡化及群体性浮躁心理等同体异质诸元素耦合起来的、充满变数的明代特殊时期——成化时代(1465—1487)的必然产物；丘濬教育救时理念和改革实践集所处时代局势和传统儒家教化于一体，在思想文化“悖论”中寻找着平衡点*赵玉田：《丘濬教育理念与“成化时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91页.。在思想渊源上，丘濬继承程朱道学传统，而以明体达用著称于世。在具体运用上注重从时代实际出发，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程朱道学的迂阔空泛，而贴近于生活。丘濬的教育思想属于封建主义范畴，然而剔除其封建性内容，则不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改革实践中蕴涵的优秀教育思想总能经得起考验并能穿越历史文化之流给予当代教育改革以启发意义。

(一)教育改革需要坚定的执行意志与魄力担当

明代中期社会奢靡化、学校教化功能弱化背景下出现的太学不良士习、空疏无用的学风和整顿监生管理制度问题，丘濬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勇于对太学教育进行开创性的改革实践，其针对现实弊端的批判精神与创新改革措施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当今改革已成为教育领域的话语主题与实践常态，教育改革作为一项涉及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系统工程，交织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利益逻辑，具有较高综合性、复杂性与曲折性。教育改革蓝图的绘就与实施过程中，往往缺失的不是明晰的改革目标和可资可循的方法，缺失的是达成改革远景的执行意志、责任与魄力。教育改革需要用政治勇气、智慧与教育担当以及实干务实风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消解制约改革的个人收益算计而非公众利益谋和的功利性利益链，提升教育实践改革效应的变革力与推动力。

(二)正确认识学校教育改革与社会教化的关系

由古至今，学校教育的基本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在王政治民、人才培养、人伦教化及风俗同化等方面功用价值。丘濬所处的明朝成化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衍生出经济社会奢靡、群体性浮躁心理风行，学校教育的士子亦是学风浮夸，教育教化多为形式之风，名存实亡。丘濬基于社会现实，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以“养民”为核心的教育实践行为无不彰显经世致用的实学旨趣。丘濬教育实践改革思想虽是以传统的儒家教育主张为理论基础，但却以明朝中期社会经济生活变化为思考背景，以明朝官府太学教育现状为改革出发点，通过对教育不正之风的整顿及礼乐教化以达到匡正和改善社会问题，最终达成“风俗同而道德一”的归旨。注重将为学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达致用的旨趣，丘濬践行了务实性和现实性的教育改革逻辑，在推崇程朱理学文化基础上提出的一些超越前人的观念主张，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

(三)教育改革应体现学生发展的道义正当性

丘濬对当时针对援例生“主张开例而不考虑教养和反对开例而歧视此辈”的有违责任的态度倾向给予批判，认为既已开纳，朝廷就有责任将援例生培养成才，对学生做到“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笃焉”；整顿太学士气“以言以验其所以行”；采用坐堂积分方法以期做到“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肆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科，许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以扭转考试文风等措施。这些蕴涵以人为本和以学生发展为理念的改革举措无不映射其“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的有教无类的全面和全人教育思想，其改革理念不仅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教育有所裨益，而且警示和启发着对当今教育改革如何体现学生发展的道义正当性的思考。学校教育改革不仅要体现“政治-经济”取向的政府意志的政治正确性，更要彰显以人为本和以全体学生发展的道义正当性。无论改革有着怎样的手段和措施，其最终归旨应体现于学生发展，只有学生的发展，才是学生自身未来生活幸福的内在保证，也才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根本保证；“学生的发展”是基于全体学生的发展和学生真正的发展，而非以“牺牲”其他层次或其他类型学生的可能发展空间为代价，亦非“借改革之名”的应景式违背教育“育人”本义的改革初衷*吴康宁：《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础》，《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4-29页。

(责任编辑：张玉秀)

Abstract： As a well-known thinker, politician and educator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Qiu Jun 's educational reform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reversing the scholarly study and writing style, rectifying the calendar system and students' management, fully deduced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moral reform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excellent educational thoughts implied in the reform practice are instructive to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form.

Keywords： Qiu Jun；school education；reform practice； significance

EducationReformofQiuJun'sSchoolinMingDynastyandItsPracticalSignificance

WANG Yan-fei,SONG Ting

(1.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Qiongtai Teachers College, Haikou 571100,China;2.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Haina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kou 571100,China)

G529

A

1009-9743(2017)03-0075-06

2017-03-01

1.王彦飞，男，汉族，河南安阳人。教育学硕士。琼台师范学院幼儿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2.宋婷，女，汉族，河南许昌人。教育学硕士。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教务处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2014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海南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编号: HNSK 14-136)成果之一。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7.0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