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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希尼诗歌人物身上爱尔兰文化的混杂性

2017-02-23程建锋

关键词:希尼爱尔兰诗歌

程建锋

(1河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2拉曼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来西亚 霹雳州 43000)

论希尼诗歌人物身上爱尔兰文化的混杂性

程建锋1,2

(1河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2拉曼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来西亚 霹雳州 43000)

谢默斯·希尼是一位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其诗风格朴实简洁、语言精辟、含义丰富。纵其一生,希尼创作了大量代表了爱尔兰文化的诗歌人物,这些人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暗喻了爱尔兰的种种文化如爱尔兰的文化之根、传统文化、殖民文化、混杂文化。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性思想来阐释并解读这些隐含在希尼诗歌中人物身上的复杂文化,有助于探寻北爱尔兰民族不合、政治斗争、宗教冲突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诗人通过莱德维奇等形象,隐喻性地提出的化解策略,对于解决北爱尔兰的文化冲突,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谢默斯·希尼;爱尔兰;混杂性;文化冲突

一、引言

出生于1939年的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是一位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宽阔的胸怀、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又具有高超的诗歌技巧和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于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诗歌创作中,他把亲眼目睹或经历过的种种文化冲突、宗教斗争揉进富有多种文化含义和象征的诗歌人物。其诗风格朴实简洁、语言精辟、含义丰富。自1966年出版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DeathofaNaturalist)而名声鹊起,至2006年出版诗集《地区与圆圈》获T.S.艾略特诗歌奖,希尼创造了大量代表了爱尔兰文化的诗歌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对爱尔兰复杂文化的有意识的折射。对这些人物的分析,有助于探寻北爱尔兰民族不合、政治斗争、宗教冲突的历史文化根源。

本文试图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内研究谢默斯·希尼诗作中人物所体现的“文化混杂性”。希尼在其人物诗作中,探究了爱尔兰文化的根源,展现了爱尔兰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挖了造成爱尔兰文化被殖民之痛及其历史根源,揭露了殖民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无耻与霸道,刻画了在文化冲突中渴望调解彼此冲突却又矛盾重重的北爱尔兰人。希尼通过莱德维奇等形象,隐喻性地提出的化解策略,有助于形成爱尔兰人和平共处的社会发展观念,有益于化解不同价值观、权力观、以及文化观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对于解决北爱尔兰的文化冲突,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二、后殖民主义视域中爱尔兰文化的混杂性

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性的后殖民主义,自诞生之初,就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互相影响,共同存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涉及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局势的变动而调整,以便对不同地理区域中的政治矛盾、文化冲突、身份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与解读。

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与界定。本文认同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倡的观点:“后殖民主义肇始于帝国殖民早期,继续于殖民地获取独立之后,然而又不仅仅局限于‘后’,更在于‘超越’。”[1]按照这个观点,后殖民主义的内涵十分广泛,非常丰富,包含诸如民族性、混杂性、语言性、地域性、伦理性等几个方面。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文化混杂性指的是宗主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融合。它改变了殖民地文化单一的、纯粹的、一成不变的这一错误观点。霍米·巴巴的专著《文化的位置》主要探讨了文化的混杂性,论述了“自我与双重自我,母系文化与混杂文化” 之间的不同,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恰恰相反,混杂性这种转移权利、质疑权威的殖民话语从来就没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中[2]。换句话说,文化混杂性是被殖民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逐步实现殖民文化与自己传统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融合是被殖民者所拥有的权利,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无声抗争。

在5 000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爱尔兰屡遭外部入侵,凯尔特人、北欧海盗、基督教传教士、英国殖民者都在这个美丽的“翡翠宝岛”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文化烙印,所以爱尔兰文化具有盖尔文化、盎格鲁文化、美国文化、欧洲大陆文化的多重因子。希尼对此论述道:“渊源于盎格鲁的爱尔兰人,天主教的盖尔人,新教的种植主的各种传统都交叉互融。可以说,爱尔兰的每一种传统都是其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这诸多传统期盼着能有朝一日融为一体。”[3]这种具有多元性与混杂性特征的文化被希尼称为“叉状的根系”[4]14。毕其一生,希尼以诗歌为工具对爱尔兰的文化之源进行了不倦的思考与挖掘:“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一枝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来挖掘。”[5]8国外学者欧·布兰等人研究了希尼译著中的后殖民主义因素[6],柯林斯则关注于希尼诗作中的身份问题[7];而近年来国内学者如李成坚等也提出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混杂性,并将其与希尼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8],但学者们尚未有研究希尼诗歌中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文化混杂性的。

三、希尼诗歌中人物所折射的文化混杂性

(一)大地之母:爱尔兰的文化之根

爱尔兰人的书写历史源远流长,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第一个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出大量文学作品的国家”[9]。自公元6世纪以来,爱尔兰人创造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爱尔兰人艰难创业的荆棘历程,传神地表达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丰富想象与深厚感情,是爱尔兰民族树立自我意识、塑造自我形象、打造身份特征的坚实基础。在希尼的诗歌中,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可以知远古、表现在、卜未来,连接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希尼对爱尔兰文化之根——地母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爱尔兰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痛苦、死亡、暴力可以说皆由地母造成。诗歌《挖土豆》(AtaPotatoDigging)暗示了在土豆歉收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的悲惨景象:“活的头颅,盲的眼,平衡在/旷野中乱糟糟的尸骨上/那是四十五名融于大地的烈士/吞咽着枯萎的根与死亡。”[10]32然而走投无路的爱尔兰人民却别无选择,只能赖其为生:“头低垂,身弯曲/笨拙的手在大地上摸索着。”这时的地母虽被视为“狗日的大地”与“廉情寡义的大地”,农人们仍然“泼出,祭祀的凉茶/撒开,祭奠的面包”[10]32。对饥荒之神的敬仰可以等同于对地母的敬畏;而另一方面,地母也赐予爱尔兰人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志向:“数世纪/对饥荒女神的畏惧与敬仰/坚韧了他们那卑下的膝/造了座草地上季节性的神龛。”[10]32

生育女神内尔瑟斯(Nerthus)也是地母,这体现在《进入黑暗之门》(DoorIntotheDark)中最后一首诗《沼泽地》(Bogland)中。在这里,内尔瑟斯是大地的子宫,“沼泽地的凹处可能是大西洋水渗出的地方/潮湿的中心深沉无底”。温湿的子宫意味着富饶的大地,可以带来五谷丰登,可以孕育无数生命,但那深不可测的洞穴也会吞噬牲畜、房屋、树木,甚至人类等世间万物。内尔瑟斯在诗集《在外过冬》(WinteringOut)中也出现多次且意象鲜明。《内尔瑟斯》(Nerthus)这首简洁的诗歌就生动地刻画了在沼泽中发现的炭化女神内尔瑟斯。在格洛伯(P. V. Glob) 的《沼泽人》(TheBogPeople)中,炭化的内尔瑟斯是一只细细的树枝,自然分叉,带有穿风入林性的痕迹,却无头无臂;在希尼的诗歌中,内尔瑟斯则是“一枝灰炽叉钉入泥沼/ 她的细纹理聚拢在凿裂处/气候那周期的,裸臂的攫取者”[11]66。在《进入文字的感情》(FeelingIntoWords)一文中, 希尼引述了格洛伯的重要考证:“他们是祭祀母神的牺牲品,内尔瑟斯是大地之神,每年冬天新的新郎在‘圣地’,即沼泽地,同床共眠,这样才能保证春天里土地的更新与肥沃。”[5]267

尽管地母带来的死亡十分巨大,希尼仍然乐于相信她的创造力,而非毁灭力,相信她与人结合的巨大潜力,而非无处不在的暴力。当然,一个背离传统文化的人,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肯定会走向毁灭之路,成为一场悲剧的。在诗集《北方》(North)中的《赫拉克勒斯与安泰》(HerculesandAntaeus)一诗中,盖亚的儿子安泰脚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之源,死于赫拉克勒斯之手,“赫拉克勒斯举起臂膊/摆了个坚定的V型姿势/他的胜利不可抗拒//他的神力晃动着/举起了巨人安泰/到那高山之巅/一个酣睡的巨人/被隔离所击败”[4]53。巨人如此,诗人也如此。倘若远离其文化之根,诗人无疑会像断了线的风筝,迷失方向而不知飘向何处。

(二)技术精湛的匠人:爱尔兰的传统文化

爱尔兰传统的匠人与其娴熟的技艺是希尼诗歌主题的丰富来源。E. 艾斯丁·艾文斯(E. Estyn Evans)在《爱尔兰的民俗》(IrishFolkWays)中对盖茅草屋、搅乳、牲畜交易、耕作与打铁等技艺的描绘,具体而形象,给希尼提供了大量重要的题材,成为“一副手稿/我们遗失了阅读它的技艺”[11]132。可以说,这些古老技艺所蕴涵的文化传统与集体无意识十分复杂,又非常丰富,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古老而独特。希尼对这些古老技艺与自然景观的重写、指代、阐述使爱尔兰古老的民俗得以复活,从而把该地区的人与世界嵌联起来,并且“希尼刻画的健壮而沉默的交易人比艾斯丁·艾文斯所描绘的更形象,而不仅仅是对濒临消失的传统匠人的简单刻画”[12]。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DeathofaNaturalist)和《进入黑暗之门》(DoorintotheDark)里,希尼刻画了三类匠人:神秘莫测的卜水者、技艺娴熟的铁匠、辛劳工作的农人们。

卜水者用榛棒探水是爱尔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这在《卜水者》(TheDiviner)一诗中有细微传神的描述。诗中,旁观者惊叹于卜水者的魔力:“魔杖猛然一沉,精确地震颤/突然发布地下水的消息/通过一个绿色榛木杈,它的秘密电台。”[5]17看似毫不费劲的过程促使旁观者跃跃欲试,因为他们深信自己也可随心所欲地控制榛棒,如卜水者那样。然而,他们面对的只有失败——“它在他们手中一动不动,直到他若无其事地/抓住期待者的手腕,榛木杈又开始震颤”[5]17。这里,卜水者没有明示如何去寻水的,但会引领他们管中窥秘。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正如诗人神奇的写作技巧,虽然那么精确,却无法言传。以这种方式,希尼深信卜水者与诗人都可以挖掘那潜在的神秘意识,并引领他人去体会、去感知,所以诗人深藏的童年记忆帮助他找到了与爱尔兰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

《铁匠铺》(TheForge)一诗用另一农事技巧打铁来探寻诗歌创作的神秘技艺。“外面,旧车轴和铁箍生着锈”中的旧车轴和铁箍使读者联想到了马车盛行的年代:轮子的吱呀声与马蹄的嗒嗒声,可是“生着锈”一词也暗示了古老生活方式的落伍,因为如今是火车飞驶而过,火箭钻天入地的时代。“黑暗之门”象征着神秘与敬畏,而那“一定在屋子中间的什么地方”的铁毡则象征着魔力与琢磨不定,成为“独角兽”,进而演化为“祭坛”这一明显的宗教信物,所以铁匠本人此刻也成为失传宗教的牧师。前途虽渺茫,但他仍然“咕哝着进屋去,一阵呯呯和轻击/鼓动风箱,把实实在在的铁锤平”[5]25。打铁过程中,“出乎意外的扇形火花”被描述为某种神秘、神圣的东西。希尼对打铁活动的描绘,是对诗歌创造过程再恰当不过的暗喻。二者的区别在于铁匠所锻造的是铁,而诗人所挖掘和创造的则是失传的宗教、古老的传统、民族的身份和国家的灵魂。

希尼对其父帕特里克·希尼(Patrick Heaney)形象的刻画十分逼真。帕特里克为人勤奋,常常日夜劳作,十分辛苦,因此希尼对其的描绘是“对乡村经验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诗作《追随者》(Follower)中的父亲,拼命劳作,技艺娴熟,“我的父亲在用马拉犁耕地/他的双肩在垄沟和长梨柄间”[5]13。“双肩在垄沟和长梨柄间”,这个明喻妙不可言,而“鼓满风的帆”意味着舵手准备充分,即将踏上航程,在这里则表明父亲准备好一切,开始耕地。“专家”一词言简意赅地道尽了父亲的技艺,同时囊括了下面的内容“设定犁的双翼/安好闪亮的钢尖犁头。/泥土不断向前翻滚”,因此“地似流水的滚动”简直就是奇迹。在本诗的结尾,诗人表明心志,誓要追随家族传统,将其发扬光大:“我盼望自己长大成人也能耕种/也闭上一只眼睛,绷紧双臂。”[5]14农耕方式的耳濡目染使得希尼一直孜孜不倦地试图“缩小自己文学笔耕与家族农耕方式的距离,同时依靠家族的传统来解决自己尴尬的身份问题”[13],并把勇敢、勤劳、善良、坚韧的爱尔兰农夫形象从遥远的过去传递到现在,从祖辈传至父辈,从父辈传至自己一代,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三)蛮横的新教徒:强势的殖民文化

20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北爱尔兰本已脆弱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而北爱尔兰新教教会在就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排斥与打击使得天主教徒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痛苦更深。除此之外,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文化裂痕与种族矛盾由来已久,几乎不可调和,这在希尼的诗作《码头工人》(Docker)中尤为明显。这首诗的叙事者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码头工人,在贝尔法斯特码头装装卸卸,做着重复而无技术含量的劳动。与一位同伴在酒馆饮酒时,他把目光投向在哈兰德与沃尔夫(Harland and Wolff)船厂工作的信奉新教的技工,表情痛苦而无奈:在北爱尔兰,地位低下的天主教徒只能做脏累差的苦活,而新教教徒却可以干活轻而薪水又高的美差。

此诗以天主教码头工人的视线开始:“那里,角落处,凝视着他的酒杯。/帽檐恰似起重机的横梁,/电焊罩似的前额,铁锤头似的下巴。/言语紧紧地嵌在嘴巴里。”[10]22此处,叙事者对另一方的新教技工进行了判断。当其同伴询问“哪里”时,他斜着头,表情不屑一顾的回答道:“那里,角落处,凝视着他的酒杯”。对新教技工的“电焊罩似的前额”,“铁锤头似的下巴”等种种描写给读者展示了一部冷冰冰的机器的模样,并且这部机器随时都会毁灭处于劣势的天主教徒:“那大拳头定会把铁锤砸在天主教徒身上——。”破折号表明默默聆听的同伴会予以反驳,或许是微微挑起眉毛,机械地重复道:“哦,对,那类事会再次发生的。”天主教码头工人眼中的新教技工也很厌烦小酒馆里面欢愉祥和的气氛,“命令似铆钉一击中的;/上帝是拥有坚定观点的领班/轮流安排工作与娱乐。/工厂的号角将会吹响复兴的音符。/他坐着,如十字架般生硬,强壮,/显然习惯于沉默与抉择/今晚他的妻儿将寒噤在/砰砰撞门声与咳嗽声中”[10]22。从中可以读出,新教技工对生活的态度是说一不二、霸道无理,没得商量,“命令似铆钉一击中的”。“如十字架般生硬,强壮”表明新教技工既像上帝一样了解世间万物,懂得做事规则,又坚持己见,待人刻薄、态度生硬、不容异己。在家里,他的家人见了他像老鼠见了猫,惊惧万分。对待家人尚且如此,况天主教徒乎?

爱尔兰变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后,殖民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传播推广自己的文化,压制并毁灭爱尔兰的本土文化。这种文化殖民让英国殖民者不仅统治了爱尔兰的疆土,而且掌控了爱尔兰人的心理,因此作为统治者,他们飞扬跋扈、咄咄逼人,视爱尔兰人为草芥,对之不屑一顾。作为报复,爱尔兰人也对那些英国殖民者充满敌视之意与不满情绪,这表明被殖民的爱尔兰天主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认同占统治地位的新教殖民文化。

(四)矛盾的诗人与彷徨的邻人:具有混杂文化的人物

殖民地的历史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互相斗争、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历史。在领土入侵完毕后,殖民者就着手对殖民地进行语言侵略和文化侵略,这种侵略使得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不再胶柱鼓瑟、一成不变,分别作出适当的调整与变化。一方面被殖民者想要努力融入到殖民者那里,另一方面殖民者也想调和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北爱尔兰的文化就是外来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调整而形成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混杂文化的基础是爱尔兰的民族性,因为“民族性是人类不同种群存在的标记,从本质上反映着人类存在的不同特质”[14]。

《悼念弗朗西斯·莱德维奇》(In Memoriam Francis Ledwidge)中的莱德维奇于1887年出生在博音河(River Boyne)附近,饱受天主教文化、盖尔文化、英国文化的熏陶,是一个内心矛盾重重的诗人。他踢盖尔式足球,打盖尔式板球,创作关于凯尔文化的诗歌,但是作为爱尔兰人,他竟然为大英帝国的版图参加战争。莱德维奇虽然在加利波利(Gallipoli)与玻利维亚(Salonika)的战斗中幸存下来,但还是在伊普尔(Ypres)被死神召回。

此诗始于一阵想象之风和对斯图尔特港(Portstewart)铜像的质疑,终于像魔音一样令人迷失、让人心烦的一串串音符。开头的青铜士兵塑像,仿佛在奋勇冲杀:“青铜士兵一手拉住青铜斗篷/它被艺术之风僵硬地弄皱/不管自然之风如何打磨吹掠依然皱着/他的俯身即跑式,像伸颈鹤一样/永铸在佛兰德。”[5]126我们从中依稀看到一位英国士兵奋力地向前冲着,杀气腾腾,但希尼却弱化了铜像的杀气:士兵的衣角只能在想象之风中“稍起褶皱”,而在“自然之风”中却毫无反应。此外,雕像在其他方面也不合时宜:莱德维奇在路边工作时被一颗飞来的炸弹击中,意外身亡,是死于非命,非英勇作战而死。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莱德维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竟然为大英帝国的军队效力,参加了在巴尔干地区的战役,为人所不齿。诗行“这些忠于祖国的阵亡者之名被刻在浮雕装饰的匾上/对那只着急的小猫来说毫无意义”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莱德维奇身份与行为之间的悖论。

诗歌结束于责问性的语句:“你随军从波茵河去了巴尔干/但是错过了你的横笛应有的薄暮音调。/你没有被定调或调节成真正忠于英国的人/虽然现在你们都做了地下伙伴。”[5]128此处的语气颇具同情之味,因为死后的莱德维奇可以远离生活的艰难困苦,与战友为伴、与挚友为伍、与异己者和谐共处,当不寂寞。然而这个结果又与他一生所持的理念不相符:莱德维奇身上存在着爱尔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与对抗,所以其文化构成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与他那保皇主义的战友大不相同,“伙伴”一词在这里就有了浓重的讽刺意味。诗人希尼通过阐释存在于莱德维奇身上的文化悖论、行为悖论、言语悖论、美学悖论,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莱德维奇的合拍又不合拍的人生,勾勒了一首谜一样的挽歌:“在你身上,我们已死去的谜,所有的问题/以无用的均势向相反方向拉紧/当风吹过这警惕的铜兵/我再次听到那明显不知所措的鼓音。”[5]128

在诗歌《另一边》(TheOtherSide),希尼又从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角度刻画了这种矛盾:希尼家的新教邻居起初对希尼家又讽刺又批评,态度傲慢,不屑与这家天主教徒邻居为伍。但希尼家自尊自强、不卑不亢的态度最终赢得了这位邻居的尊重和友谊。起初,新教教徒邻居站在“另一边”对希尼家的田地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这块地跟拉扎鲁斯一样贫瘠”,还愈演愈烈:“引经据典地说:此地不屑一顾。”[5]55之后又变本加厉,居然批评希尼家所信奉的教派:“你们那边的教堂,我相信/几乎完全不受圣经统治。”[5]56在小希尼的眼中,这位邻居是那么与自家人不同,他发现 “他的头脑是一个刷白了的厨房/挂着圣经经文,清扫得有条不紊/就像苏格兰长老的躯体”[5]56,苏格兰长老会属于新教教会,“刷白了的厨房”表明这位新教徒邻居脑海中只装着自己教派的教义,对于那一边的天主教派的教义,则大加排斥,充满抵触。诗歌的最后他发现这位邻居也具有另一面性格:“我们会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山墙外走动//虽然直到祈祷结束/敲门声才会出现/漫不经心的口哨声才会在/门阶上响起。‘今晚看起来不错’,他可能说,‘我只是路过/心想,也许不妨拜访一会儿’。”[5]56这位邻居内心期望跨越彼此之间无形的心理障碍,因此就恭敬又有耐心地等到希尼家做完祷告才敲门,想要拜访交流,但长时间的隔阂又让他踟蹰不前,于是于一瞥中可以窥视这位新教教徒的内心是渴望与犹豫并存。海伦·温德勒(Helen Vendler)论述道:“在希尼的早期诗歌中,对这位邻居复杂性格的刻画……与类型人物的描绘相比是一种明显的进步。”[15]可以说,这首诗是表现希尼诗歌中人物所具有的混杂性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这种成功依赖的是成年希尼那无与伦比的诗歌技巧。

生活在政治骚乱与文化冲突中,北爱尔兰人总是矛盾重重。一方面,长时间居住在同一地方,不同信仰、不同教派的人早已不视彼此为敌人,就像弗朗西斯·莱德维奇一样,渴望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融合彼此的心灵。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的隔阂与敌视,他们又在和解的道路上犹豫不决,踟蹰不前,如希尼家的新教教徒邻居。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天主教诗人希尼来说,他理应站在自己人一边,为自己人摇旗呐喊,勇挑那重重的社会责任的担子,可是身为有理性的诗人,他又不能沦为一名政治宣传员,做政治的傀儡,而丧失自己的良知。

四、结语

作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是继叶芝之后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其诗歌形式简单,设计精巧,可以说“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5]2。诗人希尼所处的北爱尔兰风雨飘摇,民不聊生,各利益群体为一己之私而争斗不休,各宗教团体因信仰不同而彼此仇恨并互相残杀,因此处于乱世中的诗人身患矛盾、恐惧、背叛、谋杀之苦,在“夹缝”中成长:身为爱尔兰人,他只能用英语创作;作为天主教徒,他深受新教文化影响;受益于英式教育, 他却决心破除英语话语霸权,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 希尼生于北爱尔兰,长于北爱尔兰,却搬到南部的格兰莫(Glanmore);经常旅居美国、英国、欧洲大陆, 他却深深眷恋年迈的父母、挚爱的妻子、亲密的朋友、家乡的热土。这种文化的混杂性清晰地反映在其诗作中所刻画的人物身上。对这些人物的刻画表现了希尼对当今北爱尔兰文化状态所提出的化解策略是:文化共存,共同发展。这一策略的提出十分有益于解决北爱尔兰的文化冲突,同时给我们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

[1]Stuart Hall.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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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amus Heaney.The Interesting Case of John Alphonsus Mulrennan[J].Planet, 1978(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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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ugene O’Brien .Seamus Heaney and the Place of Writing [M].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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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成坚、邓红.杂合中建立第三空间——从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看谢默斯·希尼的《贝奥武甫》译本[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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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成坚.Irish-British Poet: Seamus Heaney and His Balancing Cultural Strategy[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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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elen Vendler.Seamus Heaney [M]. London: Harper Collies, 1998:83.

Cultural Hybridity of Ireland of the Characters in Heaney’s Poems

CHENG Jian-feng1,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enan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2.FacultyofArtsandSocialScience,UniversityTunkuAbdulRahman,PerakMalaysia31900)

Seamus Heane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and talented literary critic in the world. His poems, known for simplicity, clarity and exact word usage, are rich in meanings. In his poetic career, Heaney created various characters that hav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to reflect all kinds of Irish cultures as Irish cultural root, traditional culture, colonial culture, and hybrid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ybridity of Ireland revealed in the characters of Heaney’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i K.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can contribute to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Irish racial conflict, cultural conflict, and religious conflict. In addition, the cultural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Heaney through the poetic characters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Seamus Heaney; Ireland; hybridity; cultural conflict

10.15926/j.cnki.hkdsk.2017.02.011

2016-09-14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2015-ZD-149)

程建锋(1980— )男,河南开封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562

A

1672-3910(2017)02-0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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