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雪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北魏祭孔制度研究

刘凤雪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祭孔作为强化儒家思想正统性的一种有效手段，发源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在汉朝得以制度化。继汉朝之后，在北魏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历经明元、太武、献文等三帝统治时期，在孝文帝改革后达到全盛，成为北魏国家祭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帝通过祭孔的仪式性表演确立其所代表的北魏政权以及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实现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整合，有效控制士人阶层和底层民众，最终促成北魏政权由军事政权向封建国家政权的成功转型。

祭孔；合法性；儒家思想；社会控制

一

北魏孝文帝在汉朝儒家思想正统化的基础上，通过太和改制将其确立为北魏的统治指导思想，利用频繁的祭孔仪式性表演完成北魏政权和君权的合法性论证，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秩序，为北魏社会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最终成功实现对其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控制。帝王祭孔发源于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刘邦在公元前195年经过山东时，曾用太牢祭祀孔子，开创古代中国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此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1](P327)，诸侯卿相执掌政权前必先拜谒孔庙成为定例。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思想作为西汉实行统治的国家指导思想。

在后来的封建政权统治者的强力推动下，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地位日益稳固，随之出现一套烦琐的尊孔祭孔仪式，这些仪式强化了孔子的地位，彰显了儒家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由此，孔子的权威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树立起来，孔庙遍布全国，孔子所象征的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的国家性文化被推广到各州郡，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教化的模本。至此，儒家思想扎根于政治统治的土壤中，发挥着确立政权和君权合法性基础、争取被统治阶级支持的政治凝聚力功能。

由于帝王尊孔祭孔的巨大政治效益，北魏统治者充分相信其实践效益并全面继承和发扬。北魏的祭孔开始于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在太武帝拓跋焘和献文帝拓跋弘统治时得到发展，经历孝文帝元宏改革后得以制度化并达到全盛，为孝文帝时期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以及推动北魏政权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魏明元帝统治时期是北魏军事政权建设初具规模的时期，它虽然有别于拓跋鲜卑在塞外时的游牧部落军事体制，但军事系统仍与行政系统紧密黏合，算不上稳定的封建国家运营体系。因此，明元帝时期的政治任务仍以对周边势力进行武装征服为主，同时通过吸收“内附”和“来降”来扩展势力。根据《魏书·太宗纪》记载可知，泰常七年(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明元帝借机夺取刘宋的滑台、虎牢和洛阳等地；同年，明元帝“祀孔于国学，以颜渊配”[2](P1828)。明元帝在布置军事攻伐的间隙也不忘 “祀孔子于国学”的原因在于：河南和山东一带是儒家文化繁盛地区，明元帝虽然通过武力占领这些地区，但要想实现对这些地方的重建和恢复必须安抚好当地的臣民。因此，明元帝通过祭孔向当地的臣民表明北魏政权的态度，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缓解这些地区民众的抵触情绪，进而发动他们投身于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有效减少北魏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成本。

明元帝之后的太武帝时期也有关于祭孔活动的记录。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在北伐柔然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下诏“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2](P48)，此次修缮太学并祭祀孔子的行为明显地带有宣扬文化的性质，试图利用孔子的文化影响力完成对其征服地区民众的启蒙开化，而太武帝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也不忘推行文教，是从北魏以武立国而文教未宣的角度出发的，为北魏统一北方地区奠定文化基础。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南征刘宋，在“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2](P70)的情况下，太武帝又“使使者以太牢祭孔子”[2](P70)。这次的祭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太武帝已经完成对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北方长达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此次南征刘宋的胜利标志着北魏军事的全盛，而太武帝选择这个时机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孔子，不仅是为了抒发将孔子的故乡鲁郡纳入北魏版图的自豪感，还意在向刘宋政权宣示北魏强大的实力，同时借用孔子的权威来笼络被统治地区的士大夫。通过祭孔向他们表明北魏政权敬孔和优待汉族士人的决心，进而争取到更多的汉族士人加入北魏统治阵营，投身北魏政权建设，利用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帮助北魏完成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

二

献文帝也十分重视对孔子的祭祀，皇兴二年(468年)，献文帝派遣时任中书令兼太常的汉族官员代表高允“以太牢祀孔子”[2](P1829)。虽然此次的祭祀规模与太武帝时一致，但祭孔使者高允的身份却非同一般，作为较早归附北魏政权的渤海高氏子弟，高允不仅深受北魏统治者重用，还深得北方氏族的信任。献文帝遣高允替其完成祭孔，借以向北魏统治下的士人和民众表明他们礼遇汉族士人和善待汉民的决心，从而达到有效安抚的目的。献文帝此举相对于太武帝时只重视孔子的文教功能又前进了一步，但由于献文帝在位时间比较短，祭孔并未形成制度性规范，直到他的儿子孝文帝时期，伴随着儒家思想正统性地位的确立，祭孔才得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孝文帝把祭孔的文化教化功能与政治价值属性充分结合起来，用以整合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秩序、控制士人阶层和教化底层民众，从而为北魏社会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秩序。

孝文帝在位期间曾先后多次祭孔，祭孔的规格不断提高。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诏令“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2](P492)，此举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孔庙祭祀被正式纳入北魏的国家祭祀体系。历代帝王奉祀孔子的隆重程度最直接的表现是在对孔子的封谥上。汉平帝对孔子的封谥被看作孔子在汉朝获得的最高官方尊奉，之后的统治者一直将其延续，直到孝文帝将其改谥为“文尼圣父”，由“宣尼”到“文圣”的转变不仅表明孔子在北魏地位的提高，还象征孝文帝在文化上对刘汉政权的继承。孝文帝通过“告谥孔庙”将祭孔制度化，意在表明北魏政权继承刘汉政权后的合法正统性。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指出，在争取对政权的基本支持、对其象征的认同、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政治角色的动力方面，政权依赖于文化制度[3](P8-9)。孝文帝通过改谥行为使北魏获得对汉文化的继承权，通过告谥孔庙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对刘汉政权的合法继承，完成北魏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北魏一直以来因华夷之防受到的抵制大大减少。

基于北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成功确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九年(495年)庚申“行幸鲁城”并“亲祠孔子庙”[2](P119)。孝文帝此举意在消弭冯太后余威，重新整合北魏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秩序，构建以其作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孝文帝之父献文帝早逝，他于幼年即位，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手中，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这期间孝文帝一直扮演着影子皇帝的角色，北魏朝廷上下的大小事宜皆由冯太后决断。随着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北魏政权建设日臻完善，这就要求冯太后从台前回归幕后，把军政大权归还到孝文帝手中，以结束北魏长达二十多年的君主与君权分野的二元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权力的合并与回归。伴随着冯太后的去世，孝文帝实现了君权的统一，但由于冯太后残存势力的强大，孝文帝在施政时仍有掣肘，这一情况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帝王之尊“亲祠孔子庙”，意在向天下人彰显自己君权的合法性，意指他才是北魏政权的唯一合法代言人，从而将冯太后的政治余威彻底消除，并成功实现北魏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的整合，建立以孝文帝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秩序。至此，北魏政权和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得以完全确立，北魏政权实现了由少数民族军事政权向封建国家政权的转型，而孝文帝作为太和改制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地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君权的绝对性权威。

太和十九年(495年)辛酉，孝文帝“诏拜孔子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其后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2](P119)。黄进兴指出，人君为了取得祭孔的正当性，只得透过议立或寻访，刻意塑造“万世一系”的世袭圣裔，以便维持祭祀礼仪。而历史上人君祀孔，意在显示权力与信仰的互相渗透。孝文帝通过诏拜孔门子弟为官、诏选孔宗子并予以封赏的行为，试图将孔子所象征的儒家文化移植到北魏这片政治土壤中，用以实现对士人阶层的有效控制。为了便于从国家祭祀角度考查中国古代王朝有效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廖小东曾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大阶层(上层是以统治者为核心的统治阶层、中层是由士人等社会精英构成的士人阶层、下层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被统治阶层)[4](P115)。这三大阶层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所重合；其中，士人阶层成员向上可成为统治阶层人员，向下则可成为乡绅等地方精英，在这个过程中，士人阶层发挥连着接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纽带作用。而孝文帝在此时对孔门子弟的大肆封赏意在笼络士人阶层，既可以使士人集团减轻对北魏政权的疑虑，也可以选拔优秀者进入北魏官僚系统为其服务，还可以通过士人向广大民众推行儒家的伦理纲常，用以教化基层民众，稳定北魏政权的统治根基。《魏书·高祖纪》有载：“(太和十九年)辛酉，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2](P120)文帝在大力祭孔的同时辅以国家对人才的政治性选拔，将富有才干的优秀士人纳入北魏的官僚系统，不但有效地控制了士人阶层，而且利用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实现对北魏社会的有效控制。

三

在利用孔子权威实现对士人阶层的有效控制之后，孝文帝开始依靠士人集团这一重要的中间媒介，将儒家伦理纲常向基层社会传达。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2](P119)。至此，北魏一朝对孔子的祭祀达到顶峰。孝文帝通过为孔子修饰坟垅再次向北魏统治下的士人阶层表明他代表的北魏政权尊孔敬儒的决心，从而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已归附北魏政权的汉族官僚和在野的掌握儒家文化的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芥蒂得以进一步消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士人阶层的华夷之念，让他们更加心悦诚服地为日益封建化的北魏政权服务，并自愿将其掌握的儒家伦理纲常向底层社会传输，力图让儒家文化在北魏的政治土壤上成长。由此，孝文帝时期成为北魏历史上汉族士人最辉煌的时期，汉族官僚李冲、崔光等跻身于北魏政权的统治上层，围绕在以孝文帝为核心的皇权周围，成为孝文帝操控政权和控制社会的有力助手。而孝文帝通过为孔子建碑颂德把孔子神圣化，使孔子成为整个北魏社会的道德榜样，儒家文化中的“忠孝节义”成为北魏统治下的士人阶层实现内外兼修的奋斗目标，儒家思想中尚德保民、以民为本的成分成为北魏政权进一步获取底层民众支持的精神武器。

孝文帝施以“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者赐以粟帛”[2](P118)以及曲赦降民并免其租赋的怀柔之策来表明他所代表的北魏政权实行仁政、善待汉民的政治态度，成功消除了底层民众的疑虑和戒心，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事，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生产力的进步。而孝文帝再辅以“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2](P120)的诏令，成功将孔子所象征的儒家伦理纲常上升到社会规范层面，引导被统治阶层以此作为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由此，孝文帝在北魏统治的诸州党里建立起“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2](P110)的家族伦理秩序，为北魏社会构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结合北魏统治阶层建立起的以忠君为精神内核的政治统治秩序，最终使得北魏社会朝着“教风密微、礼教严严”[2](P385)的方向发展。到此，孝文帝利用祭孔成功实现对北魏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的整合，完成对北魏社会的有效控制。而祭孔也开始国家化，祭孔制度成为北魏国家祭祀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北魏国家祭祀制度的儒家化，而这标志着北魏政权完成由少数民族军事政权向封建国家政权的成功转型。

综上所述，北魏孝文帝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通过对孔子改谥和告谥孔庙的方式确立北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使北魏政权具有华夏正统的合法继承人身份，从而具备统一天下的政治资格。在此基础上，孝文帝通过封赏孔门子弟，扫除冯太后去世后遗留的政治余威，成功实现权力的合并与回归，强化君主的至尊地位；同时，利用孔子的影响力成功笼络士人集团，完成对士人阶层的有效控制。最后，孝文帝又以为孔子修饰坟垅和树碑颂德的仪式性表演，将孔子所象征的儒家伦理纲常渗透到底层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完成对整个北魏社会的内在控制。可以说，孝文帝通过掌握对孔子的主祭权并进行频繁的仪式表演确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秩序，为北魏社会构建起一套从上至下的伦理道德规范，最终成功实现对其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控制。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以]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4]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6-11-16

刘凤雪，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K2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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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292(2017)01-01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