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峰，高石钢

(1.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宁夏大学 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从《退想斋日记》看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危机
——以晋中地区为例

李瑞峰1，高石钢2

(1.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宁夏大学 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缓慢解体，以及战乱频仍、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乡村社会明显衰落而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危机的延续使得乡村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身处山西乡间的读书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清末民国的乡村社会变迁有着始终的关注，除了传统的危机因素之外，更有着由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巨大压力，传统与时代性新因素的结合，使得刘大鹏所生活时代的乡村社会更加衰落，体现了近代晋中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艰难。

《退想斋日记》；近代晋中地区；乡村危机；刘大鹏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转向现代。在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矛盾日益沉积。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所累积的矛盾空前爆发，使得乡间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这一时期有关“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的话语大量出现，危机之中的乡村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始进入社会各界关注视点，并为舆论所重视。无独有偶，身处山西乡间的读书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即对此次影响甚大的乡村危机感同身受。他在1933年日记中写道，“‘农家破产’四个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保守其产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不仅如此，在日记中他还以大量篇幅记录了晚清以至民国将近半个世纪乡村社会变化的各方各面，对于当时的乡村社会危机有着切身的体会，更有助于直观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变迁状况。

刘大鹏生在清末，是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人。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1884年中举后拥有功名，此后无论是担任塾师、小学校长，还是经管小煤窑，一生基本上都生活在晋中农村，对社会下层生活有着较多接触，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许多当地农村情况，对农村变迁现状和农民生活状况更是有着现实感受。通过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反映，更看到了几乎贯穿半个世纪之久的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

一、晚清时期晋中乡村社会危机初见端倪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进入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并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在远离沿海的内地乡村，并没有明显的西潮冲击痕迹，刘大鹏早期日记中所记仍多为惯常的生活情景。不过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掩藏的社会危机已经显现。在1892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刘大鹏觉察到了身边的变化，他观察到近年以来“闾阎之中，家给人足者寥寥无几，即以吾邑计之，不过三、二诚实富家，自此而外，虽名富家，实属空虚”。*同上书，第16页。1893年2月7日，他又进一步看到，“生意之家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之言，于今已五年矣”。*同上书，第18页。以当今与先前富足生活的比较，刘大鹏的描述说明晚清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的事实。而这样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商业的没落。1894年1月26日，刘大鹏前往晋祠，进一步坐实了先前对世间衰落的印象，“闻诸商贾乱嚷，凡生意皆不能获利，闾巷之间，气象萧条，生民无不困苦”。*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生意的萧条可见一斑。同年2月4日，他震惊于民众生活的困苦，能够宽裕过年的人家不过十之一二，而春节作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民众过年惨淡更说明乡村经济的衰落。此后一年，刘大鹏观察到村庄农民的贫困，农产价格廉价并未使得农民手有余钱，于是不禁发出“一年不如一年”的感叹。面对如此的世间景象，传统读书人的济世情怀使得刘大鹏心有忧伤，“人民困苦如此，其有心世道之人莫不目击而心伤”。而到1897年，乡村社会经济的衰落状况并未见好转，刘大鹏前往晋祠赶会，仍然感觉“气象萧条”，与赶会人谈起二十年前热闹景象后对于今日萧条更不免伤感，“闾阎之困苦可知矣”。*同上书，第74页。一年又一年的乡间见闻加深了刘大鹏对当下世道衰落的印象。其次，则是民间传统习俗因经济衰落的简单化乃至消失。1898年的元宵节，刘大鹏便注意到“左右邻村并无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而十年之后的1908年，世道更是愈益日下，刘大鹏在7月26日看到了乡间的穷困，“闾阎之间，莫不困穷，今岁商贾处处咨嗟，货物莫得流畅，益见群民之困，有日不聊生之势”。*同上书，第170页。可以看出几乎贯穿整个清末历史的乡村社会经济衰落，民众生活困难、商业凋敝背后是近代以来封建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冲击下农业社会开始艰难转型的事实，在这样的状况下，主要有鸦片、灾害、封建剥削导致乡村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

1.鸦片

刘大鹏在日记中对鸦片烟的问题极为关注。早在1892年的日记中，刘大鹏就注意到了鸦片烟对于乡间人民的毒害。这年10月19日，刘大鹏遇到一卖黄土的父子，极为窘迫，问后才知是因为夫妻二人皆吸鸦片烟使得“衣不蔽体，食不充腹，子女亦皆受穷”。*同上书，第14页。11月4日，刘大鹏进一步写到鸦片烟蔓延乡间所带来的危害，“所到之处，人皆叫苦，谓为鸦片烟所累，不得足食丰衣”。*同上书，第15页。可见鸦片烟的吸食，对于并不富裕的乡村民众而言负担极大。而由于鸦片烟泛滥造成的乡间经济衰落，更让元宵时节的庆祝活动规模剧减，刘大鹏回忆了在他十多岁时候的庆祝情况，各街各户都是点燃红灯、烧着塌火，以致天空彻夜通红，男女老少也都上街庆祝，而如今只是“各村各庄，间或有一二燃灯之处，而烧塌火者寥寥无几，又不闻秧歌嬉戏”。*同上书，第19页。更严重的是，民众吸食鸦片烟使得经济凋敝，社会秩序失范。1895年10月17日的日记里，他便以为近来小偷多的原因是“吸食鸦片烟，贫困无聊不得已而为之也”。次年，他通过观察认为民众吸食鸦片烟使得精神不振，“今者率皆懒惰，不思奋然振奋”。*同上书，第53页。显然，这样的精神状况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不振。不仅如此，刘大鹏还注意到乡间农民大规模种植鸦片的事实。1893年3月24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当此之时，正是种麦之候，其余尚不及期，然农家不皆种麦，且有种鸦片烟者，以为种此可以获利之多。”*同上书，第19页。针对农民的烟片烟种植，学者仲伟民指出，“从短期看鸦片烟的种植增加了农家收入，但长远来看鸦片的种植却使得农民的生活环境更加严酷。因种植鸦片染上鸦片烟瘾的农民越来越多，从而使得他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其次，鸦片烟的种植占用大量耕地，是造成19世纪中后期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仲伟民：《试论鸦片经济对清帝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另据国际鸦片委员会的报告，1906年山西地区年产鸦片30 000担，属于鸦片种植最广的地区之一。*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无疑，这些大量种植的鸦片以及由此产生的鸦片贸易和消费，进一步削弱了乡间民众经经济能力，原本就已经脆弱的乡村社会经济更加恶化。

2.灾害

清末晋中地区屡遭旱灾。刘大鹏在1892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去秋至今，雨泽甚缺。”*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同年7月14日他又抱怨无雨干旱导致“粮价日增，油价亦贵”。不仅如此，除了干旱以外，还有突如其来的涝灾，同年10月，刘大鹏曾记录到汾水的大涨使得村庄受灾者众多。此后伴随着对灾害的担忧，刘大鹏在日记中忆及年少时候所经历的一次大灾，“当余少时，……迨遭大荒(光绪三年)则饿死者数百人，绝户者六十余家，里中顿觉萧条，生意不过数家。自时厥后，积困渐苏，然较荒岁以前的气象，大相径庭也”。*同上书，第53页。可以看出灾荒对于乡村民众的生活是毁灭性打击，刘大鹏对此也是记忆深刻的。而从刘大鹏对天气状况的关注来看，不管是由于旱灾还是涝灾，都直接会影响农业收成，进而导致粮价的上涨，粮价的高低则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程度的高低。1906年5月21日、1908年5月26日的日记，皆是很明显地反映了靠天吃饭农民的情绪焦躁，“天旱不雨”。“望雨之情，日甚一日，而旱魃为虐亦日甚一日，自庚子年来于今九年，无一岁之不旱，无一岁之丰穰，民生凋敝已臻其极。”*同上书，第169页。可以说，旱涝灾害在生产力低下，政府救济能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是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好坏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决定因素。

3.封建剥削

清末由于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鸦片贸易，使金银大量外流，国民财政空虚。刘大鹏虽处内地乡间，对银钱短缺也有体会。189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近闻银数太小。……到处皇皇，皆苦银钱两缺”。*同上书，第77页。1908年他又从商贾处听说各行生意的衰落，因“今冬银钱十分紧迫，莫能流通”。*同上书，第164页。而随着不断减少的银钱，1900年清政府为延续统治所实行的新政无疑更是对乡村社会的重大打击。在新政期间清政府将大量开支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乡村民众的负担更甚。这在刘大鹏日记中也有反映。1901年8月15日，他注意到因为太谷城生意气象的萧疏，使得商人多垂头丧气，“又加之科派摊款”。*同上书，第100页。对于已经衰落中的商业经济更是打击。此后又写道，“今岁自秋以来，大加厘税，除一切货物加至五、七、八倍不等外，……盐、油、酒皆征钱……百姓受无穷之害。”*同上书，第103页。1903年10月13日又有所提及，“刻下赔款紧迫，加征加税，民已不堪，各省大吏又因设立学堂勒捐巨款为教长学生之经费，民困愈甚，思乱之心更深……处此时世如在荆棘中不能有一日之安也。”*同上书，第128页。新政实行带来的捐税使得乡村民众生活困难，以至于刘大鹏在日记中不禁问道，“百姓穷困，年甚一年，乃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民心离散，莫在斯乎？”*同上书，第174页。刘大鹏以底层民众的视角，对清末新政的得失提出了时代质疑。

二、民国时期晋中乡村社会危机的加深及其表现

民国以后，清末晋中地区乡村社会的危机并未因此缓解，相反随着政治动荡造成的社会失范，使得旧有的乡村危机更加严重。首先表现为农村经济的严重衰落，刘大鹏的所见所闻也证实了乡村衰落前所未有。1915年他前往李满庄，该村庄属于较大村庄，曾经有户数千家，现今则是“破坏已甚，拆毁者十分之七八，村中瓦砾乱抛，举目皆雕(凋)零气象。富者皆贫，铺号亦大减，户口不及昔年之半，人皆叹近年税敛日加，无法可以应付也”。*同上书，第206页。3月12日，他又去了南席村，注意到“村中气象萧疏亦甚，而花费仍巨，故较昔日大减”。*同上书，第206页。1929年2月22日，他前往昔日曾为繁华之村，富户甚多的阳邑镇，了解到该镇今则“村中无一富户，致气象大为雕(凋)零，楼院折毁十分之七八，人物亦大为减色，读书亦寥寥无几也……”从李满庄到南席村再到阳邑镇，整村的衰落较清末时期的乡村社会衰落更甚。随着这种衰落的继续，到1930年，刘大鹏在6月17日的日记里慨叹，“当此之时，国困民穷，百物腾贵，粮价亦涨。”*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2页。其次，还表现为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1932年1月，他去晋祠看到商业因纸币荒造成的萧条，往年人来人往的年货之集现今只有极少买年画者。此后一年，他去晋祠发现萧条更甚，以至到了“人人叫穷，生路将绝”的经济崩溃地步。再次，还表现为农村人口的流失，农民离村潮的出现。1934年12月25日刘大鹏在日记里追忆其父当年在富户甚多的里满庄经营时候的状况，“高楼大厦金碧辉煌，为太谷县大村庄。……现在仅有二百来户，率皆贫困，折卖楼阁亭台而度日者十之八九，无一富户”。*同上书，第491页。言语之间满是对昔日富裕景象的憧憬和对现今衰落的无奈。乡村社会的衰落，至此已达至极。而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社会已有的因素之外，更多的则带有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变过程中转型的艰难。民国时期晋中地区乡村社会危机主要有苛捐杂税及摊派、物价、劣绅。

1.苛捐杂税及摊派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军阀混战。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扩大地盘，军阀纷纷在各自控制区内大肆征发，随意摊派。刘大鹏感同身受。在1914年10月6日的日记中，他道出了民困未苏而加捐加税层出不穷的事实，而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军阀还强令民众购买公债，“吾邑派二万一千元，近三二日差役四出，持票拿人，应允者释放，抗违者拘留”。*同上书，第196页。不仅如此，除了强制购买公债之外，军阀还随意加税征税，使得民众更加困苦。刘大鹏在1915年6月13日中记录下了这一苛政，“上月所行百物之税均加倍蓗，又有婚证税、所得税、割头税勒逼行之。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山人言自去秋派钱，每户出数十文或百文不等……”*同上书，第213页。可以看出民国以来的征税名目较清末更为繁多，民众负担更甚。刘大鹏对此也极为不满，在1921年11月30日的日记里比较了晚清民国的变化，“里中一岁之办公费，民国以来，日益加增，较十年以前，不仅倍蓗，昔年不过一二百缗，现则六七百缗，民国之民负担益重”。除此之外，军阀的随意摊派更使得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刘大鹏1926年3月22日记道，“吾邑支应军运之麦面，用车运往省城，每日预备大车七八十辆，皆由各村所拉，每村一日出车钱十余吊，而此款由民户所摊，民亦苦也。”而到1928年摊派仍然不止，“里中日日鸣锣，要支军差车马之款，按户派摊款项”。*同上书，第368页。而如此繁重的摊派带来的只是晋中乡村社会的进一步衰落。刘大鹏在日记里也曾道出乡里邻居因为摊派而带来的惨状，民穷人散，“家家无钱，户户支差”。此外他更是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此的愤怒，“政治苛虐，官吏贪婪，不但不悯恤百姓，而且横征厚敛，竟用压力逼迫群黎，甚且将欠粮漏税者拘留监狱，……现时之民生路已塞，又加天灾人祸，嗟叹之声宜乎流溢街巷耳”。*同上书，第497页。国家和军阀对乡村勒索的加剧，不仅使民众生活难上加难，更使得乡村原有的权力基础发生变化，被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称之为“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乡村政治空缺后被村中无赖觊觎，他们视摊派和征收款项是榨取钱财的大好机会。*(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也因此，民国政治混乱催生的苛捐杂税和摊派，使得乡村秩序愈益混乱。

2.物价

刘大鹏在日记中以较多篇幅记录物价。而尤其是对粮价涨落的关注为重，说明乡间粮价的高低对于农人生活有着直接影响。与清末粮价涨落相比，民国时期粮价的涨落除了天气因素的影响以外，更有着时代的新特征。天气的干旱或者涝灾都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好坏又直接导致粮价的高低。1913年7月22日，刘大鹏记道，“粮价日涨，于今三日矣，以久不雨故也。”1916年7月的多篇日记中对旱情表示担忧，“大旱又一日，粮价又涨，人心恐惶”。*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1917年5月30日的日记里更是担忧，“上天不雨，人心惶恐，以致粮价日增，食物腾贵，那得不令人浩然长叹”。*同上书，第245页。1918年2月22日，刘大鹏认为近年以来物价贵的现象是罕见不正常的，而尤其去年物价更高数倍，也是为生平所没有经历过的。腾贵之程度甚至“较光绪三、四等年大祲之灾更胜十倍……此次自民国以来，日渐加臻，多至倍蓗”。*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最后在他看来，这种持久危机造成的破坏使得国困民穷，乡间经济几无复苏可能，似乎验证了此后1930年代农村的严重危机。而与过往相比，出现了影响粮价涨落的新因素，1920年1月21日，刘大鹏记述粮价大涨，则是因为米粟被火车运往直隶，“自九月至今，滔滔不断。”*同上书，第284页。1922年3月28日的日记中，又提及粮价的涨高也是由于外运，“惟粮价大涨，正太铁路火车运粟出晋滔滔不断。”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的日记中，刘大鹏较少关注除粮价以外其他的物品价格，但在1930年代，日记关注并强烈的抱怨物品价格昂贵。1931年5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食物的昂贵，“……斗粟贵至三四元大洋，尺布贵至大洋三四角，其余菜蔬食物，价皆膨涨，至于千仞万丈之高”。1936年10月21日，更是随之表现出因物价昂贵而对生活惶恐的状况，“米面吃食今日价又腾涨，人皆因之恐惶益甚，不得安然也”。*同上书，第499页。可以看出在刘大鹏的记叙中，粮价的涨幅一直让他极为关注，这也侧面说明在乡村的民众，生活水平的极其低下，主要的生活精力仍然放在生存所需的食物获取方面。

3.劣绅

由于民国政府对于旧有社会传统的改造，使得原有的社会传统和伦理逐渐消失，而新的社会传统和秩序又并未完全建构，导致传统社会的失序。以传统文化为权威的地方乡绅开始被攀附政治权威的土豪劣绅所取代。刘大鹏处在乡村社会的底层，自然有直接体会。1913年2月18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对辛亥革命以来社会风气的转变大为不满，“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弟(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同上书，第177页。显而易见的道出了社会伦理风气变化的事实，而这样的变化，最直接导致乡间的士绅变为劣绅，“顷闻人言各村董事人等，无论绅学农商、莫不藉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身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同上书，第181页。1926年4月24日的日记，更是斥责民国以来凡为绅士者，“非劣衿败商，即痞棍恶徒以充，若辈毫无地方观念，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故婿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同上书，第322页。言语之间充满愤慨。同年8月14日，再次斥责“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而同时期的观察家也指出，农村社会中“土、痞、劣绅、盗贼、兵灾……样样都全”。*邹秉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之途径》，《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第17页。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民国以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导致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社会主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这种乡间士绅劣绅化加剧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而究其深层原因，则是清末科举制废除所造成的城乡互动格局的破坏，以往的传统士人以“耕读传统”科举仕从乡村前往城市后，最后又回到乡村，从而使得城乡文化、经济上有着双向的互动。科举制废除后的现代学校制度却使得教育资源愈益集中于城市，读书人开始更多的留居城市而不返回乡村，乡村旧有的文化发展由此没落，并最终失衡导致“劣绅”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晋中地区乡村社会相对晚清，除了灾害、烟毒、剥削等传统因素之外，更有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破坏的重要原因。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日本人的侵略多有记录。1938年7月27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山西被日军占领一年以来的惨状。“三晋人民死亡无数，虽有孑遗之众，十室九空，十村九困，无米为炊，无衣蔽体者，触目皆是，土匪间或抢劫……”*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同年11月16日，又在日记中对人民生活的困苦进行了描述，“处此乱世，人民穷困，日不聊生者所在皆是。即如予家，饮食衣物件件都缺，莫能宽裕。”而在1940年9月的记录中揭露了日军压迫民众，剥削乡间经济的情况。“日军设‘合作社’，向民要粮，民皆不得自由，似此行为招民大怨，恨日军不败，盼红军攻击日军，将日军全部打死，不容会回其日本……”*同上书，第561页。日军对民众的残酷压迫使得刘大鹏对日军极为愤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侵略使得原本就脆弱的乡村社会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日军在占领区的残酷统治，让民众生活更加困难。

三、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因其所造成农村社会的严重凋敝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也使得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走向了公众视野，并由此形成农村改造、乡村建设一系列以促使乡村社会复兴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代中国乡村危机在20世纪才开始被舆论关注，但并不能说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不存在危机。相反，通过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可以看到清末到民国的乡村社会存在着持续的危机。清末由于传统社会制度的衰落，引发社会动荡使得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并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鸦片烟的吸食和种植也极大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到民国，除了传统的危机因素之外，更有着由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传统与时代性新因素的结合，使得刘大鹏所生活时代的乡村社会更加凋敝，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也难怪梁漱溟说，“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On the Rural Social Crisis in Modern North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iuDa-peng’sDiary——A Case Study of Jinzhong Area

LI Rui-feng1，GAO Shi-gang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2.College of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China)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invasion of modern Western powers,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natural economy, and the frequent effects of war,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factors made the rural society clearly declining and caught in a serious cris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risis led to a rural problem that began to enter the public eye. Liu Da-peng, a gentry in Shanxi’s country, had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rural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risis factors,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 from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new factors, all these make rural society of Liu Da-peng’s life time more decline, which reflects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of modern Jinzhong rural society.

LiuDa-peng’sDiary; modern Jinzhong area; the rural crisis; Liu Da-peng

2017-04-23

李瑞峰(1992-)，男，宁夏固原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K256.4

A

1008-469X(2017)03-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