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莉

摘 要：《幽灵的节日》突破了以往围绕经典、教义、高僧大德展开佛教史研究的旧模式，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代表了美国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进展。当然，本书的写作是建立于西方学术背景之下，其文化语境和表达方式决定了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读者在理解上会有偏差。

关键词：太史文；《幽灵的节日》；评介；新思路

由美国太史文（Stephen F.Teiser）著，侯旭东翻译的《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一书是在其论文《中国中世纪宗教中的盂兰盆节》基础上修改而成。太史文作为美国汉学家，运用图像学、社会学等方法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中古唐代社会的宗教与社会的画面。作者对唐代社会宗教的发展、平民百姓对宗教的态度、鬼节背后的深刻社会因素做了分析。

第一章《导论》中对于鬼节的起源做了梳理。

太史文以唐代流行的说唱《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以及《报恩奉盆经》与《孟兰盆经》来表明从口头传说到文言写就的藏内佛经等多种关于鬼节起源的文献，来证明鬼节（盂兰盆节）是如何深入人心。太史文还通过大量的文献如诗歌、高僧（日本求法僧圆仁<793—864年>、宗凛<约498—561年>）的记录等来证明鬼节的起源以及中古社会人们对于鬼节的重视。太史文并未对宗教的起源过度深究，而是通过鬼节来立足于具体宗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来阐明鬼节与社会的关系，即中国的宗教首先是在家庭、乡里以及国家的制度之内，其次才是作为异乎所有其他团体的一种制度来发挥作用。

第二章分别探讨了佛、道两教流行前中国本土七月的岁时各种风俗、印度佛教的安居以及道教七月份的活动。

鬼节（盂兰盆节）举行于阴历七月十五日，该节日在传统中国意义颇多，七月所有的节日表现出多种对立的调和性。如官方皇家祭祀与民间百姓对祖先的供养纪念等，最终都以不同的形式浮现在后来所形成的鬼节中。作者太史文通过对本土官方皇室的祭祀、民间活动、本土道教团体的活动、外来传入佛教节日活动等内容，最终都汇集于鬼节，构成鬼节的完整部分的种种分析，意在说明七月半的鬼节是在本土传统基础上结合佛、道教的行事而产生的，它不纯为舶来品，而是有本土根源的。太史文引用《大献经》的中规定，中元时以食物、果品、布帛、幡幢、珠宝及其他物品献予诸神及道士，来证明道家中元节时信众忏悔并在道观向道士进贡的盛况。因为这些仪式的历史与象征意义是中世纪鬼节庆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太史文通过《大献经》《大正藏》《盂兰盆经》《全唐诗》《斋戒录》等文献的研究来证明七月十五满月这一天道教、佛教不分教派的节庆的重要，通过皇室、民间已经先于这两家宗教来祭祀祖先，来证明两宗教的重要活动之所以如此被广为接受，原因在于两者的的节日庆典，尤其是佛教的庆典早已经与中国家庭宗教融于一体；当然支撑家族宗教的社会、宇宙论等结构强大到使宗教趋于其中。这些活动在何处举行—家内或道观、佛因为它们可在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地点举行，而不会使结果自相冲突或打折扣。太史文所言的此种结构使得在中古社会宗教诸多形式中出现大量的供养人在较长的时间内有众多的宗教寺院、道观等依附于家庭宗教。太史文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道教中元节与佛教的盂兰盆节之间的微妙的关系，用当下通俗的语言来讲即中元节是对盂兰盆节的复制。

第三章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

太史文采用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按时间先后将各种与鬼节有关的多种唐代文献（佛经、典章、史书、经疏、讲经文、变文、仪轨与私人游记、诗歌等）进行列举，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现唐代社会鬼节的多彩画面，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力图将鬼节的不同意义做了还原与揭示。在这一章节中，鬼节的主角目连出现，为第四部分做了铺垫。作者首先用4、5世纪，6世纪起被纳人中国佛教大藏经——《盂兰盆经》和《报恩奉盆经》在内容上做了比较，两部经既对目连及其母亲的前世毫无兴趣，也未涉及冥间问题。6-10世纪间，中国僧人针对《盂兰盆经》写了六种注疏（现仅存慧净、宗密的注疏）。《净土盂兰盆经》（约600-650年）是现存中国文献中首次出现目连及其母的前世故事的文献。

太史文指出《净土经》描述了目连与母重聚时的喜悦，是对藏内佛经所含目连神话的加工丰富，这种加工丰富是是有必要的，原因在于其主旨显然与中国唐代皇帝祭祖中采用佛教仪轨相适应。慧净的《盂兰盆经赞述》（约636—639年）解释了“盂兰”的含义指倒悬于地狱中的饿鬼，“盆”意为置供养之盆；慧净对目连作为擅长禅修者且为孝子的双重身份尤为看重。太史文又用《法苑珠林》中的资料来证明7世纪后期官方经办的庆典与处置供养。作者做出的论断即是“道世的论述还揭示出许多唐代节日的义理与经济内涵”①。太史文指出供养这种行为，因行事者因的敬畏而分为的庄重。《唐六典》 （约739年）中记录了鬼节官方的供养与盛典，皇室在鬼节时的各种活动几经变化，但是都被纳入了皇室的節日活动之中。太史文同样注重《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约800年）这类口头传唱的经文，太史文看来，变文的焦点与藏内资料不同，它们提供了一幅世界全景。《盂兰盆经讲经文》（约850年）现存部分的两个主题是慈悲与孝顺。《盂兰盆经讲经文》主要是通过父母（特别是母亲）赐予子女“十恩”来阐发子女后代服侍父母祖先的主题，此观念流行于唐晚时期。书中第三部分所采用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多少可以看到人类学家格尔茨倡导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的印记。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套用各种时髦的理论，而是依据史实进行明辨、思考、取舍，在理论上也能有所建树。

第四、第五章可以看做是紧密联系的一部分。

第四章从神话背景中来理解盂兰盆节，与第三部分严谨的各种相比，本部分用神话故事的方式来讨论鬼节与《盂兰盆经》中译本出现前中国佛教神话中类似的主题。认为各种盂兰盆文献中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已见于早先的中国佛教神话，这些内容在鬼节流行前就已为社会上下不同背景的人们所熟知，所以，5世纪鬼节及目连神话出现后自然能广泛流行。在本章通过真经之外的文献来展现了不同的目连的形象，着力表现将目连的身世和目连的母亲与变为饿鬼的目连母亲，这为第五章对目连的分析做了铺垫。在结论中，太史文认为，译自梵文的譬喻故事与网罗到的中国志怪并列于类书中，它们共同“构成内容丰富的宝库，为目连神话的出现提供了完全成熟的躯体”。

第五章作为巫的目连作者分析各种与与盂兰盆节相关的文献中目连的特性及其本身的含义。

也由此解开了从第二章节开始读者心中的疑惑——佛教神话或佛经中不少佛子如优多罗、那舍、舍利弗甚至佛陀都曾经为亡母说法，但是都未成为鬼节的主角，为何是目连成为了鬼节的英雄？第五章就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太史文认为目连在鬼节所扮演的是最能够吸引中古时代的人们的角色——巫。如书中所言“目连游行冥间、观视阴间，其赫赫武力……有一切均与中国宗教及佛教中巫的行为有引人注意的相似之处。”②巫的法力被称为“神通”， 巫的能力神秘玄妙、超越常规并变化无定。其法力亦涉及魂魄，包括人体内的精微部分及阴间的神灵，还可以捕捉未知世界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因而“目连在中国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于他将为不同社会阶级所能认可的巫的诸种形式集于一身。”③太史文在此章节对中国社会巫史的发展做了梳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上，灵媒、驱邪者及相士是中国宗教不可缺少的部分。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巫成为皇家官方宗教中不自在却常被役使的角色，但是其行为背后的宇宙观却鲜受质疑。因而，当巫术为官方所禁时，在民间巫也总有追随者。巫最终形成了一种将先祖宗教与地方宗教高度融合的 “扩散型宗教”形式。因此在中国的巫，作为灵媒较之其他种类的神，可能更多地与祖先之神联在一起。在中古时代的人心中，目连相对于神灵他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其行为却是更加的令人觉得有血有肉，更加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

第六章考察盂兰盆文献中的宇宙观，对于诸多的术语做了解析，主要围绕《目连救母变文》展开。

指出变文中的宇宙观是一个一贯且经过整合的体系，它与佛教经论的正统观念有别，更接近于唐以后民间宗教的冥间世界。变文中的冥界对目不识丁、在信仰上关注祖先当下处境的人最具吸引力。第七章讨论鬼节折射出的僧人与祖先崇拜、佛教与家庭的关系。节日的流行意味着僧人步入家庭宗教的核心，由社会的累赘、附属品变成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角色，成为交换循环的一环，这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大调整。僧人能起此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弃俗遁世。第六章到第七章太史文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中国的鬼节，他自己也在第八章中提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他对于整个中古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成分、之间联系、人们之间的社会位置、群体之间的状态、宗教变化的动因等运用大量的文献和分析做了深入的分析。这两部分的内容，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值得学习的乃是太史文对于概念性的术语解释的准确性和对现代社会学理论运用的灵活性。

太史文明确地表明其观点——鬼节（盂兰盆）虽然是佛教的重要节日，但却是真正诞生于中古中国社会的节日，其内容颇有普天同庆的意味，而这正是中国扩散型宗教形态的根本表现。《幽灵的节日》突破了以往围绕经典、教义、高僧大德展开佛教史研究的旧模式，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代表了美国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进展。而翻译者对于内容和文风的准确表达，使高深的内容变得易于接受。

当然，本书的寫作是建立于西方学术背景之下，其文化语境和表达方式决定了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读者在理解上会有偏差。其中的很多理论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甚至是闻所未闻，但是太史文意在使西方读者了解鬼节及中国社会，基于此作为中国读者，在读此书时，可以本着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来对待。因为本书的分析能够促进我们对鬼节乃至中国社会与宗教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ll arnin A . Elman）曾说：“目前优秀的汉学家，往往将社会科学方法与文献学功底相结合，执于一偏的学者都难有大的成就。”此书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这种结合。恰如作者在序言中所云，他试图使“一些全球性的思考与中国个案的独特性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学习之处。

注释：

①②③太史文，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58，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