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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及其教育和社会影响

2017-02-21朱文富泥安儒

关键词:柯尔特北欧丹麦

朱文富,泥安儒,2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及其教育和社会影响

朱文富1,泥安儒1,2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民众高等学校是北欧特有的一种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从19世纪初到世纪末,北欧国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经历了思想准备期、实践初始期和实践扩展期三个主要历史时期,该运动不仅直接带来了北欧成人高等教育的繁荣,而且对北欧教育和社会的世俗化、民众化和现代化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众高等学校;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北欧

19世纪是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受英法等西欧发达国家社会思潮(例如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北欧在19世纪也酝酿并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革。政治上,瑞典(1809年)、挪威(1814年)、丹麦(1848年)先后通过了民主宪法,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经济上,自19世纪60年代起,北欧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教育领域的最重大事件则是在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the Movement of Folk High School)。民众高等学校是北欧特有的一种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从19世纪初开始,为了救亡图强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以格龙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柯尔特(Christen Kold)、施洛德(Ludvig Schroder)等人为代表的几代北欧教育家,以“民众启蒙”为口号,在北欧国家发动了一场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该运动不仅直接带来了北欧成人高等教育的繁荣,而且对北欧教育和社会的世俗化、民众化和现代化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民众高等学校创建于19世纪中叶的丹麦,是一种流行于北欧各国主要以农村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学校教育形式。它由私人举办,虽然政府予以财政资助,但学校具有完全独立的办学自主权。丹麦民众教育史专家帕特鲁(Holger Begtrup)对民众高等学校曾进行过全面的描述:民众高等学校“入学是自愿的,学生在学校里寄宿,住几个月,受普通的多方面的教育,既不专门学什么,也不受考试。民众高等学校的目的,在给与这些青年一种‘生活的准则’,使他们有更深切地理解,能够在他们将来的家庭中以及社会上,有一种精神的,活动的生活”[1]。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包括思想和实践两个部分,它纵贯整个19世纪。19世纪初是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思想准备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民众高等学校实践的初始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是民众高等学校实践的扩展阶段。可以说,19世纪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是以实现北欧民族精神振兴为直接动因、以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现代启蒙为终极目标的大众教育文化运动。

(一)思想准备期

民众高等学校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的丹麦。19世纪初,丹麦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1807年丹麦卷入英丹战争,7年后,不但战争失败本国遭受重创,还失去了已联合了400多年的挪威。 当时的丹麦,可谓国力衰弱、人心涣散。面对这一窘境,被誉为北欧“思想先觉者”的丹麦宗教家、教育家格龙维认为,要解决丹麦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唤醒民众、振奋民心。那么“怎样能觉醒民众?这个问题是他很长久地思索着的。他慢慢地想到要设立成人学校,用丹麦语讲丹麦祖先的故事,叫民众从过去光荣地回忆,得到将来民族的自觉”[2]7。格龙维说:“我希望不久能创设一个丹麦语的高等学校,公开于一切青年民众,以丹麦语,历史,诗歌,唤起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能了解人生问题,而乐尽国民天职。这样的学校,便是我们丹麦人自救的药石了。”[2]11格龙维把他理想中的这种学校称为民众高等学校(丹麦语为Folkehojskole)。

格龙维是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理论奠基者,被誉为“民众高等学校之父”,其民众教育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又颇具前瞻性。格龙维认为,传统的拉丁学校将学生与自然、家庭和社会隔离了开来,学生们尽是学一些僵死的东西,是“死路学校”,已经不可救药了[3]。他要创建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全新的“生路学校”,是为生活服务的学校。格龙维的民众高等学校理想就是学校为民众而开设,教学内容和方法全依着民众的生活,学校服务于民众,所以他又将民众高等学校称为“生活学校”。格龙维主张,民众高等学校的目标是“民众启蒙”。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唤醒民众,通过精神启蒙启发民众过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活,最终实现个人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双重目的。民众高等学校的招生对象是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主要是农村的成年人。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丹麦语、民族史和唱歌。格龙维一再强调,学校应该使用丹麦人生活中使用的“活的语言”——丹麦语进行教学,通过讨论、讲演等“生活启导”的方式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方式培养会生活的具有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二)实践初始期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格龙维的民众教育思想逐渐在北欧开花结果,1844年,罗亭村(Rodding)的民众在基尔大学教授佛勒(Christian Flor)的领导下,按照格龙维的教育理念创建了罗亭民众高等学校,并招收了20名学生。罗亭民众高等学校成为北欧国家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此后,1849年、1851年和1852年,索伦生(Rasmus Sorensen)、柯尔特等人又相继在奥杜姆(Uldum)、吕司林格(Ryslinge)和兴罕(Hindholm)各创办了1所民众高等学校。据统计,到1864年丹麦共成立了11所民众高等学校。

柯尔特是这一时期民众高等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实践者,是他真正开创了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教育实践,以至于很多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师都将柯尔特看成是他们的先驱。1851年,柯尔特创办的吕司林格民众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当年共招收了15名年龄在15-33岁之间的学生,民众高等学校的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共同讨论研习。由于自筹的开办经费十分有限,所以学校办得极其艰难。1853年,柯尔特把学校迁到了大尔比(Dalby)。这一时期,国家开始对民众高等学校进行少量的财政资助,因此办学的经济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柯尔特得以在教学改革方面大展身手。在教学过程中,柯尔特摒弃了僵化呆板的课本,而代之以历史谈话和个人经历的陈述。当然,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他关注的根本问题,他是借历史叙述与学生讨论个人的生活和人生问题,他的根本目的是使用活的语言,唤醒学生的精神。柯尔特的办学很快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求学者纷至沓来,以至于大尔比民众高等学校越来越无法满足求学者的入学需求。1862年,柯尔特又创办了达伦(Dalum)民众高等学校,该校每期能招收约百名学生,并且首次招收女生。此后,柯尔特名声日隆,其领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也成为了当时民众高等学校的办学楷模。

(三)实践扩展期

在格龙维和柯尔特的共同努力下,自1864年开始,民众高等学校不仅在丹麦得到了蓬勃发展,而且传播到国外,在挪威、瑞典落地生根、茁壮成长。1864年,丹麦在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的战争中失败,失去了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Slesvig-Holsten)。但出人意料的是,丹麦的这次失利不但没有进一步重创丹麦人的信心,反而激起丹麦全国上下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5]通过审思,丹麦人提出了“失于外,得偿于内”(Outward Loss,Inner Gain )的振兴良方,他们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本国的现实生活上,民众教育家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开启民智方面。民众高等学校在丹麦得到了高速发展,其中,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尤其迅速,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北欧民众高等学校的典范。

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由施洛德于1865年创办,施洛德是格龙维的忠实信徒,被誉为“格龙维学教授”。他是继柯尔特之后,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中,他的影响无人可及。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招生对象扩展到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校也逐渐成为了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众教育理念的中心,每年都吸引众多参观者前来学习和研讨。

统计资料显示,从1844年到19世纪末,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一直处于持续扩展的进程中,特别是1864年之后,学校地位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办学经费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民众高等学校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850-1851年,丹麦只有2所民众高等学校,1870-1871年,发展到了50所。到世纪末的1892年,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发展到了75所[4]。也是在这一年,丹麦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民众高等学校正式成为丹麦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从1864年开始,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漂洋过海传到了挪威和瑞典,并在两国开花结果。在挪威,1864年由安克(Anker)和阿佛生(Arvesen)成立了本国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沙格敦民众高等学校。到1894年,挪威共相继成立了34所民众高等学校。在瑞典,1868年同时成立了3所民众高等学校,即赫维兰(Hvilan)、希莱斯台(Herrestad)和欧那斯台(Onnestad)民众高等学校,并在此后的10年间成立了20所民众高等学校。当然,由于挪威、瑞典与丹麦的国情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的民众高等学校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例如,相较于丹麦,瑞典的民众高等学校就较为重视普通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的传授。但总体来说,不管是丹麦还是瑞典和挪威,民众高等学校的基本办学理念是一致的:即北欧民众高等学校意在唤醒民众、解放民众,是以为民众实施现代启蒙为宗旨的公民教育运动。

二、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教育和社会影响

(一)对北欧教育的直接影响

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首先是通过兴办民众高等学校而进行的一场民众教育运动,它不仅通过开办面向广大民众的成人学校而开创了北欧成人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教育世俗化、普及化、自由化等方面对北欧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实现了教学内容的民族化和世俗化

在北欧国家,无论是维京时期的教堂学校还是宗教改革后的拉丁学校,直到19世纪初,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语言一直都是拉丁语,其基本教学内容也全部或主要是基督教教义及相关知识。19世纪初,北欧的社会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受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反封建专治、反宗教蒙昧,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思潮对北欧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格龙维等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理论家提出“人本先于神本”,积极倡导教育应该从“天上”回到“人间”,主张要用本民族的语言给学生讲本民族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受此影响,从罗亭到达伦再到阿斯科夫,从丹麦到挪威再到瑞典,北欧的民众高等学校在教学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本民族语言(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本国历史与地理、世界史、北欧神话和文学、公民、唱歌、体育、绘画、算数等与本国国情和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课程成了民众高等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这在北欧教育史上实属首创。

2.推动了教育对象的民众化和普及化

19世纪,北欧的社会现实使北欧国家的有识之士深切地意识到了“教育救国”的现实意义,而救国的现实力量显然不是儿童而是成年人。在当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很明显,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就成为了北欧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面对这一形势,格龙维批评当时的拉丁学校重视普通教育和精英培养,漠视成人教育和普及文化,他大力提倡“民众教育”。 北欧的民众高等学校高举起了教育民众化的旗帜,敞开大门接收任何想上学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不提条件、不用考试。为了方便农民入学,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例如冬天招收男性(北欧冬天漫长,农村的男劳力正好可以利用这段农闲时间进校学习)、暑期招收女性。这些办学举措,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受教育机会,推动了成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丹麦为例,“据统计,当年二十岁的青年,有十分之一在民众高等学校求读”[5]。

(二)对北欧社会的深远影响

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想通过教育改造北欧社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教育运动,它的确对北欧的社会文化和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通过重塑民族精神,唤醒了民众、重振了民风

19世纪初,丹麦和瑞典都在军事上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1807年,英国人炮轰哥本哈根,1809年,俄罗斯人从瑞典掠走了芬兰。此后,爱国的浪漫主义情绪在北欧国家民众中普遍萌生。格龙维等知识分子觉得只有重振维京时期的那种生机和力量,北欧才会新生。1808年,格龙维的《神话》面世。1848年,他又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积极在丹麦的学校和社会中宣介北欧神话以重塑维京精神。在北欧的民众高等学校中,北欧历史、北欧神话成为了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通过民众高等学校师生的广泛宣传,北欧的广大民众从北欧的历史和神话中逐渐意识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精神和良心”。通过重塑民族精神,北欧国家较快地恢复了民族自信,人们重新振作了起来,国家逐渐恢复了国力。

2.通过培养有“觉悟”的现代公民,推动了北欧社会的现代转型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北欧国家开始了现代转型。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北欧的现代化与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密不可分。民众高等学校通过现代公民的培养,为北欧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欧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社会。格龙维明确提出,民众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是现代公民,他在民众高等学校创立之前就为它设计了这样的宗旨:造就有“新生思想”的现代公民。所谓有“新生思想”的公民,指的是通过民众高等学校的学习而获得新生的个人,这样的个人公正正直、有道德感、有社会责任感、善于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为社会服务[6]。通过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几代北欧青年(特别是青年农民)逐步转变成了有“觉悟”的现代公民。

北欧民众高等学校培养的现代公民,对北欧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方面,从民众高等学校毕业的现代农民重回农村之后,带头完成了19世纪末北欧农业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的转化,这使得北欧国家的农业实现了产业升级,生产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另外,民众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在学校接受了启蒙教育,开阔了视野,形成了强烈的合作意识和良好的合作能力,他们毕业后成为了北欧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农村合作社运动是北欧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和组织保障。正如周弘所说,农业合作运动改变了19世纪北欧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将农业和农民直接带入了现代社会,使北欧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之路[7]。英国教育家萨特勒(M.E.Sadler)也指出,19世纪末丹麦农业的振兴应归功于民众高等学校培养出的几代新农民,他说:“农人们所以能敏心应变,是知识启发之功,也就是成人教育之功力。……;丹麦农业的挽救,便是这种教育与文化运动的实效。”[2]2-3

北欧民众高等学校培养的现代公民,也参与了北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促进了北欧民主政治的发展。北欧民众高等学校的政治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因此,在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育者都特别重视学校民主氛围的营造和学生民主素质的培养。其结果是,学生回到社会后,大都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和自由民主素养积极从事乡村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19世纪下半叶,在北欧,这些觉醒的新农民开始组建政治团体,例如,1846年丹麦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农民联谊社”,开始涉及政治事务。1848年,丹麦的农民在“农民联谊社”的基础上,组建了丹麦自由党,并很快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挪威和瑞典的情况也差不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直接教育和间接影响的北欧农民,积极从事议会民主政治活动,推动了北欧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家埃德蒙·金(J.K.Edmund)说:“即使丹麦没有为世界做出其他贡献的话,它仍然可以以其寄宿制民众高等学校而闻名于世。”[8]不仅丹麦如此,在挪威和瑞典,民众高等学校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世纪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不仅在北欧产生了享誉世界的成人高等教育形式,直接带来了北欧教育的民族化、大众化和自由化,而且,作为“教育改造社会”的尝试,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唤醒了北欧民众,重塑了北欧精神,推动了北欧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可以说,民众高等学校通过造就有“觉悟”的新型公民,推动了北欧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现代化转型,并为20世纪北欧福利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奠定了人才基础。

[1]波叶.丹麦的教育[M].吴克刚,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55.

[2]贝脱勒,伦特,曼涅芝.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M].孟宪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3]S M BORISH.The Land of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enm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M].California:Blue Dolphin Publishing,1991:171.

[4]台维斯.格龙维与丹麦民众高等学校[M].戴子钦,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281.

[5]许智伟.北欧五国的教育[M].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55.

[6]黄日强.丹麦民众学校的特点[J].外国教育研究,1997(1).

[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5-66.

[8]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M].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5.

【责任编辑 侯翠环】

Folk High Schools Movement in Nordic Countries and it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Influences

ZHU Wen-fu, NI An-ru

(1.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ian, Shandong, 250100,China)

Folk high schools are uniquely Scandinavian institutions for adult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19 century, a remarkable movement of folk high school took place in Nordic countries. The movement went through three major phases within a century: enlightenment, early practice and expansion. The folk school movement not only brought a boom in Nordic adult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ecularization, mass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Nordic countries.

folk high school, folk high school movement, Nordic Europe

教育学研究

2016-10-16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外国短期高等教育史研究”(BOA130114)

朱文富(1965—),男,河北卢龙人,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G649

A

1005-6378(2017)01-0041-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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