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艳

如果把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图看成中国经济的体检表，那么其中一個陡然向下的箭头不得不引起注意。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民营企业怎么了？“不能光看宏观政策如何，还要听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感受。”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决定走到企业家中间去听一听、看一看。

2016年年初，他与中国社科院教授冯兴元发起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的调研，历时近一年，专家课题组团队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4个城市的民营企业中进行调查。

政府频出招为企业减负

事实上，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为企业减负已成为共识。这一点，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见清晰的政府意图及减负诚意，“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2016年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承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目的是要帮助企业家们把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省下来。

一系列减税清费的政策下，中国宏观税负在经历一段时期上升之后，稳定在29%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均为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当然，税负高低，因为统计口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国企与民企的税负哪个更高？由于我国现有税制都是按照产品或行业区分，因此在名义税率上，国企与私企是一样的。不过，二者在实际操作中的确存在“实际税率差别”。

首当其冲的是，国企在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上存在种种优惠，如可预先提取的技术开发费和返税等。但在享受隐性税负优惠的另一面，由于国企通常占有大多数国内自然资源，渐推的资源税多数落在国企头上。且产业链较长，造成征收增值税的环节多，如此累加，税负就比限制在中下游的民营企业高。

座谈会变成了“诉苦会”

李炜光想搞一次 “老百姓自己的调研”，他请民营企业家和学者一起座谈聊天“听听真心话”，座谈会是调研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

令李炜光惊讶的是，座谈会常常变成“诉苦会”。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到经营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

这是一家已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起重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也是经济下行中受影响最大的一类企业。李炜光说：“在这波经济下行的大潮中，规模大、造价高、重资产的制造类企业受冲击非常大，其中重工业受影响最甚。”

为了保住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企业，这位女老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因为一心扑在企业上忽略了家人，“把家都牺牲了，却什么也没给自己留下。”

女企业家的哭诉并非个例。

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苦苦硬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有的把资产转到国外，留在国内的企业成了空壳。这种情况在华北地区有不少，东北和中部地区更多。

李炜光与企业家们接触后深切地感到，在经济下行期，很多民营企业家受到冲击。“如果民营企业家群体感觉看不到希望，对中国经济发展将很不利。”李炜光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必须要靠人而不是靠钱堆起来。

87%的企业家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

李炜光说，谈到税负轻重，往往掺杂了更多主观感受，被称为“企业税负痛感”，也就是说，同样缴10个点的税，有的觉得还行，有的则感觉撑不下去了。

占中国企业9成以上的民营企业，税负痛感更强，这在调研中的几组数据里显露无遗：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在中国，企业总税率在2012年以前大体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2年至2013年间骤然上升，这之后3年的总税率分别是68.7%、68.5%和67.8%，逐年微有下降，但处于世界高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6年的数据目前已公布，中国重回68%，说明今年以来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的努力成效有限。

查看2016年中国总税率68%的具体构成，48.8%为劳务税。由此可见，占比较大税费负担为劳务税，即公司作为雇主为雇员配套缴纳的“五险一金”支出，在2016年，是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

存在重复性收费、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调研发现，企业家认为不合理的税种，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这构成企业较大的成本困扰。企业家另一项不满意的税是企业所得税。此外，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对企业的困扰超过税率的影响，说明我国企业家对税负的感受没有停留在直观层面，而是看到税率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家表达了对未来我国税制法治化的较高期待。

另一个现象是，营改增对企业本是个利好，但有部分企业表示，税负不减反增。反映营改增后税负提高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保险业、医药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主要原因是部分行业进项税额难以取得、融资成本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税款抵扣环节未能打通，以及税改后出现税负叠加现象，导致税负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企业负担。反映营改增后税负降低的主要是生活服务业。

与此同时，糟糕的纳税体验，也影响着企业家的纳税积极性。课题组成员张林分析实地调研的问卷结果时发现，24%的企业家认为与税务部门交涉时间较长，44%认为需要向税务机关支付非正常费用。

如何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更多地体现与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的轻税思维，既不增加整个宏观税负的水平，也不增加企业税负？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