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敏 姜丽云 李晓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一、引言

社会性是指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在其固有生物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些独特的心理特性。形成和发展这些社会心理特性的过程则是社会化的过程。〔1〕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婴儿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会适应社会、与人交往、在社会中生活。婴幼儿期个体社会性的发展能有效预测其将来社会交往、社会适应、社会行为以及认知等方面的发展，儿童早期情绪和社会性问题对小学低年级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可能有预测作用。〔2〕因此，关于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运用科学的评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及时发现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社会性发展问题，为后续干预指导提供依据，从而支持婴幼儿的健康发展。当前关于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的评估方法大致有三种，分别是基于量表的评估，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以及基于游戏的评估。

二、对三种评估方法的分析

（一）基于量表的评估

量表是当前对于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和评估的主要工具。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在该领域使用较多的量表主要有以下八种：《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三版）》（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Ⅲ，BSID-Ⅲ），《ASQ 儿童筛查系统》（Age and Stage Questionnaires，ASQ），《文兰适应行为量表》（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VABS），《婴儿抑郁预警量表》（Alarm Distress Baby Scale,ADBB），《婴幼儿社会情绪评估量表》（The Infant-Toddler Social and Emotional Assessment,ITSEA），《中国儿童发育量表》，《儿童行为检查表》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以及《婴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筛查量表》。

1.《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三版）》（BSID-Ⅲ）

这是当前国内外应用较广泛的婴幼儿发育评估诊断性量表。1969年，《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一版）》（BSID-Ⅰ）发布，主要用于评估 2～30月龄婴儿的发育水平。1993年修订的第二版（BSID-Ⅱ）包括了智力量表、运动量表和行为量表三部分。第三版（BSID-Ⅲ）于2006年修订完成，用以评估1～42月龄的婴幼儿，筛查发展迟滞的婴幼儿。该量表由三个执行量表和两份问卷组成，分别用以评定婴幼儿发展的五个领域：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绪以及适应行为。其中的社会情绪和适应行为问卷由婴幼儿父母或其他养育者填写，是测查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工具。经研究检验，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ASQ 儿童筛查系统》（ASQ）

这个系统是由Squires J等人研发的。2009年，ASQ－3正式发布，其中包括《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社交—情绪》及其配套的使用指南。ASQ将0～5岁儿童划分为不同年龄组，每组有相应的问卷，由婴幼儿养育者填写。每套问卷分为沟通、大肌肉运动、精细运动、解决问题和个人—社会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有6个项目，共30项。每个项目设置了7～8个问题以反映养育者对婴幼儿的总体印象，且配有简图便于问卷填写者直观判断。其中沟通和个人—社会两个部分可用于测查婴儿社会性发展水平。《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社交—情绪》是专门用以评估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量表，依据量表所划分的8个年龄段 （分别为6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0月龄、36月龄、48月龄和60月龄）共有8份问卷，涉及自我调控、依从性、沟通、适应功能、自主性、情感、人际互动七个方面。ASQ问卷语言通俗，操作简便，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和文化适应性，因而获得了广泛运用。卞晓燕等（2010）与ASQ的研制者合作，改编形成了中国版ASQ，即ASQ-C。研究者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择上海市8427名3～66月龄的儿童为常模样本，由儿童的父母填写ASQ-C问卷。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以用于鉴别儿童是否存在发育迟滞等问题。〔3〕

3.《文兰适应性行为量表》（VABS）

这一量表的前身是1935年道尔（Doll）编制的 《文兰社会成熟量表》（Vineland Social Maturity Scale），用以评估0岁至18岁11个月儿童的适应性行为。VABS共包括11个子领域，可归纳为沟通、日常生活技能、社会化和动作技能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分别计分，同时还可计算出一个总的适应性行为得分。运用该量表进行评估，需要主试对儿童的照料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因此主试须经过专门的培训。Limperopoulos C等（2006）对在电话访谈情境和面对面访谈情境下运用VABS的信度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两种情境下的得分在沟通、日常生活技能、社会化等方面呈现出高相关。因而研究者认为可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运用VABS收集关于儿童发展进程的可靠信息。〔4〕

4.《婴儿抑郁预警量表》（ADBB）

这一量表主要由面部表情、眼神接触、活动水平、自我激励手势、声音、刺激反应、关系和总体印象八个部分组成，适用于2～24月龄的婴儿，主要运用于筛查有社会退缩行为的婴儿。Stephen Matthey等（2013）在澳大利亚通过进一步研究将ADBB初始的八个项目归为五个项目。〔5〕各国研究者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修订后的ADBB在引入本土后均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将其用作筛查婴幼儿发育迟缓问题的工具。〔6〕

Puura K等（2013）用录像记录了39名7月龄的婴儿与其母亲之间的交流，然后运用ADBB量表评估其社会行为，结果发现婴儿的ADBB量表总分与其母亲的敏感性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母亲的敏感性越低，孩子的社会退缩问题越严重，亲子交往中孩子的参与和回应也越少。该研究为通过运用ADBB进一步研究婴儿早期的社会行为及其亲子交往质量提供了支持。〔7〕

5.《婴幼儿社会情绪评估量表》（ITSEA）

这一量表适用于12～36月龄的婴幼儿，涉及外向性、内倾性、能力、自我管理四个方面，由婴幼儿父母或其他养育者填写，主要用以筛查婴幼儿是否有社会情绪方面的问题，从而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和指导。Carter A S等（2003）以1235名12～36月龄的婴幼儿为样本，对ITSEA进行了因子结构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8〕张建端（2008）将该量表引进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建立了中国常模。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46个条目，其中核心条目为104条，分4个领域（外显行为、内隐行为、失调域及能力域）、19个维度。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9〕

Alakortes J等（2015）使用简版 ITSEA对 435名婴幼儿进行了父母亲报告其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在孩子11～24月龄时就能发现其社会情感和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由此，研究者强调，在评估和干预早期社会情绪和行为问题时，要注意可能的性别差异。〔10〕

6.《中国儿童发育量表》

这一量表是我国首都儿科研究所于20世纪80年代编制的，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估0～6岁婴幼儿的发育水平，甄别早期发育偏离、发育迟滞和发育不均衡等问题。2009～2013年，首都儿科研究所又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大运动、精细动作、适应能力、语言和社会行为五个部分，其中适应能力和社会行为这两部分可用于测查婴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情况。该量表将0～6岁儿童按月龄分为28个年龄组，各组均有相对应的婴幼儿适应能力及社会行为测查项目，测查项目的难度随着年龄组的提高而提高。修订后量表的0～4岁部分测试项目稳定性更好，这也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11〕

7.《儿童行为检查表》（CBCL）

这一量表由美国心理学教授Achenbach等人编制，于1980年引入中国，由情绪行为测查和社会能力测查两部分组成，目前常被运用于评估儿童的行为问题。该量表适用于2～4岁的儿童，其中99个行为问题构成六个行为因子，即社交退缩、抑郁、睡眠问题、躯体诉述、攻击行为和破坏行为。吴立云（1993）将其翻译后引进中国，并采取分层抽样方法，在西安市五个区发放问卷56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434份）。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婴幼儿部分适用于我国2～3岁儿童。该研究初步确定了西安市的常模。〔12〕该量表可用于早期儿童异常行为的筛查，为评价干预治疗的效果提供了客观标准。

8.《婴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筛查量表》

这一量表由钟鑫琪、静进于2008年在对日语版《婴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筛查量表》及其手册进行翻译后引入中国，中文版《婴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筛查量表》包括发育情况、运动发育、认人、适应行为和语言发育5个子量表。其中，认人和适应行为子量表是基于心理理论编制的，是该量表的核心部分，涉及情绪理解、亲子依恋、共同注意和心理理论等内容；发育情况子量表用于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其结果可对其他4个子量表的测评结果起解释作用。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内容效度较好。〔13〕

吴桂花等于2015年运用该量表对719位6～24月龄的婴幼儿进行了测查，1岁以内婴儿为一组，其余每隔3月龄为一组，以量表总分以及认人、适应行为、运动、语言四个子量表得分为指标，进行组间比较。结果表明，婴幼儿各领域发育的速度不均衡。同时该研究结果还表明，《婴幼儿社会认知筛查量表》的运用使婴幼儿社会认知问题的早期筛查成为可能。〔14〕

（二）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

由于0～3岁婴幼儿言语、思维等方面发展的局限性，基于量表的评估一般不直接面对婴幼儿，而是通过婴幼儿养育者的报告来间接评估。这种方法虽然简单高效，但其缺陷在于无法保证养育者的报告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婴幼儿的发展情况，因而研究者所获得的不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除了量表法外，研究者也通过实验室观察法来评估婴幼儿社会性方面的发展情况。

1.亲社会行为情境测验

该测验通过设置高度结构化的行为任务，观察并记录儿童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从而测查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况。例如，有研究者通过设置三个相对应的情境来测查儿童三个方面的亲社会行为：工具性帮助（instrumental）、移情性帮助（empathic）和完全利他性帮助（altruistic）。 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最易在工具性情境下为主试提供帮助，移情性帮助次之，完全利他性帮助则最少；儿童年龄越大，亲社会行为表现越明显。〔15〕Dunfield K等（2013）同样设置了一系列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任务情境，以测查2～4岁婴幼儿对成人表现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需求行为的回应，从而研究婴幼儿的利他行为。由于研究者所设置的不同的亲社会行为任务情境之间不存在交叉任务，所以婴幼儿对于每一个类型任务情境的回应都揭示了其不同层次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轨迹。〔16〕

2.社会行为偏好第三方任务

这一测验是让婴幼儿以旁观者身份观察某种社会交往情境，评估者通过考察婴幼儿注视时间的长短了解其社会行为偏好，从而评估其社会性发展水平。该测验提供的情境一般包含以下人物：一个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人，一个表现出反社会行为或中性行为的人，以及一个接受这两种行为的人。研究者多使用以下六种情境：爬山情境，开箱拿玩具情境，捡球情境，分配物品情境，安慰/威胁情境，以及玩球情境。这六种情境可用以评估婴幼儿对帮助与合作、分享与公平、善行与互惠等不同亲社会行为的敏感度。〔17〕这六种情境无需同时出现，在关于亲社会行为类型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选择利用单独的实验情境进行研究。

后来的研究又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境用以考察婴幼儿的社会行为偏好。除前文提及的实验情境外，研究者还将人物的意图、外表以及社会历史等因素展现在情境中。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婴幼儿会对亲社会行为表现出偏好。Hamlin J K等于2007年开展的研究使用了爬山情境与捡球情境，以考察前言语阶段的婴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偏好，结果发现，个体最早出现的亲社会行为偏好可以追溯到5月龄。〔18〕国内运用此范式开展研究的人较少。朱琳（2014）考察了2～4岁婴幼儿在分配情境中表现出的对公平的敏感性。实验中，让婴幼儿现场观察分配者所进行的公平或不公平的分配，记录其对不同分配结果的持续注视时间。研究结果发现，2岁的婴儿已经表现出对公平的敏感性。〔19〕

（三）基于游戏的评估

虽然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克服了基于量表的评估所存在的难以获得研究对象第一手资料的缺点，但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难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而婴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其最自然、最真实的，因此，游戏是考察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最自然的平台。所以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通过观察婴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来评估其社会性发展。

由美国丹佛大学Linder教授创立的“以游戏为基础的跨学科幼儿评估模式”（Transdisciplinary Play-Based Assessment，TPBA）， 旨在通过观察婴幼儿在游戏情境中的表现来评估婴幼儿各方面的发展。该评估模式适用于0～72月龄的婴幼儿，从认知、社会情感、交往能力和语言以及感觉运动发展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评估。〔20〕这种评估模式让婴幼儿家长也参与其中，观察婴幼儿真实自然的游戏状态。在评估时，整个评估团队包括幼儿园教师、学前教育领域专家、心理学专家以及医生等跨学科的专业人士，他们会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解释婴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TPBA设置了家庭区、戏剧游戏角、艺术角、沙水区、手工操作角和大型运动器械区六个常见的儿童游戏区角。评估分6个阶段实施：非结构性游戏阶段，结构性游戏阶段，同伴游戏阶段，亲子活动阶段，运动性游戏阶段和吃点心阶段。其中同伴游戏和亲子互动两个阶段主要评估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从气质、动机、社会关系、情感特点和社会规范意识五个方面考察婴幼儿社会技能和社会情绪的发展。

TPBA现已发布第二版，并与标准化测验之间达成了较高的一致性。如，Bolton C C于2015年对TPBA-2与 《丹佛早期儿童评价量表》（DECA-C）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由此证明了TPBA的有效性。〔21〕

TPBA目前广泛运用于对婴幼儿各方面发展的评估。如，Joy J M于2016年依据TPBA模型对亲子互动和依恋进行了研究。〔22〕Myers C L等早在1996年的研究中发现，在评估婴幼儿社会性与情绪发展水平时，与传统的评估工具相比，家长和幼儿教育工作者更倾向于使用TPBA。〔23〕

TPBA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干预工具——以游戏为基础的跨学科干预方法（Transdisciplinary Play-based Intervention,TPBI）。TPBI与 TPBA 之间有自然的衔接，二者的使用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TPBA的运用得到评估结果后，可直接运用于TPBI的干预计划制订及策略选择；在运用TPBI进行的干预过程中对婴幼儿进行的持续观察，又可引发对TPBI新一轮过程目标的修订，并由此引导干预计划的进一步调整。〔24〕

国内目前尚未广泛推广TPBA，仅有少数研究者采用TPBA对婴幼儿开展过评估与干预研究。如，李佳洋（2013）考察了家庭游戏对0～6月龄的婴幼儿发展的作用，其评估方法借鉴了TPBA：创设以家庭游戏为基础的评估环境，对一名婴儿进行从出生到6月龄的游戏干预和追踪研究，收集了包括亲子游戏、社会性游戏、艺术类不同类型的游戏等96个家庭游戏，并全程参与研究对象的各个游戏活动。研究结果发现，6个月的家庭游戏活动促进了该婴儿情绪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25〕

三、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的评估主要有基于量表的评估、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和基于游戏的评估三种评估方法。基于量表的评估大多用于筛查和鉴别发育迟缓儿童，为其后期干预提供依据。基于量表的评估简单有效，有利于获得大样本数据，但由于是家长填写问卷，因而存在社会期许效应，在评定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时或多或少会受到家长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能让研究者直接观察到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情况，从而避免了养育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多用于探究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但其不足在于费时费力，所获样本较少，存在研究结果难以推广的问题。有研究者将量表法和情境测查法结合起来使用，以期更真实地反映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况。基于游戏的评估有利于研究者观察到婴幼儿最真实的发展水平，从而保障研究数据的客观性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但基于游戏的评估对评估者的能力有极高的要求，且可能难以在游戏中观察到所有计划评估的项目。综合使用各种评估工具与方法，对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开展多元评价，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当前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评估工具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专门针对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评估工具不多，大多数评估工具适用年龄都在3岁以上，不完全适用于对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的评估；其次，当前基于量表的评估依旧占据主要地位，基于实验室观察的评估虽然能让研究者直接面对儿童获得第一手资料，然而其生态效度难以保证；此外，针对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在国内寥寥无几，且多为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未来国内关于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的研究可借助上述评估工具，并将该领域的研究向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通过引进和修订的方式，研制适用于我国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评估的综合量表，建立我国婴幼儿发展常模。第二，将家长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相结合，注重对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多元评价。第三，将基于游戏的评估本土化，强调在自然情境中对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进行评估；第四，医教结合，多角度探讨婴幼儿早期社会性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后续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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