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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炉之谜

2017-02-17刘锡荣

中国集体经济 2016年19期
关键词:宣德景泰蓝青铜器

《红袖添香夜读书》

院中腊梅几支花,案头宣炉一炷香。红泥火盆映雪夜,琴瑟娇娘暖玉堂。

宣德炉从一诞生,就成了千古之谜。

人们对宣德炉甚是宠爱,并尊敬为“文房首器”,即便是近六百年后的时下,亦是趋之若骛,若想寻得一尊称心如意的好炉,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古话就有“百家诸器易得,宣炉佳器难寻”的慨叹,以至于自古就没有停止过仿造,乃至于宣德炉的真假新老,甚是难辨。以至于宣德炉的存世数量,更是无法说得清楚,成了千古之谜。

宣德炉的崇高地位

除了宣德炉之外,就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全部器物,没有任何一种器物是以皇帝年号命名的,也更没有任何一种器物、即便是新近仿作的,仍然是叫原来的老名称。这种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宣德炉。

至于景泰蓝一物,倒是现今制作的也叫景泰蓝,这点上颇似宣德炉只是从根上就出现了问题。早在中国的宋代,景泰蓝在波斯一带已经有了。俄罗斯所生产的景泰蓝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其华美精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这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中,很有些让人们大开眼界的物件。我曾经上手过两件十七世纪的器物:一件是长流细颈的酒壶,一件是高大华贵的尊,其东正教的俄罗斯味道很浓烈,掐丝与填料精妙鲜亮,高贵与精美无与伦比。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之后,其强大的铁蹄踏遍欧亚,带回来许多先进的技术与文明,景泰蓝这才从波斯进入中国。

所以景泰蓝是个异域的器物品种,不像宣德炉的源流那样,源于中国两座文明之巅的:夏商周的青铜器文化、宋代的瓷器文化。由于元代与明代早期所作景泰蓝器物,都不加款识,导致后来者(包括明代的景泰年间)纷纷改造加款,冒充为本朝的器物。甚至还有将几件残破的旧物予以拼凑,造成许多景泰蓝古器物,不伦不类,叫不出是何等名称,查不出为何等用途。就景泰蓝器物本体而言,不啻是一种精美的物类,且亦以永乐、宣德年间的官器为好。

可见,景泰蓝无论是源流、在中国之诞生、还是制作的发扬光大,都不能算是景泰年闸的产品,更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又怎么能与正宗的宣德炉文化并论呢?

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的最爱

至于宣德炉的烧炼把玩,安置使用,鉴赏藏玩、学问研究等等,一直是个世世代代藏玩宣德炉者的瓶颈课题。

然,宣德炉有如此高贵的出身,又得到古来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的宠爱歌颂,不但重资求购,四下寻访,每得佳器,欣喜若狂,沐浴焚香,礼拜入藏。甚至于若是闻有好炉,不辞万里跋涉之艰辛,专情前去求购,即便不得,一睹尊颜亦然满足。且又著书立说,诗文歌颂,历朝历代,又留下来多少为人称道的名人逸事呢。

明清两代的许多皇帝都非常尊崇宣德炉,嘉靖、正德、崇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等,都不但国家大量仿制,且親自日常用度,乾隆皇帝还将其“宣德炉三谱”收入《四库全书》,连“三希堂”内,都安置用景泰蓝工艺仿制的“连虬卧蚕彝炉”。明代文人大画家文徵明祖籍吴中,长于三湘,后来归宗故里吴中,以擅长书画,成为吴中才子之首,其日用宣德炉甚是痴迷,尤觉不甚满足,便求访松江名匠仇姓音观,为其定制“衡山”款识的筒式戟耳炉,铜银金合冶,使炉成为天下第一色:“水白色”。明末“四公子”中的方以智、冒襄都是此中痴情之人。清代名臣大学者阮元,广集青铜器、宋代书画与瓷器,却是以“文房首器”的宣德炉尊置案首,常年红袖添香夜读书。李鸿章不但以宣德炉相伴公私,且为了排挤左宗棠,到琉璃厂重金购买宣德炉,贡献给老佛爷慈禧太后,于凤颜大悦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即便是他的恩师曾文正公国藩,不但己用,家中及祠堂亦然高享着。我在去年上海见到落款“天伦之乐”的冲天耳宣德炉,当是明代之物,款侧为后刻的曾家祠堂字样,此器昔年我曾在长沙上过手,因为索资太贵,放弃。

宣德炉的客观存在与数量

由于宣德炉的出身高贵,又有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的挚爱,此上行下效的举国文化现象,便与青铜器、宋瓷一样,如那唐诗宋词般,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痴迷,乃至于世界、古今。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关于宣德本年制作的所谓真“宣德炉”的问题,一时半会难以明确,倒是中国台北故宫有两尊,北京故宫也有数尊,《钟鼎茗香》(一)、(二)中各有三两尊,已是入了许多人的法眼,只是尚有些研究空间,有待众家继续努力罢了。

关于宣德炉的数量,也一直有些争议,有的说五千,有的说一万,有的说一万八千,有说两万的,也有说更多的,总是不得明确。我对宣德炉现有的、且能查到的所有文字资料,作了一些梳理,还是可以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数量。

赵汝珍的《古玩指南》认为:宣德炉仅铸造了五千具,书中也无有注明相关出处。而就现今我们所知晓的数量,以明代早期的遗存看来,赵汝珍先生的数量无有依据,不合古代文案记载的数字,却讹传了近一个世纪。青铜器的名称、仪轨与寓意,直到现今,我们也都是依据宋代“五谱”而论的,即《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祥符礼器图》、《元丰礼器图》、《绍兴礼器图》。至今,依然有些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无有名称,现今的专家们竟然也很难给定出一个科学的名称来。以至于青铜器在文化深层挖掘与突破方面,尚无有什么创新。

古人做学问有局限,今人做学问也有局限,人类正是在不断地突破局限,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任何时候,任何人,任何民族,如果只满足于现状,只躺在古人的成果上原地踏步,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希望的国家。历史的进步,是以突破与创新而进步的。

突破和创新是建立在:重视和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

宣德炉也有“三谱”,即《宣德彝器谱》(三卷本)、《宣德鼎彝谱》(八卷本)、《宣德彝器图谱》(二十卷本),此三种图谱中,都明确记载了宣德炉分两次铸造,首铸“宣炉三谱”数均为三千三百六十五具。补铸分别为:三卷本“四百具”,八卷本“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四具”,二十卷本“一万五千具”。前者计三千七百六十五具。后二者合计皆为一万九千具左近。相对来说,作为国家作器,不会太少,否则,损坏遗失,如何补就?仪规所制,各地都要配置,又必须到位,故一万九千具左右,当为可信。

刘锡荣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收藏家、作家、经济学家,师承“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先生,亦曾经得到过沈从文先生的指点,是中国文学与文博界、经济界的跨界大家。代表性著作《钟鼎茗香》(一)(二)(三)(四)、《万象沉烟》、《俪松居遗珍》、《荣斋札记》、《荣斋随笔——文博篇》、《荣斋随笔——风雅颂篇》、《荣斋随笔——荣斋词画》等。

我就三种“炉谱”中的金属材料作了测算。去除非金属材料部分,去除正常损耗,再去除大小两头的之后,加权平均,以流通量最多的两斤一尊计算,宣德炉的数量在一万八千尊左右,当为可以采信的合理数量。如此看来,就像马未都先生为《钟鼎茗香》(二)所作的序言:古人作学问都有局限……还是很有道理的。马未都先生在《马未都说收藏》,贾文忠先生为中国书店出版的《宣德炉彝器谱》序中,皆以一万八千尊为采信,著入文章。又与《四库全书》入载相符,境内外的研究者与藏玩家们,也大都无甚新的说法。

赵汝珍先生的五千尊之数,自然是靠不住的了。

美好的文化产品大都是盛世的结晶

中国的古代艺术品,实际上,就是古代工业和经济状况的真实反应,客观上,也是国家整体实力的缩影:凡是盛世时期,所作物件(即产品),大都因为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可以高企,生产产品时自然不计工本,品质皆优。所以大唐盛世的金银器、宋代的书、画、瓷器亦是极尽奢华,文学作品的伟大成就,更是空前绝后,乃至于:唐诗、宋词、元散曲、元杂剧都登上了中国的文化之巅。乾隆时代的工业文明,使得中国一千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加成熟。在著书立说、大修古代辞书典籍的同时,又编纂《四库全书》,使得中国的封建文明,发展到顶点。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盛世的文明,是历史积淀的客观存在。

同样,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到鼎盛之际,也是国力开始滑坡的初始,回首世界及各国的历史,一个王朝的盛衰,几乎大都没有超过三百年的,这倒颇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虽然这古训是针对黄河的箴言。

自然,漢、唐、宋、元、明、清盛世时期等所造之器物,精美程度要比各个朝代晚期的好得多。

宣德炉正是明代永乐、宣德盛世时期的文明结晶,文化巅峰,工业生产技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文化产物。

关于“宣德炉三谱”

中国自古就“言必上三代”(指青铜器文化),“行必礼乐诗书易”(指周礼、韶乐、诗经、尚书、易经等),崇尚早期淳朴的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在对于文明载体的器物方面,尤为突出。就现今看来,除了宋代为青铜器树碑立传的“五谱”外,也就只有宣德炉有“三种图谱”,为之树碑立传了。除此之外,又有何等器物者,得此学问?有此殊荣?

“宣德炉三谱”从圣旨、司职、材料、工匠、造型、寓意、使用、时间、数量、分配、等等于以详细阐述,即便是宋代为青铜器所作的学问,也没有明、清时节的人们,对宣德炉所作的学问如此的博大精深。许多年来,许多不求甚解的人们,在无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妄加否定,都不符合科学的态度。

如果客观存在的现实与实物,被人们毫无根据的,拍着脑袋想当然地,否定宣德炉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依据这一逻辑,那么:

宋代为青铜器所作的“五谱”,亦当予以否定才是。

就中国古代的工业文明、文化文明、艺术品文明目前看来,完整系统的文字加图例的,只有宋代为青铜器作的五种“博古图”,明清时期为宣德炉作的三种“彝器图谱”。尽管它们都不是很完善,但已经自为体系,当是极为难能与珍贵的了,即便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青铜器的考古认定方面,依照“宋代五谱”考证命名。玉器(还早于青铜器)和瓷器的数量、品种等,更是浩如烟海。陶器、珐琅、家具、佛像、漆器、竹、木、牙、雕等等,虽然有些图录,却都没有形成有理论系统的图谱。当然,书、画的字帖与画谱亦是极多的。本文只就作为立体器物议论而已。将平面的和立体的艺术品区别开来,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学术模式。

既然有了宣德炉的“三种图谱”,又有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项子京的《宣炉博论》,清代皇家的《四库全书》,《沈氏宣炉小志》;又有近现代民国邵锐茗生的《宣炉汇释》,赵汝珍的《古玩指南》;当代王世襄的《自珍集》,刘锡荣的《钟鼎茗香》、《钟鼎茗香二》、《俪松居遗珍》等等著作,都还是很可以做些依据的学问,相信不用太久,宣德炉的许多谜题,都会一一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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