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来歌，本名彭永强。1982年12月生于河南淮阳，文学硕士。现任大河诗刊副主编。自本世纪初以来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2000余篇（首），逾二百万字，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参与河南第一部当代文学史《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编撰工作。有作品入選中小学生教材、教辅及考试试卷等。出版有散文集《马桶上的思想者》、小说集《冰淇淋的眼泪》等。

那一年冬天，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孩敲响了我家大门，但是谁也没有听见。他就径直走到院子里，冬青树叶脆得耀眼，针叶松在冷风中左右摇摆。他叫了一声：“有人吗？”

我们一家人躲在厨房里吃羊腿，房门紧闭，火苗从炉子里突突冒出来，但是我们每个人依然蜷缩着，仿佛一舒展，就会碰到寒冷。父亲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找你的？”我摇摇头。大哥和二哥站起来，准备开门。父亲用手一摆，他们就坐下了。父亲满口羊肉含糊不清地说：“赶紧吃，吃完了再开。”父亲认为，总有些馋嘴的小孩子循着羊肉的味道，以找我们三兄弟玩耍为由，混一顿美味。

羊肉的味道确实附着在一股热气中向外溢去，说不定已经跑遍了整座村庄。

那个背着书包的小孩叫了一声之后，以为没有人，就在院子中央的一只凳子上坐下。他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咬过几口的馒头，继续咬着。他望望天。天上一片云彩正在移走，于是他盼望着太阳出来，但是却飘来了另外一堆云彩。风在院子里逡巡，贴着水泥地，一阵轻微的凉意迅速从他裤管里钻进去，然后在他全身的肌肤上荡漾开来，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将吃剩下的一张馍皮小心地放进书包里，起身去找水喝。院子南头有一口井。他把压水机杆使劲往下压，结果却纹丝不动。于是他将自己吊在上面，压水机杆艰难地向地面靠拢。压水机里发出一阵沙哑干枯的鸣叫，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

父亲在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父亲的表情十分恼怒，因为他看出这不像是本地的小孩。父亲抓着他的毛衣领子，把他从压水机上拎起来，扔在一堆黄豆杆上。然后父亲说：

“水结冰了，你压不出来。”

说完这句话，父亲似乎想要走开。这个孩子却一下子跳起来，嚷道：

“你是不是我姨夫？”

父亲领着这个陌生的孩子到厨房里，然后把门关严，热气在屋子里游荡。父亲搓着手说：“外面真冷啊！”

这个小孩脸色铁青，嘴唇污紫。他在离火较远的一个角落坐下。他发绿的眼睛盯着火苗，一动不动，仿佛很陌生。

我们疑惑地看着父亲，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说。火苗突突地在每个人脸上跳。母亲终于忍不住问道：“这个小孩从哪里来的？”

父亲语气里带着一丝幽怨一丝责怪地说：“我正要问你呢！”

父亲递给母亲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读完这些字之后，母亲呜呜地哭了，将纸丢在火里。等到她哭完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这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孩不吭声。在温暖的房间里呆了一阵后，他仿佛有些畏惧，对一切都畏惧。母亲将火炉向他挪了挪，他的身体就往后倾。母亲示意他将鞋子脱了烤烤，他仿佛听不懂似的。于是母亲伸手去帮他脱鞋，但是母亲的手仿佛带电一般，刚一触到鞋子，他就急忙将脚缩了回去。

父亲闷不吭声，将红薯从火里刨出来，递给他。他接到红薯，眼睛才开始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嘴唇抖动，仿佛他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东西。

整整一个冬天，这个孩子都没有说一句话。他睡在一张小床上，这张床是父亲从邻居家借的旧木板，这块木版是从棺材料上剩下来的，它是那么小，一直没有找到用处，扔掉又显得可惜。父亲兴冲冲地把它拿来，几乎没有加工，就安置在我们三兄弟的卧室里。我们三个睡在一张大床上，每天晚上向那个角落望去，都感觉那里新修了一座鸡窝。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远在山西，我们有一个姨夫和姨妈。当他们分别在煤矿事故和悲痛中丧失生命时，他们的儿子拿着母亲的遗书，千里迢迢地找到我们，他唯一的亲人。这就是我们对他唯一的了解。母亲和父亲或许还知道更多的事情，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自从那天母亲流过一次泪之后，姨夫姨妈的悲剧似乎并未留下什么影响。她依旧兴冲冲地做饭，在每一次开饭时都投以极大的热情，至少我们以为日常琐碎足以使她忘掉那些沉痛，她有理由热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包括打扫卫生，永无止休地整理那些衣服、袜子和破布。然而一旦这个孩子出现在眼前，她眼睛里那常见的愉悦光芒就突然暗淡下来。

这些细节连粗心大意的哥哥们也发觉了。有一次他们议论说：

“母亲不喜欢这个孩子，她嫌弃他。”

可是我坚信，母亲之所以黯然，只是由他而联想到已故的亲人。

有一天夜晚，我起来撒尿。站在那棵老松树下，远远地听见父亲在房间里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既沉重又悠远。母亲用遗憾的腔调说：“他们怎么有个儿子？”屋子里显出漫长的沉默，我以为父亲会说出什么重要的话，表示出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喜爱或者厌恶，但是他打起呼噜来，我只好回去睡觉。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既然他到现在还都没有名字。”有一次吃饭时，母亲这样说。

父亲冷冷地看了母亲一眼，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名字，他只是不说而已。”

于是我们叫他哑巴。其实他并不是哑巴。他曾和父亲在院子里说过一次话。但是那次之后，他就意外地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或者他再也不想说。这是父亲始终不喜欢他的原因。父亲对他的爱憎表现得最为明白的一次是哑巴生病的那次。

那时候下了第一场冬雪，而且雪下得十分大。吃早饭时，哑巴照常来到厨房，我们围在炉子旁沉闷不语。自从他到来以后，我们吃饭时经常出现漫长的沉默。父亲埋头吃饭，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影响不了他的食欲。他总是第一个吃完，然后回到自己卧室睡觉。母亲端着碗也走过去，和父亲低声说话。我们三兄弟艰难地吃着饭，烤火，或者望一眼哑巴。没有人出声，但是每个人都感到那种压抑。火苗活泼地跳动，我们沉闷地吃饭。这时候哑巴放下碗筷，他张了张嘴。似乎要说些什么，我们惊奇地等着他说话，但是他放弃了。他用手指着嘴巴，我们凑过去，发现嘴里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有点难过地回房间里睡觉。

我们在雪中兴奋地玩耍一上午。到中午吃饭，雪越来越小，母亲颓丧着脸为我们每个人盛饭，父亲仍然面无表情。我们等着哑巴过来吃饭，但是他没有出现。

母亲说：“他在睡觉，你们谁去叫他一下。”

我正要起身，父亲让我坐下。父亲说：“让他睡吧，我们先吃。”

于是我们开始吃饭。起初，我们保持了以往的沉默。但不久，母亲便谈起隔壁的小孩，在墙壁上玩耍，最后摔成了歪嘴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但是父亲还是笑了出来，说：“如果他及时治疗，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我们参与了讨论歪嘴唇的行列。我们兴致勃勃地想象他吃饭的样子，因为他不但嘴唇歪了，而且上面的牙齿和下面的牙齿也无法照应，所以不能咀嚼东西，只能喝稀饭，并且一不小心稀饭就顺着嘴唇流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进入了其乐融融的吃饭氛围，我们将一切不快都抛到了脑后，并且都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忘记了谈话是怎么进行的，总之最后我们谈到了一个孩子因伤寒而死亡的事。他的父母至今没有生下另一个孩子，父亲认为他们的身体有问题，母亲却说，这是他们早年结扎的缘故。说到这里，父亲想起了什么，对我们三个说：“现在伤寒正闹得厉害，村子里正打预防针，我给你们每人留了一支，吃过饭就来注射疫苗吧。”

母亲无意间提醒了一下：“给哑巴也留一支。”

大家都静了一会儿。我们此刻都已将他遗忘。父亲不冷不热地抛下一句：“留着呢。”就放下碗回屋睡觉了。

到晚饭的时候，哑巴仍没有起床。母亲让我去叫他。我站起来，看到父亲灰着脸一声不吭。我来到哑巴床前，看到他在被子下一直抖动，脸色通红，像炉子里的碳。

父亲说：“奇怪。”他拿来体温计给哑巴量体温。用血压表测量血压，还扒他的眼皮。父亲当了二十年的医生，却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

哑巴用可怜的目光望着大家，父亲说：“你感觉怎样？”

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是颤抖。

我们大家来到堂屋，父亲踱来踱去，墙上那只钟响起来，父亲厌恶地瞥了一眼。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父亲背着手，从药架上拿起一小瓶药，又放下。他回过头，扫视一下大家，然后平静地说：“站着干吗？坐下。”我们就都坐下。

母亲从哑巴屋里出来，摇摇头说：“还是高烧。”父亲开始写药方。写完以后，递给母亲。母亲到中药柜前取药。父亲就继续踱步。他一抬头就看到钟摆在可恶地晃来晃去。于是他将钟反过来挂。这时候，大哥站起来说：“中药见效慢，为什么不给他吃西药？”

父亲冷冷地说：“西药见效快，吃错药还吃死他哩！”

二哥就凑过来轻声说：“他会不会死？”

父亲一拳将他捅到凳子上。他委屈地老实坐着，什么也不敢再说。

那一天是我记忆中父亲脾气最暴躁的一天，当天晚上，他对着母亲发了一通牢骚。我们三兄弟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父亲最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会说话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哪里不舒服，为什么关键时刻一言不发，而一个优秀的医生面对一个哑巴，除了束手无策还能怎样？

对于父亲来说，哑巴的不说话是一种欺骗，是对这个家庭的不尊重。这是他一直在忍受的，最近终于忍无可忍。

不过，哑巴的病却不治自愈了。他从来没有咽下一口母亲精心熬制的中药，只要大老远闻见这种气味，他就将脑袋埋在被子里，没有人能将被子拉开。但是三天以后，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时，他却在院子里活蹦乱跳了。他变得皮包骨头，手由于瘦而显得修长，指甲也长得很快，母亲一而再地让他剪指甲，他都逃开了。

从此，他变得更加机灵了。可是母亲却逐渐无法容忍了。因为他再也不洗澡，不但不洗澡还不洗脸，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母亲曾让我们三兄弟捉住他，把他往澡盆里放。但是他的眼睛十分狡猾地看出了这些，就不允许我们接近他。我们每次把他围住，他都能找到空隙溜出去，最后弄得我们精疲力竭。母亲去叫父亲帮忙。父亲说他再也不管这个孩子，这个骗子。父亲劝我们三个也不要管，父亲说这是我们母亲的亲戚，与我们无关。

于是我们索性对他置之不理。当我们不再认为他是个存在的时候，反而发现每个人都快活了许多。我们照常在吃饭的时候聊家常。在该干任何事的时候干任何事。父亲照常啃着红薯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迹，红薯渣照常沾满他的胡子。他甚至更加兴奋，有一次不小心提到哑巴的母亲，为了掩饰曾说过的绝情的话，他不失时机地加了一句：“不过真不幸，他们过早地离去了。”

在这样的谈论中，我们常忘记一切不愉快，忘记哑巴。有时候，我看见哑巴聚精会神地吃饭，他显然对吃饭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吃完一碗饭就会小心翼翼地盛第二碗，甚至第三碗。他的饭量越来越大，可是没有人发现。母亲把每一顿饭都做的一样多，所以他多吃一点，我们自然就少吃一点。于是我们在一天中很多时候都感到饥饿。我们抱怨饭做的太少。母亲以为我们正在长个子，饭量增大，就每次多做一些，但是我们依然说饿。终于有一次，母亲发现了哑巴惊人的饭量。之前，我父亲吃饭速度最快，不过现在他吃一个馒头的时间里，哑巴就可以吃三个，他几乎不是吃，而是在吞。这一现象被发现之后，母亲很生气。她对我们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吃那么多，这会吃出毛病的。于是以后的每顿饭母亲都亲自来分，把馒头都事先分完，把菜都拨到每个人碗里。这样大家就吃的一样多了。

在这樣的情况下，哑巴很快吃完饭后，显得无所事事了。我们继续聊天，谈论一切身边的事，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这些与哑巴无关。他有时候从我们身边溜出厨房，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厨房了。母亲早就发现了，有几次她想提醒我们去叫一下哑巴，但我们谈话的热情她实在不忍打断。等我们发现以后，父亲忐忑不安地说，还是叫他来一起吃吧，别又得什么病了。

于是二哥去叫他，结果发现他不在卧室。二哥找了他很久，一次发现他在平房上散步，另一次发现他竟然骑在一棵椿树上试图逮住一只麻雀。二哥叫他下来，他似乎没有听懂，对着二哥眨巴眨巴眼睛。

这样，大家只有自己吃饭，把他的一份留下。可是每次母亲都发现留给他的饭并没有人动一筷子。母亲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她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自然懒得管，并告诉她，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吃饭，那是他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那就是干涉自由。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她向我们诉说，她经常梦见那死去的姐姐，姐姐在死后有一汪碧蓝碧蓝的眼睛，这双眼睛经常向着她流下泪水。于是我们努力使哑巴回到餐桌上。但是这是困难的，现在就餐时间想要见到他的身影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便早上，我们伸直腰板，准备迎接第一餐时，他的床上就只剩下一床被子。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吃什么。为了安抚母亲的神经，我们和父亲一起，每次都偷偷把她留下的饭吃掉。母亲确实因此而心安理得一阵子，但不久，等她发现我们的行径之后，就长长叹一口气。显然，母亲也知道无论怎样做都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不久之后，母亲在吃饭时悄悄问我们，有没有人动她的抽屉。我们摇摇头。母亲说，她要纳的鞋底子不见了。在一整个下午的翻箱倒柜之后，她突然宣布，在某一个衣箱底部找到了。但是令她愤怒的是，她的顶针、衣线已经完全找不到了。第二天晚上，她才在床底的一个纸箱里找到。之后的很久，她经常突然嚎叫一声，声称丢了东西。最后她几乎绝望，对我们说，她的所有东西都乱了套了。再过两天，她悲伤地说，她发现原来是哑巴将所有东西弄乱的。她是在晚上监视着她的东西，发现哑巴像贼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屉，将所有东西扒来扒去。她的箱子也是同样的遭遇。她对我们说，她非常讨厌任何人胡乱翻她的东西，任何人。

我们很难见到哑巴。每天晚上我们入睡很久他才上床，并且轻手轻脚。而一大早他就不知去向。有一天早上，我以为起的比较早，哑巴的被子高高隆起，我一把将被子扯下，我以为可以看到哑巴瘦小的身子，但是床上只有一大堆花生皮。这个发现真令人气恼。不过它让全家人知道哑巴究竟是靠什么维持生存。母亲一只手扯着他的被子，一只手捂住鼻子，对父亲说：“已经脏得不能洗了。”

他的整个床铺都发出恶臭，甚至有鱼腥味，大哥比较肯定地说：“这不代表他吃了鱼，而是长时间不洗澡的味道。”

有一天，大哥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嚷道：“我要把他的东西扔出去，我每天晚上闻见这种可怕的气味，连做梦都梦见一个漂着死鱼的臭水坑。”

二哥说：“要是他回来睡觉怎么办？”

大哥反问道：“你见他回来过吗？”

这样，大哥就将他的被子晒在平房上，太阳正好照在这张处处发霉的被子上，仿佛照着一些伤口。

不过到了晚上，这张被子又回到了哑巴床上。这说明哑巴确实回来了。大哥十分气愤，他认为晒被子的任务不应该落在自己头上，而被子只要一天不晒，那些破旧潮湿的棉絮里就会爬出虫子来。大哥的愤怒体现在两只挥舞的拳头上。他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想要揍人，这时候我和二哥需要保持绝对的沉默，否则极可能成为他拳头下的鬼魂。

我们决定逮住哑巴，要教会他什么是讲卫生。而大哥却说，应该教会他的，是如何尊重人。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在将近一点钟时，哑巴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他弯着腰，手里提着一包东西，瘦小得像一只猫。我想叫他，大哥已经捂住了我和二哥两人的嘴巴。哑巴将东西放在被子下，然后没有脱衣服，连鞋子也不脱就钻进了被窝。他的脑袋转来转去，向我们的床铺望去。我们隐约发现，他的头发塌在脑壳上，一双眼睛机灵地转动，然后他就将头埋进被窝里。接着，被窝里传来剥花生的轻微而缓慢的声音。

这时候，大哥一跃而起，揪开他的被子，二哥已经将灯拉开。我们惊惧地发现床上真的躺了一只肥猫。起码在一瞬间，我们以为有一只猫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我们看到哑巴的身体向墙角蠕动，他似乎比我们还要惊恐，他的衣服已经很破烂，再也不能遮住身体，皮肤上出现一层绒毛。大哥说话时声音很颤抖，但他还是说出来了，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哑巴的眼睛里不断流露出惊恐，更多的是可怜。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哑巴是什么话都不说的。这时二哥尖叫了一声，嚷道：“你们看，他长着一条尾巴！”

我们看到一条短促的尾巴迅速收了回去。大哥突然愤怒了起来，他叫道：“你们看，这是一个妖怪，我们家养了一个妖怪，这事传出去怎么办？”我和二哥面面相觑。哑巴已经依附在一个墙角了，他动弹不得，没有退路。父母显然听见了动静，在房间里大喊：“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回答，因为大哥捋着袖子，说：“我要杀了他！”

这时候哑巴那尖嘴猴腮的模样已经说不上可怜了，只剩下眼睛里无限的绝望和颤抖不已的瘦小身躯。大哥踏步向他走去，哑巴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向前一趴，跪在了我们三兄弟面前，尾巴在屁股后面翘起来。这个动作让大哥愣住了。大哥环顾了一下他的两个弟弟，然后解释似的说：“不管怎么都不能饶它，等它成精了，我们就制不住了。”我们不置可否。大哥就将铁锤般的拳头擂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揪紧了，我说不清那复杂的感受来自哪里，就在他一拳擂下的那一瞬间，我将他猛地往后一拉，这一拳就打空了。他吃惊地望着我。我吞吞吐吐地说：“他……毕竟他是我们弟弟呀！”

大哥又愣了一下，趁这一瞬间，哑巴迅速从他腿边溜走了，这敏捷的动作就和一条猎狗一样。他蹿出院子，我们追出去，父亲和母亲已经穿着内衣站在院子里了，他们说看到一条黄鼠狼从这里爬到平房上了。

等到春天，母亲决定将我送到幼儿园，但是父亲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直接上小学，这样也省下一笔学费。于是我就开始了小学生活。在起初的几天里，我尚且十分新鲜，后来竟觉得苦闷。由于我的两个哥哥是高年级学生，所以自然没有人欺负我，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人和我成为朋友。我的沉默寡言加上哥哥的臭名远扬使他们私下都议论我，认为我是个坏孩子。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有一次上学路上，我受几只漂亮鸟儿的蛊惑，一直跟着它们走，最后来到一片树林，它们自然很快隐入了深林。我在几棵高大的树下转来转去，突然听见头顶“吱吱”在叫，那声音听上去既像老鼠又像鸟。我仰头看时，树上挂着一只猴子。那时候我还未见过猴子，但我知道它是一只猴子。它在几棵树上跳来跳去，最后落在我面前。它的嘴里吃着花生，我陡然一惊，从眉目间认出它就是哑巴。但它已不是一个人，而完完全全成为了一只猴子。它的尾巴长长了，头发变成了脏兮兮的毛，全身上下也是毛。它见我认出它，眼中也流露出高兴。它咿咿呀呀的，似乎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来，于是它用手指着一个方向，示意我跟它走。我就跟着它走，它在树干上跳来跳去，最后跳到一棵最高的杨树上，向上爬，等它下来时，嘴里叼着一个书包。我还记得这是他刚来时身上挎的书包。他将书包递给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鼓励的神色。我接过书包，它就走了。

后来我经常来这片树林，有时也见到它，但是它似乎不认识我了，除了见我就躲外，它的眼神也尤其陌生。再后来，它就消失不见了。大约过了两年，村子里来了一群表演杂技和魔术的人。有一个人声称可以将一把剑吞下，大家不相信，但是他果然就一点一点吞下了。另一个人在场地中央铺了一堆碎玻璃，他赤着脊梁在上面打滚，等他站起来时，人们就纷纷从他背上胳膊上拔下玻璃，他浑身上下就开始淌血，不过血淌得并不多。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个一直吞东西的人，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很多东西吞下去，没有人知道他吞的是什么，但他吞完以后，却从眼睛里扯出来很长很长的七彩布条。我们一直看，忘记了上课，老师索性也不去上課，围在人群中观看。这时候，有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头牵来一只猴子，他说这是长白山的猴子，它已经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它一直吃长白山上的仙桃，所以万寿无疆，让它给谁作揖，谁就长命百岁。我看到这只猴子几乎和哑巴一样，它的眼神那么绝望。它有点不知所措，老头就用鞭子在地上“啪”地甩了一下，它就一下子跪在老头面前。老头厉声说：“不是这边，是那边！”猴子顺从地向着众人扭过身子，磕头。大家都笑了，老头也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猴子就是哑巴，我忍不住泪水，就悄悄离开了人群。

等我上高中时，有幸第一次来到动物园，我特意去看了看猴子。在一个叫“花果山”的假山面前，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猴子，它们利落地接过游客们扔进来的食物，面无表情。它们的叫声也和哑巴不一样。但是它们却长得和哑巴一模一样。我想，即使哑巴在这群猴子里面，我也不会认识了吧！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