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计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结构以及第1编总则关于基本原则和管辖、回避、辩护、证据、强制措施等制度的规定，均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不符，需要加以理性研判與因应调整。

第一，就《刑事诉讼法》规定基本原则的体例来看，主要条款围绕三机关职权的自主性与分工负责的关系展开，未能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应删除《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款关于三机关职权的规定，删除第5条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第7条关于三机关关系的条款以及第8条关于检察监督的条款。修改第14条关于保障诉讼权利的条款，建立由法院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机制。

第二，关于管辖制度，基于确立科学的检警关系之需，第1编总则第2章管辖无需亦不应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职能管辖，而应在侦查章中按照检警一体化模式对其进行规制。

第三，关于回避制度，基于控辩平等的诉讼理念，应删除《刑事诉讼法》回避一章中关于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并赋予检察官和被告人平等申请法官回避的权利。

第四，关于辩护制度，为了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法院受理申诉、控告的机制，以及由法院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机制。

第五，关于证据制度，为了防止法院因非正当原因作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裁判，应限制乃至解除法官的任意解释与裁量权；实现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司法控制；修改第50条，将审判人员从收集证据的法定主体中予以删除。

第六，关于强制措施，应建构法院审查逮捕机制，并改变现行五种强制措施平行、并列的体例。

（摘自《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第30-46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