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祚军

一、 导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基础设施薄弱、产能不足、潜在需求强劲，但许多国家地理环境复杂，且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以及技术基础支持基础建设的投资。中国资本相对充裕，同时在公路、高铁、航空、核电、信息通讯等高端技术领域拥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以及成本优势，更是具备了中国交通集团、中国中铁集团、南方航空、南方电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一批优秀的企业，这种供求关系正好契合了双方经济结构互补和战略利益诉求，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基础设施一旦联通，就会在物流、贸易、信息等领域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那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必然成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顶层设计重点。

关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学术界给予了热烈的讨论，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Rodan（1943）Rosenstein Rodan P. N.，“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 eastern Europe，”The Economic Journal，Vol.53（210 /211），1943，pp.202-211.便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交通等基础设施是一种社会先行资本，必须优先于其他方面而发展。Nurksc（1953）Ragnar Nurkse，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3.进一步扩展了Rodan的理论，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网络属性、扩散效应和聚集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Bostow（2004）Rostow W. 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通过研究得出，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受交通成本的影响，区域经济的均衡性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和效率。王玉主（2015）認为互联互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