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品。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1974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有人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当然，这兩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秉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

然而许多时候，世人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被问到这个）时，我总是回答：“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