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玉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秦邦宪）、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的博古，如何对待其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呢？

关键时刻让大位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一部奋勇作战，夺取遵义。随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遵义。

此前，为了统一全军的思想，博古与周恩来等商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讨论决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针。当时，中央红军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丢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中也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到只剩下3万来人。他的威望越来越低，意见也多次被否决。

在遵义会议准备期间，博古已经得知，许多红军指战员对他的错误路线不满，连“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态度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建议博古，利用手中的权力，否决召开会议的提议。但博古没有压制任何人，也没有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一年多来，红军每况愈下，已经处于危如累卵的形势之下，博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最大的想法是，把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把话说出来，统一思想，决定下步行动方针，尽快摆脱困局，挽救危难中的党和红军。博古通宵达旦地撰写发言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李德、伍修权（翻译）等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第一项议题。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接着，讨论第二项议题。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观原因，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会场一片沉默。张闻天举起手，示意要求发言。他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发言提纲，这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反复研究过的，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站在桌边情绪高亢，语调激扬。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尖锐地抨击了博古、李德瞎指挥，总结了他们的错误：一是以堡垒对堡垒，让弱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二是分散兵力，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三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的有利条件；四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使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毛泽东字字千钧，犹如一发发炮弹，打得博古喘不过气来。毛泽东话音刚落，王稼祥接着站起身，甩开身上的大衣，直截了当地提出，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由毛泽东出来指挥。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除了个别人为博古辩解几句，其他人都纷纷批评博古、李德。博古几次想退出会场，但还是坚持着主持会议，在煎熬中结束了3天的会议。

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1.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 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3. 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散会后，博古疲惫地走进自己的宿舍，和衣躺在床上，委屈、痛苦、悲愤、辛酸，多种感情交织起来。他想了许多许多。向忠发等人被捕叛变后，博古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上海。1931年，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王明去了苏联。只有24岁的博古，根据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领导党中央的重大责任。王明出国前一再叮嘱博古，遇事要多向共产国际请示。博古牢记这条，严守组织原则，每项重大活动，无不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的。虽然打了败仗，但胜负本就是兵家常事，何况敌我力量又那么悬殊。自己一切为了革命事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对着他来，把所有的错误全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呢？他想不通！他挣扎着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在一张信笺上随手写了几句似诗非诗的句子：

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博古一夜无眠。但他觉得，大家对自己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理智上是认可的。博古最终决定，接受大家的批评，执行会议的各项决定。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处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经过商量，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总负责人。当时，有领导想不通，对博古说，你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谁也不能剥夺你的权力。博古当然可以用这个理由继续行使最高权力，但这必然造成中央领导层的分裂。博古是一个党性原则非常强的人，他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个人就要无条件地服从，不能因为个人的进退得失影响党的事业。与党的事业相比，个人的进退得失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博古遵循的“义”！当周恩来找博古商量这件事时，博古同意了，说：“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

中央常委改选后，博古担任代理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负责编辑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博古全力投入新的工作中，积极支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没有一丝的懈怠。按照中央精神，他亲自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指导性文章，积极主动地宣传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鼓舞红军将士士气。1935年5月，博古在《红星报》上发表《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号召红军将士“要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迅速强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一道，实现“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的战略目标。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要经过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隔阂。博古强调要“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提出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主张，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有益的意见。6月10日，红一方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博古组织编辑出版《前进报》，并亲自为创刊号撰写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称为“长途远征”，这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

忠心耿耿拥护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博古坚决服从、自觉支持中央领导的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全力维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博古是完全信任的，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央领导机构，从组织原则上说，应该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为了取得共产国际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可与支持，博古建议派人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中央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由陈云和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博古找到潘汉年，特意表示自己赞同改变中央领导，红军的确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博古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们虽然有些遗憾，但认可了新产生的中央领导人。这对于后来党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红军在赤水河畔的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失利，一些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产生不满。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对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大规模迂回穿插的运动战不理解，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王稼祥向张闻天抱怨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个办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与政委杨尚昆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对毛泽东的指挥不理解。林彪埋怨说，红军“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吗？”他公开给中央写信，要求撤换领导。红九军团的罗炳辉这时也提出不当军团长了，要求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甚至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也一度产生了消极情绪。聂荣臻回忆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杨尚昆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建议张闻天开会讨论是否再让毛泽东指挥军事的问题，张闻天一时犹豫不决。从最高领导人职务上退下来的博古十分清楚，如果开会解除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将对党和红军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博古非常担心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的分裂，提醒张闻天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中央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张闻天接受了博古的意见。1935年5月12日至1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旗帜鲜明地反对撤换毛泽东的领导职务，说：“战略方针的判断与改变，都立足于敌情的变化。北渡扬子江，入川北进，会合四方面军，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案。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缺乏对敌情应有的分析，谁知川军那么不好打呢？刚才朱老总讲到，如果允许我们在中国腹地开创根据地，倒是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博古在毛泽东面临困难之时，毅然投了毛泽东一票。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共同努力，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的团结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

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他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他多次找博古“谈心”，并委派博古的同学陈昌浩说服博古同他们“合作”。张国焘向博古了解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后，不怀好意地说，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的情况下解除博古的领导职务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的，红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张国焘以此挑拨、离间博古与中央领导的关系，其用心十分险恶。然而，博古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旗帜鲜明地支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拒绝与张国焘“合作”，使张无计可施。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与张国焘通过电报、会议等方式，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张国焘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拒不执行“北上抗日”的方针，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在这场斗争中，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

博古义正辞严地批评张国焘说，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不执行？你还要不要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理屈词穷，被迫同意北上。后来，张见自己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便企图加害中央。中央为坚持“北上抗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出席了会议，坚决支持中央对张的斗争。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竟然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博古等人的工作，“开除”他们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博古是非分明，光明磊落，态度坚决，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毛泽东称赞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损兵折将，屡屡受挫，事实证明了张国焘路线的失败。在朱德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率军北上。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征。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博古为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博古的肯定与信任。

面对错误勇负责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博古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越来越深刻，对由此造成的严重恶果深感内疚。虽然他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很大的关系，但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和其他领导，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说：“‘左倾恶果，我来负责。”

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整风会议，博古在两次发言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中央苏区时期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第一人。我过去学习了一些理论，机械套用苏联的一些教条和西欧一些党的经验，用洋教条反对中国的土教条，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1943年11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诚恳地作自我批评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毛泽东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了，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因为遵义会议，毛泽东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1945年4月，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再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坦承自己担负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他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

博古没有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也没有回避自己的重要责任，而是严格解剖自己，甚至到了苛责的程度。博古勇于承担错误，承担责任，并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纯洁思想和坚强党性。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博古在负责中央工作期间，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不能全部否定。在七大上，博古被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革命大义，博古不贪恋权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对党和红军的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最终赢得了党中央的肯定，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