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富

1937年11月21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洪洞县，先后驻苏堡、韩家庄、高公和马牧村，指挥山西及华北抗战长达92天。期间，他广泛与外国友人密切联系和交往，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些国际友人通过多种渠道将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和壮举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与史沫特莱

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千里迢迢奔赴晋北山区八路军总部驻地南茹村，朱德会见并与她长谈。总部移到洪洞后，执着的史沫特莱也随军来此。朱德百忙中多次坦诚受访，向她介绍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辟敌后战场，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方针。他还抽空认真听她介绍国际形势，围绕抗日战争交流讨论。1937年最后一晚，他在马牧村专门听她介绍了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日的各种报道观点。朱德专心地听，还不时作些笔记，或同在场的总部其他同志交换一下意见和看法。他尤其重视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战场动态，把敌我双方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及时制定相应对策。

史沫特莱晚上采访朱德，白天则随军活动调研，广泛接触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她亲眼看到，根据地群众虽很贫困但抗日热情很高，看到八路军给老百姓挑水劈柴，她也拿起扫帚给大爷大娘扫院子。八路军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朱德更是被老百姓当作亲人一般。到处频现的“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动人场景，以及八路军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壮丽画卷，使她深受教育和感动。她渴望窥探中国革命者和抗日勇士的内心世界，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他们的伟大斗争，如实反映他们浴血奋战并愿为之献出生命的坚定信念。1938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中国在反击》，就是她在山西跟随八路军总部活动期间的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她还动员组织了一批加拿大、印度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8年春，日军在华北不断调兵遣将，企图进攻晋南。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劝她离开山西前线到汉口去。她不愿离开八路军，几乎哭着说：“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为了外国友人的人身安全，朱德不答应。史沫特莱虽然不信上帝，但情急之下引用了《圣经》里的话，她情深意切地说：“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并葬在哪儿。”朱德耐心地劝说：“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根据朱德的指示和安排，她离开洪洞辗转前往汉口，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介绍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将真情实况公布于世界，先后撰写了《中国人的命运》 《中国红军在前进》 《中国在反击》 《中国的战歌》等重要著作。

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和朱德共事9个月之久，对他敬若神明，决心要为他写一本传记，并着手收集素材，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这本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于1956年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它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并被称为外国人描述红军和中共抗战的经典著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与卡尔逊

1937年春，美国中校卡尔逊受派遣来到中国，身份是美国海军观察员。卢沟桥事变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朱德指挥下，八路军在晋北地区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日军24架飞机的胜利，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开，卡尔逊难以置信：装备极其简陋低劣且人数不多的八路军，怎么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而且攻势凌厉的现代化日军呢？

12月，卡尔逊辗转来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洪洞县高公村。朱德热情地接待并与之会谈交流。卡尔逊问：“你们抵抗侵略的作战计划根据是什么？”朱德说：“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抵消敌人的现代化军事装备和组织优势的，是发展一种包括全民在内的抗战。”“我们优于敌人的是情报、运动战、必胜决心，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卡尔逊说：“我想跟部队一起经受战斗，想同八路军一起生活，一起行军，研究游击战术。此外，我想知道八路军对部队士兵进行怎样的教育。”朱德当即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由与会者回答卡尔逊提出的问题。但考虑到他的安全，朱德暂未答应他到前线参加战斗。

在高公村，卡尔逊见到了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参谋长左权以及众多八路军指战员。卡尔逊在其军旅生涯中，曾经见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却从未见过像八路军这样与众不同的军队和军官。在与八路军干部战士的频繁接触交谈中，他耳目一新，收获颇丰。

12月16日，朱德繁忙中再次接见卡尔逊，重点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我们相信，通过发展一种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抵抗形式，我们完全可以抵消日本在现代化装备和组织方面的优势。”“如果我们的人民决心维护独立，愿意作出牺牲，以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享受自由和更大的幸福，日本就永远不会达到它的目的。”此番坦率诚恳之言使卡尔逊心悦诚服，感受颇深。

座谈中，卡尔逊有意环视观察了朱德陈设简陋的住所。他敬佩地说：“朱将军，我可以断言，这是世界上最干练的司令部，您是世界上最朴素的将军！”从朱德处出来卡尔逊兴奋不已。他对住在附近的史沫特莱说：“朱德将军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却从事着最复杂的劳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总指挥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立即直觉感到，我找到了一位热情豁达的朋友，一位人们的真正领袖。”卡尔逊自称，从此以后，他的“整个生活以朱德为榜样而重新开始”。

朱德与卡尔逊在洪洞期间短暂的接触交往和促膝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增加了互信，在互有好感的基础上，交流也更加频繁。朱德认为，卡尔逊是“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对他上前线观察的要求，朱德十分重视和审慎，专门请示了毛泽东。1937年12月20日，朱德亲自安排卡尔逊到八路军前线部队考察。卡尔逊十分感动，出发前特意写信，说明自己是不顾朱德劝阻去前线的，如被日本人打死，责任不在朱德和中国政府。他跟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敌后的行动历时51天，行程1600多公里，先后爬过8座大山，两次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足迹遍及山西和河北北部、中部等地。他接触到更多的八路军指战员、游击队员及人民群众，目睹了敌后战场的实况，收集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了解了八路军这样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八路军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方针及所追求的事业。一次，他在跟随三八六旅观战考察时看到指战员秋毫无犯、出生入死出奇制胜，情不自禁称赞道：“三八六旅，中国最好的旅！”

1938年5月5日，为了进一步了解和联系中国共产党，卡尔逊被美国政府正式派驻延安。卡尔逊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指出，八路军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中国打内战，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这是美国高层首次得到对中共的第一手观察报告，也是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前景和中国未来走向的第一次较为准确的前瞻预测和评估报告。

1938年12月下旬，卡尔逊回到美国旧金山。1939年，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认识，集中精力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年，受卡尔逊报告的影响，罗斯福下令禁止向日本运输一些重要的战争物资。卡尔逊认为此举很好，可惜已经有些晚了，应该更早一些。

卡尔逊在洪洞通过与朱德的交往及在山西抗日前线的所见所闻，丰富了阅历，扩大了视野，掌握了实况，改变了认识，受益匪浅。他公开发表观点，认为中共会比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希望。并组织了一个名为“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机构，还当选首任主席，创办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利用这些平台开展战后对华政策的讨论交流和公开辩论。他坚信，国民党许诺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只是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

与斯特朗

七七事变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并捷报频传。为了揭开八路军的神秘面纱，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程来到中国，赶到晋北八路军总部，会见访问了朱德总司令。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洪洞县后，斯特朗又锲而不舍地追至朱德驻地。朱德特意多次接见并接受了她的采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畅谈。朱德既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远大目标，又说明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成效，并谈及了国际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经多次访谈，斯特朗对朱德和八路军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朱德及总部人员日渐熟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恪尽职守的斯特朗奔赴作战前线，访问华北各主要战场。她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交战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耳闻目睹了八路军健儿浴血抗敌的动人情景。之后，她根据亲身经历和采访记录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真实反映和热情讴歌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指战员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的崇高精神，用无数事实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抗战必胜。

1946年，朱德在延安举行60岁寿宴，按党内规定，没有邀请斯特朗参加，但她不请自到。宴会上，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你看朱德，他和蒋介石同岁，但蒋的头发全白了，而朱德的白头发却很少。”斯特朗直率地讲：“蒋在南京过得舒舒服服，而朱德是住在窑洞里。”毛泽东对她说：“我就不相信蒋就过得那么舒服。”这些谈话妙趣横生，既高雅风趣，又立场鲜明。

与西方传教士

在八路军总部驻洪洞期间，英国传教士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并不断进行诚恳的接触和互动。朱德向特鲁丁格耐心阐述了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见八路军的野战医院设施简陋，条件很差，主动捐赠了一些钱物和药品给医院。他还把一本《新约全书》赠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传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特意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传教，对其给予八路军的帮助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回赠了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1938年2月初，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马牧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汉口“西北游击队后援会”派来的主要由教会人士组成的“国际慰劳团”。其成员主要有领队弗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和查尔斯·希金斯、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等。他们主要目的是支持八路军的抗日作战，向八路军赠送了4000多元钱款和为数可观的一批药品。

该团之所以能够来到前线，与朱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8年春，在八路军中作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在赴武汉前接受了朱德赋予她的特别使命：到武汉开展为八路军抗日的募捐活动。此募捐活动得到汉口外国传教士的热情响应，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主教鲁茨尤为积极主动。鲁茨1896年来华在武汉传教，从1904年起担任华中圣公会主教。抗战初期，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均与鲁茨有过不少接触和交往。因此，鲁茨还得到了“粉红色主教”的称呼。他带头动员教友捐款捐物，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募集到不少钱物。为将募款物尽快送达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手中，鲁茨与史沫特莱联系后指派女儿做领队组成一个国际慰劳团。慰劳团抵达八路军总部时，朱德等领导亲切地接见了她们，并于1938年2月6日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接受捐赠大会。朱德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该团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