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孟遥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说道：“‘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这段重要论述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也指导着主旋律戏剧的创新和创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剧本《萤火》应时而作，截取了1929年川中共产党人的一段与敌斗争和吸收盟友的艰苦历程，通过“序”“战火”“移防”“劝降”“送信”“谋定”“软禁”“突围”及“尾声”等九个篇章，讲述了国民党中校杨济舟深明大义，在共产党员马志杰等人的帮助和影响下，弃暗投明，以实际行动联共突破了重重封锁和围剿，迎来新气象。全剧视角独特，以小见大，既书写革命战争历史，也折射出观照现实的光芒，同时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建军固军、爱党护党的艰辛革命进程和崇高革命情怀。标题《萤火》在剧中既是实际的表征，也有更深远的象征意义，代表了千千万万献身于革命的志士们，映证了毛泽东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和决策，具有鲜明浓重的主旋律色彩。剧中杨济舟、马志杰、赵正财等正面舞台形象让读者感受了崇高精神，不仅领略了革命战士的英雄风采，还对中国国共合作的失败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

剧本将背景设定于1929年夏天，此时正处于国共对峙时期，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6月下旬——7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多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此历史背景下，编剧独具慧眼，另辟蹊径，明暗线交织，明线上探索并创作出一类新的人物类型——国民党中校杨济舟，抱持救国救民之理想信念，选择起义投向与其信念一致的共产党（这类起义的国军将领形象是有史可依的，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突出共产党人信仰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暗线则是描叙马志杰等中共地下党员们的秘密革命行动。篇末则双线合流，除了表现血与火的搏杀，表现不同军事路线的斗争，编剧在剧本构想中牢牢把握着“红色基因”，以“向内”的姿态深刻探索人物的本质和转变，赞颂的是为民族信仰而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抒发的是“能打仗、打能仗”的战斗意志和策略，坚守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方精神高地。

全剧故事情节通顺，合情合理，人物对比鲜明，戏剧冲突设置合理有效，描写了起义的发起、开展、破坏、成功的整个过程，既反映了革命工作的紧张刺激，也再现了红军的建设经验，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尾声中国民党人杨济舟发动起义、家庭主妇杜语琴为送信光荣牺牲、普通民众牛二娃参加红军投奔革命也都映证了这一点。

人物角色设置对比鲜明，多重矛盾并置。剧中人物共分为三大阵营：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普通群众。共产党人以马志杰为代表，机敏慎重，团结一心，胸怀大义；而国民党人则以林中扬为代表，心思叵测，尔虞我诈，各有私心。这两类阵营是矛盾冲突的主要两方。而主角杨济舟的身份则较为特殊，是编剧精心设计的“这一个”，他有民族大义，识大体，能征善战，身为国民党人，但最终选择了起义支援红军，成为了跨阵营的特殊一员，并带动混七旅三营的同袍走向正义。此外，作为第三方的群众阵营中其实也非一团和谐，也有着壁垒分明的界限，拾荒者牛二娃、家庭主妇杜玉琴，对于革命毫无所知，但本着从心而发的基本良知在有意无意中帮助了共产党的行动，是作为可吸收可争取的角色而存在的；但优伶圆圆则与牛二娃截然不同，她同样是一介普通民众，但是是非不分，以色艺存身，甘心为江防军利用，堕落腐化，倒向反面阵营。

正因立场各异，故而人物间矛盾重重。这些矛盾包括同一阵营的和不同阵营的，轻重急缓各有取舍。不同阵营的，势同水火：国民党人林中扬、王封安等人将共产党人视同眼中钉，势必杀之而后快；同一阵营但不同立场的，终背道而驰：同属国民党阵营的杨济舟与顶头上司林中扬，二人理念不同。林中扬是一心清除异己，为达私利不择手段；杨济舟则有胆有识，心怀壮志，敢于抗命。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最终也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同一阵营的杨济舟与母亲同样存在着矛盾，但非不可调和：朴实的母亲不理解革命的意义，只求儿子安稳过日子，是一个为人母的女性的最直接期盼。杨济舟与母亲的分歧在于知识水平、眼界见识的不同，但是二人的心意是彼此相通的。母亲的真心不过是“当百姓，求安稳，儿女绕膝有双亲。一日三餐粗茶饭，其乐融融方开心。”在经过杨济舟的一番诚恳劝解下，杨母突破自身识见的局限，支持杨济舟舍小家为大家，“男儿当为苍生谋福祉，为劳苦大众遂心愿。”

主要角色性格复杂多层次，心理演变历程循序渐进。编剧笔触深入人物内心，真实再现了革命年代里诸位当事人复杂真实的命运变化、性格特征、情感世界和信仰抉择。从开场起，主角杨济舟作为一名笃信三民主义的同盟军将领、国民党人士，对于有着共同基本信仰和理念的共产党并不排斥；随着剧情发展，他对于身边的共产党员的所做所为，心知肚明，并不干涉，对共产党革命斗争方式，故表现出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态度。紧接着，对杨济舟有知遇之恩的林中扬为削弱共产党力量，逼迫杨将众多部下士兵押解至成都。杨济舟左右为难，在恩情和义气、信念之间纠结、徘徊，情势一时陷入僵局。随后，林中扬暗地将杨母杀害并嫁祸于共产党人。生死一线之际，马志杰仍面不改色，自认共产党员身份，杨济舟大为震撼，且惊且敬，开始正视共产党人的从容不迫和无惧生死，对于共产党充满好奇和震动：“共产党啊共产党，你靠什么凝聚人心和力量？你靠什么催人蹈火赴汤？面对生死为何从容面对不慌张？”这些心理的震撼无啻于一枚重型炮弹，摧毁杨济舟的心理底线，继而引发杨济舟的深层思考，“理想”与“信仰”，反思国民党军队的拉帮结派、各自为营等勾心斗角的丑行，为其后义无反顾参加起义做好了心理建设，剧情发展水到渠成，同时也为读者的心理接受铺平了道路。

剧情节奏明快，双线并行不拖沓，抛出矛盾即刻解除矛盾。剧中所设置的矛盾基本都是当场矛盾当场解决，一般不会拖到下一场才解决。比如第二场中杨济舟与母亲因为阅历、视野不同而产生分歧，但在杨济舟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唱段过后，杨母幡然省悟，转而全力支持儿子的决定，立誓成为儿子的靠山后背，免其后顾之忧，具有中华传统贤母的崇高仁义的形象。又如第四场中，林中扬栽赃嫁祸共产党李小七杀害杨母，激怒杨济舟使其丧失理智，企图挑起国共两党的矛盾，让杨济舟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情势陡然危急，一触即发。但是关键时刻，牛二娃上场，力证杀死杨母的是保长李瘸子，是一场阴谋，于是谎言不攻自破，林中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进一步促使杨济舟选择了跟随共产党。再如第六场中，赵正财身份暴露被抓，起义点火一事无人承担，形势堪忧。其女赵书梦勇敢无畏顶替父亲前往，弄湿火柴无可奈何之时，灵光一闪以萤火代替，最终完成任务。

此外，双线情节多转折，跌宕起伏，让人揪心。剧本中的矛盾冲突往往是曲折复杂,变化多姿的。如第四场“谋定”讲述杨济舟誓要起义跟随共产党，全剧情势明朗，一片大好，但第五场“软禁”则转而写林中扬狡猾多计，设下圈套，截获重要情报，而杨济舟又行动受限，起义形势顿时被蒙上了阴影。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戏剧冲突却表现得委婉曲折,跌宕多姿，在革命形势的问题上,忽而由阴转晴,忽而又由晴转阴,多次显露转机,却又嘎然而止，曲折多变，绝无平淡之感。

唱段结构丰富，唱词别致，意蕴深远。唱词中较多运用重复、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既传达情感，加强语气，又回环往复，充满语言美。第二场中杨济舟与母亲沟通，连用四句“谁不想”“谁不盼”的反问句，唱词格式整齐有序，同时表达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第五场“软禁”中杨济舟被王封安威逼同流合污之时，以一段19句长唱段自表心志。唱词中运用了22个“心”字，分布于句尾、句中、句首，道尽为人处世之道以及杨济舟的个人遭际，巧妙且涵义深厚，话外之意不言自明，委婉地表示了拒绝之意。第六场中赵书梦心急摔了一跤，将关键的道具火柴弄湿了，心急如焚，自责歉疚，唱词脱口而出：“谁给我智慧，解救我的亲人？”引出后文主题曲，导出“萤火”，再度渲染气氛，点明主旨。

编剧往往借助人物唱词点题，抒发感慨。无论是联络员赵书梦的自述心曲“黑暗日子百姓的路在哪，儿愿做只萤火虫照天下”，还是杨济舟的无奈慨叹“可怜山河多苦难，城头易旗如家常。百姓饱受战火苦，衣不蔽体去逃荒 ”，表现了战争对于人命、人情、人性的巨大影响，将剧中种种外在的戏剧冲突融入人物心理的交锋、性格的碰撞、情感的纠葛等，而剧中大量的唱段，包括对唱、独唱、合唱等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冲突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将人物内心最隐秘最深沉的情感展现出来，使得战争导致的外在的紧张感和人物情感世界内在的紧张感结合起来，既推进剧情发展，同时还丰满了作品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编剧广泛吸收当代戏剧的探索成果，在艺术上主动不断创新，精神可嘉。但窃以为剧本中多多少少还存在一些瑕疵，仅提出以供参考。

首先、部分情节缺少过渡，衔接不顺畅，逻辑性有待加强，前后衔接上缺少很多说明性文字或对话。如中共地下党赵正财是如何暴露身份的，又如第六场“突围”中牛二娃是如何出现在现场的，尾声中马志杰、杨济舟二人为何突然毫无征兆地进行暗号接头，这些线索均没有前言交代或者伏笔，只是在情节剧情中突然出现，显得相对突兀。可适当在人物对话中提及一笔，推动剧情上的连接。

其次、部分对白的价值和意义不大，尤其有些歇后语的使用很生硬突兀，如“菩萨的眼睛——不能动”“开了闸门的水——下流”等，反不能增色，不妨置换成更有意义的对白或独白，有效提示剧情，增进连接度和顺畅性，以便更好推动剧情发展和表达主题思想。

其三、个别人物角色的设定不太合情理。如赵书梦的年龄设定可以再小一些，作为22岁，其实在剧中的某些举动和情绪都不合时宜了，更遑论在人人早熟的革命年代。如突围中杨济舟管她叫“小妹妹”，根据编剧设定，杨济舟只比赵书梦大7岁。又如她在尾声中以亲吻表达感谢的举措。亲脸的动作在中国而言是比较亲密的，对于两个二十多岁的成年男女而言，这属于是情人之间的动作，赵书梦羞涩一亲，观众会认为这是她与牛二娃的定情之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赵书梦显然无此意。所以这一吻与后文中赵书梦所言“从此以后，我就把你当我哥哥了”，显然是信息不匹配的，前后传达的意思自相矛盾。

其四、人物性格特质不够突出，主动性不强。全剧基本依靠剧情强行推动人物在走，使得故事本身的框架约束了人物的自由，人物的行为表现总有一种很仓促的感觉，仿佛是为了完成剧本的结局而在按部就班的前进中，缺乏一种自主能动性，导致人物的生动性、灵动性欠奉。

其他如四川地方特色融入不够贴合、节奏张弛不稳定等问题也都值得商榷一番。

编剧陈立先生创作的这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萤火》以其朴素的舞台语言、高尚的主角形象、昂扬深沉的艺术风格切实彰显了信仰和崇高之美，以充满阳刚之气的革命情怀奏响浑厚铿锵的黄钟大吕之声，进一步推动和繁荣了主旋律文艺创作，因而十分打动人。尤其在注重“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社会，正在举办的一系列建军、建党、建国等重大纪念活动无疑给予了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创作的最佳契机。革命历史题材剧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与重塑价值观的作用，对于纠治当下转型期社会存在的精神矮化、道德失范、信仰迷失等病症，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说：“崇高的娱乐带给人们对现状的思考和理解，把观众从现实拉到戏剧中不应该是愚弄和耍乐，而应让观众从舞台上重新感受现实、思考现实，然后去改变现实。”所以，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创作绝不会是曲高和寡的高台之作，只要编剧本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创作原则，通过对中华千年传统文化的凝练、对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观的倡导，让国人加深对祖国的历史认知，夯实民族自豪感，更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