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伟

中西廉政文化对比与互补

文/江伟

廉政文化，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思想的新发展、新探索。本文通过中西方廉政文化的特征及对比，探讨如何完善人类廉政文明建设。

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共生体，它以廉政为其价值追求、以文化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廉政文化有根性，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特性的廉政文化。中西文化历史渊源不同，政治生态环境迥异，廉政文化在其运行中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中国廉政文化的特征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意愿，人从善端出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途径，最终达到内圣成仁的目标。这种以尊崇道德为主导的礼学经过几千年的沉淀逐渐内化于整个民众的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省自敛为底色，以贤人之治、为政清廉为着色，认定通过至善至廉的个体修为，推己及人，推而广之，最终可达社会至清至明。具体到廉政文化，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蕴含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积极因素，在后世为政处事中具有传承价值。为政之德首推廉以洁己，以身率人，知耻责己，从做官的底线和起点做起，融廉政和勤政于一身，以廉政立身，以勤政安民，“功在勤政，威在律己”。明代刘应麒在告老返乡时留诗一首：“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者的廉政情结:从培养善心善意起始，终达善义善德，善始善终，鞠躬尽瘁，尽职尽责。

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希望为政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但这种美好的祈愿一旦离开了规则的力量，人性向善就易于流于形式，“性善”造就了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随着历史惯性的延续，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百姓对当权者理想化的过高期许和实践中的权力异化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传统的源流滋养着今天的政治生态环境，培植着一脉相承的廉政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逐步完善了廉政文化的生态体系。执政党的廉政文化离不开党的优良传统，离不开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执政党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资源。建立于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之上的是一套自我净化的政治系统，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与建设党、依靠党双管齐下，扬善弃恶。从宣传和教育的角度上讲：既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文化、先进理念、先进思想教育、熏陶、激励、鼓舞党员干部，又从“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危机感上警示干部。从机制的角度上讲：既推进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实行关口前移预防机制，又强化查漏补缺、惩恶戒害的惩戒机制，同时将党内监督、党外监督、上级监督、下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业内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全面监督体系融为一体，使廉政建设和反腐机制同频共振、同步发展、整体推进，并发挥了良好的效果，为全党树立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西方廉政文化的特征

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反，“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西方这种对人性邪恶的不信任的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逐步成熟和发展完善。尤其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他们则把人的欲望视为人的本性，强调对人的本性的邪恶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美国著名政治家麦迪逊曾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是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才需要政府为人民守夜护驾。同样因为人不是天使，组成政府的那些人也不是天使，则需要接受民众的监督，否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要做到廉政，就要让监督无所不在、无所不至，不仅针对贪官监督，还要对好官监督，否则如同天使般的好官也会在权力面前学会贪腐。基于这种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政治文化理念，西方在实践中则关注制度、法治建设。其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权的泛滥；其私法之设，在于抵御权力对权利的侵凌、防止公权对私权的冒犯。西方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要让权利制约权力，从而防止“权力缺失”和“权利侵蚀”而造成的贪腐与恶治。

西方反腐体系相信外来约束的力量，期望用外来的强力约束达到监管个体自身的目的，因此对自律文化的建设日渐忽略和柔化，他们缺少对廉政文化哲学层面的构建。较直白而强化的制度而言，有修为的个体力量在社会的榜样和昭示作用日渐式微。在西方文化建立初期，尤其在美国历史上，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献身于国家、清白于己身的总统不乏其人，但伴随着西方历史的发展，这种彪炳史册的政治人物却日渐匮乏。

中西廉政文化的比较

中国的廉政文化受“性善论”的影响颇深，崇信道德修养，把德看成最高境界、把法视为规范行为的底线。传统的士人认为：如果整个社会不停地提倡道德，则社会成员会对道德趋之若鹜，从而远离行为底线。在政治认知上也是同理，对廉政提倡越多，贪腐则越为社会所不齿，则类似包拯、海瑞等清官廉吏则可万古流芳，社会风气就会理所当然地从良趋善。但这种传统观点忽略了人性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逐，人类对内心世界的控制与管理迄今为止还没有走到成熟，过多地依靠个人修为，而缺乏强调外来约束往往纵容了权力的张扬。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的廉政文化可以借鉴西方廉政文化的可取之处，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此理至上、至深、至明、至迫切，需要我们贯彻落实。我们需要树立依靠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制度的趋善往往比个人趋善的力量要强大。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之为恶、人性之为贪的程度才有可能降至最小。

监督从特性上可以划分为他律监督和自律监督，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自律性强调自我自觉约束，他律性强调外来约束。自律监督是本体，有自我净化的效果。相对于个人而言，自律性是境界和修为的体现；相对于政党而言，自律性是政党文明和执政能力的反映，自律严格，政治生态系统则自发调节，呈现清明之景。但任何政治生态系统都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过于依靠自律监督有时难以修复权力对政治生态系统的疏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权力具有两重性，对人财物力的支配性和由交易带来的腐蚀性，这两种特性对自律监督体系有极大的伤害性，易于致使其就范于权力之下，因此任何政治生态系统在发展中需要依靠他律监督来修补和完善。他律监督是异体监督，是外来监督，是用权力制约权力。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不能是无限的，也不应当是绝对的，他律监督是对自律监督的有效补充。

他律监督加自律监督共同构成整体的监督系统，他律监督和自律监督是对权力监督的双保险。过分倚重他律监督，政治生态系统就无法产生自我免疫力。免疫力过弱了，政治体系会丧失自我更新能力；过分倚重自律监督，监督视角过于狭窄，监督本身容易落难于更高权力的掌控中，当政治生态系统所遭遇外来强势的负面影响无法清除时，自律监督就会显示出弱势。因此他律监督和自律监督相得益彰。

中国的廉政文化特征如水，软约束性强，依据于人的善知与良知，功在扬善；而西方的廉政文化特征则如火，硬约束性强，依据于国家的强制力，功在止恶。两者虽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因此中西廉政文化互补将完善和丰富人类廉政文明建设。

(作者系北京党建基地研究员，北京高校中特理论协同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延伸阅读：

中国廉政文化历史沿革

起源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政、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根据欧阳修的《廉耻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也就是说清廉是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明朝的郭允礼撰写《官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最为后世称道的经典阐释，对中华廉洁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宝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恒久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自豪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的同时，应积极萃取古代公廉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

创新

今天我们建设的廉政文化毕竟不同于古代的“清官文化”，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首先，廉政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打牢了，才能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其次，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课题。有人说，美国靠“三片”影响全世界，即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薯片、英特尔芯片。实际上，“三片”附着的就是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更趋激烈，文化已经被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高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正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中国来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这是时代赋予廉政文化建设的崭新意义。第三，“清官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过分依附于个人的品质和道德，不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要克服这一弊端，必须与制度建设相得益彰。我们知道，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和固化，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有力度，更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国内外执政党加强廉政建设的成果，坚持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思想在廉政建设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而又具体的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丰富、完备、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渗透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各个领域，作用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

廉政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

廉政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是引导全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的体现。

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

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清廉。务实，就是要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执政党廉洁从政的规律，坚持立党为公，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务求工作实效。为民，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清廉，就是要保持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廉洁奉公，廉洁从政。这一价值观，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